書名：拯救與毀滅：以他者的身分寫作【哈佛大學最具影響力諾頓人文講座系列六講】

作者簡介

阮越清 Viet Thanh Nguyen

　　越南裔美國小說家，普立茲獎得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曾獲麥克阿瑟基金會與古根漢基金會獎助，現為南加州大學英語系艾若・阿諾德講座教授（Aerol Arnold Chair of English），並兼任美國研究與族群學教授。
　　一九七一年出生於越南邦美蜀市，西貢淪陷後與家人逃至美國，先在賓州定居，後搬遷至加州，現居洛杉磯。代表作包括：《同情者》、《流亡者》、《告白者》、《一切未曾逝去：越南與戰爭記憶》、《兩張面孔的人》（皆由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個人網站：https://vietnguyen.info/

譯者簡介

李斯毅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美國波士頓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及財經法學碩士，具台灣證券分析師（CSIA）資格。喜愛閱讀，曾獲梁實秋翻譯大師獎優選。譯有《剪接室裡的故事大師》、《給焦慮世代的哲學處方》、《深夜裡的哲學家》、《泡泡紙男孩》、《月光下的擁抱》等。

書籍目錄

序言

一、雙重身分，抑或身分不純正
二、為他者發聲
三、巴勒斯坦和亞洲
四、跨越邊境
五、身為少數族裔
六、身為他者的喜悅

謝辭

推薦序/導讀/自序

「在一系列情感豐沛的篇章中，阮越清將『藝術家在政治論述中的角色』這項理性思考，轉化為人們的共感經驗，深刻揭示政治對藝術的潛在影響。」——《浮華世界》（Vanity Fair）

「這是一本關於寫作與創作理論的重要著作，從亞裔美國人、移民與難民的多元視角出發，補足了文學研究中對『他者書寫』的關鍵拼圖。」——《圖書館雜誌》（Library Journal），星級推薦

「當代美國小說界最具良知、最無畏的作家之一……在書中探索文學中『局外者』的意義。」——美國文學網站Literary Hub

「阮越清回顧那些在他心中留下印記、形塑其世界觀與政治、文學美學的文學作品，並揭示它們如何在暗處支撐、啟發他的創作。」——《明星論壇報》（Star Tribune）

「深刻動人——阮越清以文學、歷史、政治與家庭的多重視角，細膩探問『身為局外人』的意涵，並直面作家在暴力年代所背負的責任，以及社會中『次要書寫者』的孤獨與創造之樂。」——「詩人與作家」網站（Poets & Writers）

「在六篇引人入勝的章節中，阮越清以文學、歷史、政治與家庭為經緯，層層探析『局外者』的存在意義。」——《今日美國》（USA Today）

「本書不僅反思『他者』如何形塑邊緣身分，更追問：當如此龐大的一群人被長期標記為『他者』時，這對人類意識意味著什麼？他以全球視野揭示民族身分間的糾結與連帶，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究竟對自身的認識有多深？」——《澳大利亞書評》（Australian Book Review）

「這是一場對『成為他者』的思索——既關乎自我保持距離的必要，也關乎遭受汙名與外界目光排拒的經驗。阮越清邀請讀者正視：當我們以『他者』之姿書寫，內在潛藏的陷阱與可能性。」——《芝加哥書評》（Chicago Review of Books）

「在個人記憶與文學思考間穿梭，阮越清以深刻的洞見與嚴謹的論證，展現出引人省思的思想力量。」——《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一場挑戰思維的探索，呈現作家作為說書人、人類學家與洞悉世界的局外人的多重面貌。」——《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深刻探索身分、流離與歸屬的重負。阮越清以精湛筆法交織個人歷史、文學評論與政治思辨，直面美國社會中種族、權力與連帶的複雜現實。一部洞見深刻、不容錯過的必讀之作。」——雷薩．阿斯蘭（Reza Aslan），伊斯蘭公共知識分子、《革命分子耶穌：重返拿撒勒人耶穌的生平與時代》作者

「阮越清引領我們超越狹隘的種族界線，重新想像一種源自反殖民歷史、建立於共同奮鬥的全球連帶。 在民主信念動搖的當下，他那兼具犀利與慈悲的思想，顯得前所未有地迫切而必要。」——洪朴凱西，美裔韓國詩人、溫德姆－坎貝爾文學獎得主、《我受傷，故而我存在：關於種族創傷，亞裔美國人的少數者感受》作者

「聰慧、嚴謹且充滿啟發性。《拯救與毀滅》兼具自傳與評論的雙重特質，深具洞見。這是當代最重要作家與思想家之一的耀眼之作。」——權五慶，韓裔美國小說家、《燃燒》（The Incendiaries）作者


序言

　　身為自己且身為他者。感受故事的力量和語言的力量。文學始終緊密纏繞著這兩大主題。比方說，文學的敘事經常使讀者認為角色在某方面就是讀者自己的他者，然而那些角色有時並非與讀者完全相同，有時甚至與讀者的人性大相逕庭。作家也和讀者一樣，會在他們的作品中與各式各樣的他性 過招，從敵人或陌生人所加諸的難題，到涉及父母、子女、鄰居、朋友與情人的親密困境。由於語言和自身也可能會變成他者，或許成為作家的必要條件，就是對自身和語言的他性具有敏銳的判斷力。
　　然而，努力解決自己的個人特質性或異化性，並非硬把他性當成外界的集體狀態甚至有害的支配力量。刻意與遭到妖魔化之他者保持距離的作家，以及因為刻意與遭到妖魔化之他者保持距離而受人指責的作家，兩者也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我在這系列的諾頓講座所發表的內容既是評論也是自傳，我將試著從他者的立場來思忖寫作與閱讀的意義，因為他者是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藝術起點。
　　在評論與自傳之間迂迴而行，反映了我身為學者的職業生涯及身為作家的自我教育，而這一切都起始於越戰結束後我以難民和難民之子的身分逃離越南。學術和寫作都協助我遠離戰爭和殖民主義的苦難，也讓我在流離失所和種族主義中覓得避風港。然而學術和寫作不僅僅是避難所，也是爭執和掙扎的場所，我在裡面設法打破學術與文學、藝術與政治之間的差異，在成為作家的道路上摸索而行。
　　驅使我這麼做的動力之一，是我深信故事具有拯救我的力量：故事能幫助我在無聊、絕望和寂寞中轉移注意力，這些生活常態因為我的難民身分、戰後人生的戲劇化及戰爭和逃難對我父母的影響而更加惡化；故事也能幫助我用藝術和想像代替現實，使我得以分析並刻畫這種戲劇性的人生，並在這種過程中理解戰爭與難民並非民族國家狀態的附帶事件或枝微末節，而是主要的核心。
　　對說故事的人而言，這種認為故事能提供救贖的信念可能只是感情用事且出於自私，但倘若真是如此，這種感情用事就會被一種可能性所減輕：故事也可以藉由幫助我們正視或至少明確表達出濫用權力及其在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戰爭衝突與威權主義、父權制度與其關於性和性別之規範的表現是多麼可怕，進而拯救他者。最終，故事還可以在我們自己及我們所愛之人的人生走到盡頭時讓我們有心理準備。
　　但假使故事具有這種拯救的力量，它們也可以毀滅我們或我們的他者、我們的惡魔、我們的怪物。故事和語言總被個人和社會加以武器化，任何一個曾被貼上他者或局外人標籤之人，都很清楚文字、圖像和敘事能把象徵暴力的行為變得幽默化、邊緣化甚至直接抹滅消除，因此對那些沒被當成人類看待之人暴力相向就成了正當可行的行為。
　　倘若我的文學之夢源自於童年時期的天真無知及對令人著迷的故事懷有單純的熱愛，那麼我成為作家的管道，便只有承認故事具有難懂的力量，並且認可故事在我身上塑造的他性。這種力量和他性都以我無法控制的方式加諸於我，而且這種他性早已潛藏在我的體內。我不清楚哪種形式的他性比較早出現，然而從天真無知到經驗老到，這段旅程有一部分意味著我必須明白：一旦我像其他許多啟發我或激勵我的作家一樣掌握了寫作的力量，這種力量就可能充滿危險甚至會變幻莫測，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作家的他者。
　　在這些講座中，我將探討曾經書寫過這類議題並對我深具意義的作家，從早已仙逝的知名作家到現今依然健在但於文壇前途未定的作家。我將從雙重身分及為他者發聲開始談起。當諾頓講座邀請我的時候，我剛好完成了《兩張面孔的人：一本自傳，一段歷史，一份紀念》，我在這本書裡也聊過雙重身分及為他者發聲的挑戰。讀過這本書的人將會發現，第一堂講座的部分內容和第二堂講座的全部內容都是我在這本書裡談過的議題。這兩堂講座猶如一段過渡期，讓我將《拯救與毀滅》打造成《兩張面孔的人》的續篇，使我得以持續分享我關注的寫作和他者議題。至於在後面的講座中，我將談論以色列對加薩和巴勒斯坦發動的戰爭，以及跨越邊境既是一種遷徙行為也是一種文學表現。最後，我將探討身為少數族裔的重要性，以及在他性中找到喜悅的可能。
　　身為他者的孤單以及身為作家所需要的孤單可能都會讓人覺得寂寞，然而寂寞與孤身一人不同，孤身一人是作家與讀者經常尋求的慰藉，因為他們對於故事的熱愛通常必須在私底下經歷。矛盾的是，一旦他們擺脫了寂寞，就有機會創造出一個文學共同體。因此，世界為作家和讀者而改變，然而這並不表示整個世界都會被重塑。這種創造世界的過程需要讀者放下手上的書本並且採取不一樣的行動。這個世界的齒輪與想像力的齒輪彼此相扣，在文學文本中的場景可能會對啟發這些文學場景的世界造成影響。因此，在創作文學與閱讀文學上志同道合的他者彼此團結的情況，必然會與反對他性被打壓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相似。那些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都需要仰賴說故事的能力，才有辦法指出不公不義的問題，並且想像一個更公平的世界。
　　運用這種想像來書寫和討論他性或許會令人望之生畏，因為他性的問題可能根本無解。從我們自身的精神迷宮到人類創造他者之需求，我們對他者施以各種類型和各種程度的暴力來定義自己。我自己的他性經常令我費解且製造麻煩，就如同寫作任務對我而言一樣。然而堅持他性與寫作以及建立起在文學領域與凡塵俗世的共同體，也為我提供了相當的樂趣──可以確定的是，這有時候是一種痛苦的樂趣──使我願意繼續聽從它們的呼召，尤其從事寫作和透過他性寫作的一項成果，是可能從恐怖與悲劇中創造出美好，這種美好既存在於藝術，也存在於團結一致之中。

文章試閱

一、雙重身分，抑或身分不純正

　　我接到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邀約時其實相當驚訝，因為我在學術界已經工作三十多年，我知道受聘為非行政講座教授及獲得講師職位是非比尋常之事，即便我不太清楚那些講座的確切意義以及其名稱由來。諾頓講座和諾頓出版公司 有關係嗎？還是與《諾頓英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有所關聯？我讀大學時很努力地閱讀了《諾頓英國文學選集》裡的作品，因為那些作品全是經典之作，所以我──一個優秀的好學生、少數族裔的模範、移民、難民、局外人、他者──認為自己必須拜讀。儘管如此，我顯然對這套經典了解得不夠深，仍得查詢一下查爾斯•艾略特•諾頓 與諾頓講座的相關資訊。當我看見諾頓講座的歷屆演講者名單時，立即恭恭敬敬地對這個講座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前的演講者包括與諾頓具有私交且成長於麻薩諸塞州劍橋市 的卡明斯 。我本身成長於加利福尼亞州的聖荷西，你知道怎麼去聖荷西嗎？ 在對諾頓這個名字稍微有點了解之後，我承認我萌生了虛榮，緊接著也產生強烈的不安：與之前的演講者相比，我到底算什麼？
然後我讀了一些諾頓講座的內容。在讀完伊塔羅•卡爾維諾 、荷黑•路易斯•波赫士 、納丁•葛蒂瑪 和其他人的講座之後，我只得出一個結論：哈佛大學可能搞錯了，他們在邀約時搞錯對象了──必定是這個原因。他們把我誤認為另一個我，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人。我以前也遇過這種情況，而且不止一次，因為我的名字和姓氏放在一起是相當常見的組合。我在洛杉磯有一個朋友是電視導播，他也叫阮越清，他曾多次被誤認是我，包括在需要出示信用卡的場合以及參加好萊塢舉辦的活動時。另外，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大四那年，參加了一場資優生英語研討會，雖然很少越南裔美國人主修英語，但有一個也叫阮越清的越南裔美國人參加過另一場資優生英語研討會。我的這位分身比我矮小，外型看起來和我完全不同，但也可能和我一模一樣，這取決於由誰來看，比方說他的教授。那位教授碰巧負責博士班的招生事宜，當我申請博士班入學時，他將我誤認為另一個阮越清。由於他不喜歡那個阮越清，所以我差點因此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博士班拒於門外。我的人生可能會因為這個與我姓名相同的他者而走向全然不同的方向。
　　無論我是否被誤認為別人，我仍接受了諾頓講座的邀約，主要是因為這對我來說充滿挑戰性，一個好學生永遠不會拒絕挑戰。不過，說實話，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名聲，畢竟少數族裔的模範總會受名聲誘惑。再更坦白一點，我是為了錢。我知道，談論金錢很粗俗，尤其我的演講才剛開始，然而金錢往往是一種缺席的存在 ，以較低的音頻發聲，至少對我這種人而言是如此。我曾知道自己花掉多少錢，因為在我大學畢業後，我父親對於我不重視金錢的態度感到非常失望，於是給了我一張列有各種明細的帳單，上面寫著我父母為我付出過多少金錢。我很遺憾自己沒把那張帳單保存下來，那是我父親親筆所寫的帳單。如今我父親已經不會算術也無法寫字了。我完全不怪我父親寫了那張帳單，因為他雖然給我那張帳單，卻從來不曾真的要我付錢。他和我母親為我付出的犧牲，是無償送我的禮物。
　　我父親出生於貧困的農村，曾經兩度淪為難民。他以前很愛我，現在當他短暫恢復記憶時也依然愛我。他沒有因為我亂花錢而向我收費，但他相當重視金錢。我母親也很重視金錢，她同樣出生於貧困的農村，也曾經兩度成為難民。我十幾歲的時候，她曾告訴我她和我父親如何在聖荷西的雜貨店將二十磅重的泰國香米以二十美元的價格售出，並因此獲利二十五美分。也許她誇張了每袋米所能賺得的利潤多麼微薄，但也許是我的記憶不可靠，尤其我對金錢和收入毫不在意。不過我母親的用意，是要把勞力與成本和辛苦與收獲的觀念以及價格與價值的觀念傳授給我。每袋米都吸取了我母親一部分的生命力，使我因而得到照顧和教育。我母親和我父親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和狂熱的資本家，他們將犧牲奉獻和努力奮鬥的精神傳承給我，雖然我早已開始吸收另一種不同的文化，一種不同的信仰，那種文化把我帶到這個講座的舞臺上。倘若我父母希望我了解他們是藉由辛勤工作以及對資本主義和天主教的信仰才能將我們從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拯救出來，我不禁好奇我漸漸疏離的那些文化是不是也造成什麼樣的毀滅。
　　這種救贖與毀滅的主題，對於現在是或曾經是某種宗教信仰的信徒而言，都應該都相當熟悉，無論天主教、共產主義，或者美國最基本的教條：資本主義。難民也同樣站在救贖與毀滅的交會點──當他們被困在過度擁擠的船隻或骯髒不堪的營區時，那些隔著安全距離看著他們的人會對這種奇觀產生一種疑問：難民會活下來還是死去？會被拯救還是遭到毀滅？我身為難民，或者曾是難民，在大海上及難民營都待過一段時間，我的出身和難民粗俗的潛質仍繼續影響、玷汙、困擾著我，或者使我心生恐懼。正如某些難民或者前難民所指出的，他們無法確定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不再覺得自己是難民，即便他們實際上和法律上都已經不再是難民，就如同我的情況一樣。儘管如此，我覺得我的人生不僅始於我的出生地越南，也始於我記憶中那座位於賓夕法尼亞州的難民營。倘若沒有這些根源，倘若沒有我那個從現在到永遠都是難民的分身，我無法成為一名作家，或者至少不會成為我現在這種存在於難民現實中的作家，一個「裸命」的樣本。
以哲學家喬治•阿岡本 的話來說，「裸命」意味著一個人被剝奪了人性的外衣，使其在生物學上依然活著，可是在文化、社會和文明層面卻稱不上是人。阿岡本認為裸命存在於集中營和難民營，我則覺得有難民的地方就能發現裸命，無論是搭船的難民或步行的難民、在海上的難民或叢林裡的難民。許多倖存的難民在跨越邊境或離開集中營後再次變回一般人，他們會盡最大的努力拋開裸命的身分，有時候甚至會拒稱自己是難民。取而代之地，他們用一種比較悅耳的方式來稱呼自己：移民。但也許本質遭到矮化的記憶會永遠緊緊依附他們，就像一種惡臭、一道陰影、一個分身，他們身為自己的同時也身為他者。
　　愛德華•薩依德是對我影響至深的榜樣之一，他比較喜歡用「流亡者」而非「難民」來描述自己的人生歷程。在他優雅又憂鬱的散文集《流亡反思》（Reflections on Exile）中，他寫道：「『難民』這個詞彙已經變成政治詞彙，暗指一群無辜又困惑之人，急切地需要國際援助。然而『流亡者』這個詞彙則伴隨著……一絲荒涼感與高尚性。」這句話的含義很清楚，因為流亡者有能力變成可解釋自身經歷的作家或學者，作家和學者寧可成為流亡者也不願意成為難民。在薩依德的散文中，流亡者身上縈繞著浪漫、魅力及藝術可能性的香氛，即便他們遭受了許多痛苦──這種香氛在充滿惡臭的難民身上是聞不到的。流亡者是人，但難民不是。
當我還是一個年紀二十出頭的研究生時，有次曾在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會議中，於擠滿聽眾的飯店宴會廳聽見薩依德的演說。他的講題是歌劇，欣賞歌劇是他的嗜好之一。雖然我聽得懂他說的每一個字，可是對於那些字句的意思所知甚少，因為我從來沒看過歌劇也沒有完整地聽過歌劇。薩依德是一位古典鋼琴家，而我父母選擇了一架琴鍵會發亮的電子風琴作為我的樂器，以便我彈奏〈聖母頌〉（Ave Maria）以及他們喜愛的教堂音樂。不過我沒有好好學習彈奏那種風琴，後來還變成無神論者，但我知道古典音樂和歌劇意味著藝術與經典、品味與精緻、財富與權勢，也知道那些作曲家的名字，雖然我不懂他們的作品。我坐在宴會廳後方一個利於觀察的座位，羨慕著薩依德的博學多聞以及他剪裁精良的西裝和充滿威嚴的舉止，還有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他的一切似乎都與現代語言協會完美契合，因此在多年之後，他的回憶錄書名令我深深驚訝：《鄉關何處》（Out of Place）。
　　薩依德可能明白，就某方面而言他是一個局內人，是為後殖民領域奠定基礎之人，他的姓氏至少就和諾頓這個姓氏同樣重要。我能理解薩依德的心境，他既是一個局內人，卻又不知道自己鄉關何處，只能不安地活在人文和藝術領域的他者邊緣地帶。那種邊緣地帶是經常被人忽略的閾限空間 ，但偶爾會被讚美或譴責我們的人看見。我或與我同名之人在被聚光燈照亮時會發現自己刻意與人群分離，可能是因為我們能夠發聲且可以被人聽見，或者我是如此認為的。雖然我發出的聲音不是野獸般的吼叫聲，但有一次我發表了關於戰爭和記憶的演說時，邀請我參加該場研討會的教授將我的演說形容為「發自內心的吶喊」（cri de coeur）。
　　那位教授的法語讓我印象深刻。相形之下，我的法語肯定很糟。儘管如此，在這六次講座中，我會有許多這種發自內心的吶喊。在重要的身心二元性中，與我相同或與我有幾分相似的那些與他者（難民、在種族和性別及其他類別被稱為少數族裔者、被殖民者或曾被殖民者）具有深遠且矛盾之親屬關係的人，都被放逐到身體的隔間裡。或者，也許是我們的身體占據了我們，使我們（其中一些人）全神專注在自己的肉身上。對於像我這樣的作家而言，我的工作領域應該由我的聲音、我的心志和我的藝術來加以定義，我不聽話的肉身則是我的分身，使我在作家和評論家琢磨文本的世界流連徘徊，迫切地與這樣的世界保有聯繫。
　　我從我的情感和想法挖掘我的文本，然而那些情感和想法都已嵌入我的身體。每當我寫作或演講時，我無法忘記我的肉身，即便這次的諾頓講座邀約吸引我純然以脫離身體的權威之聲發表演說。倘若我或以前的我曾經淪為裸命，那麼我的赤裸如今已經罩上人性的裹布、罩上我裹在自己身上的文學外衣。這種人文和藝術的文化幫助我擺脫我父母的天主教和資本主義，或起碼這樣向指導我研究英國文學的那位充滿魅力的教授如此暗示。那位教授穿著西裝、打著領帶來上課，他對數百位懷抱理想主義的大學生宣稱，我們在這裡所學的英國文學，比商學院那些品味庸俗之人所學的知識來得更重要。我和其他人都笑了，自我陶醉地認為我們的文化品味勝過那些賺大錢的傢伙。我不記得當時我有沒有想到我的父母，但我的教授可能會覺得我父母是品味庸俗之人，甚至比不上那些品味庸俗之人，因為我父母從未上過大學，更遑論進商學院。我父母知道該怎麼賺錢，但賺錢和討論賺錢都很俗氣，創造藝術和討論藝術的學術成就則典雅精緻，至少許多藝術家和學者覺得自己身處的領域是如此。然而在人文和藝術領域裡身為他者，有一部分的意義，至少在西方世界（這是殖民與全球思想依然活躍且閃閃發亮的帝國世界的婉轉稱呼）中，需要定期被人提醒自己的他性與價值是彼此重疊的。一個人的價值會隨著其大學教育、專業訓練、知識領域或藝術才華在市場上的條件和流行性及其個人聲望和其所屬群體受人尊敬的程度而波動。有時候他者會被貶抑，有時候會被高估。如果某人碰巧是他者，無論基於何種原因，他都會被標上一個X，成為兩種本質和信仰方式的交叉之點。皮耶•布赫迪厄 將這兩種本質和信仰方式描述為全然對立的體系：一種是經濟價值，另一種則是象徵價值。切斯瓦夫•米沃什 則在他的諾頓講座「詩文的見證」（The Witness of Poetry）中以更詩意的方式稱其為藝術氣質與資產階級（或庸俗之人）之間的對立。藝術氣質與資產階級（或庸俗之人）是彼此的他者，他們的世界完全相反。資產階級（或庸俗之人）所推崇的價值，藝術氣質會加以鄙視，反之亦然。在藝術文化的領域中，藝術與人文創造象徵價值，於該領域辛勤工作之人，仍可能將這種象徵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或是財富。財富是藝術與詩文的他者。在自由市場上賺不到什麼錢的作家，可以在大學裡教書並擁有體面的生活，這是對於其象徵價值所提供的經濟回報。
　　他性的象徵價值與經濟價值，以及這些價值如何被創造、擷取和利用，都深深吸引著我，但我也被他性的政治可能性和藝術可能性及以他者身分寫作的意義所壓迫，這正是我在這六場講座所要討論的主題之一。我想知道他性對於書寫他者的作家及本身可能就是他者的作家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所謂的他者，是指被強大社會規範所排斥或剝削之人，或者自願或被迫從一個地方搬遷到另一個地方之人，或者在自己的國家受到被他們認為是他者的外人所支配之人。我所謂的他者，也是指我們自己，因為正如同托妮•莫里森在她的諾頓講座「他者的起源」（The Origin of Others）中指出的，他性來自我們每個人心中神祕且未知（或者充其量只有部分已知）的領域。那是一種恐懼和慾望的連結，我們將其投射在被我們貼著陌生人、外國人、敵人、侵略者、威脅等標籤之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