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中國製造的崛起：美中利益的交匯，如何重塑全球經貿格局

作者簡介

伊莉莎白·英格森（Elizabeth O'Brien Ingleson）
出生於澳洲雪梨，在雪梨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專門研究資本主義、中美關係和美國外交關係的歷史，曾在耶魯大學、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總統歷史研究中心和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擔任研究員。

目前是倫敦經濟學院國際歷史系的助理教授，同時也是《冷戰史》(Cold War History)雜誌的編輯委員會和美國外交關係史學家協會（SHAFR）會議委員會的成員。

曾在美國各地以及中國和歐洲部分地區生活和工作，現在則定居倫敦，與她於德州救援收養的愛犬Ellie一起生活。

這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譯者簡介

吳國卿
臺北市人，1956年生，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二十餘年。主要譯作有《大缺貨：供應鏈斷裂、通膨飆升與地緣衝突如何拖垮全球經濟？》、《下一波全球金融危機》、《下一波全球新貨幣：黃金》、《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碳交易：氣候變遷的市場解決方案》、《箱子：貨櫃造就的全球貿易與現代經濟生活》等。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本書特色】
l 運用大量中英文資料，包括未被探索的企業內部文件
l 提供新視角：描寫高層外交的同時，凸顯商界人士的關鍵作用
l 展現貿易關係如何影響美中兩國文化認知
l 揭示貿易關係如何影響美中關係的本質轉變
l 揭示經濟全球化的早期發展軌跡
l 說明經貿關係如何塑造國際政治格局
l 全球供應鏈形成的歷史根源
l 中國趨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
l 為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提供歷史參照
l 中國如何從「四億顧客」轉變為「八億工人」的過程

書籍目錄

目錄

★關於語言和數據的說明　　　　　012
★前言　打造「中國製造」　　　　　015
★第一章　尼克森震　　　　　041
◎第一次尼克森震撼　　　　　045
◎第二次尼克森震撼　　　　　058
◎龍女貿易商公司的時尚外交　　　　　069

★第二章　廣州交易　　　　　085
◎控制貿易　　　　　091
◎電視外交　　　　　107
◎「求偶舞」　　　　　117
◎廣交會上的馬可斯．波羅　　　　　121
◎新中國通　　　　　125

★第三章　「中國市場」意含的轉變　　　　　133
◎凱洛格的銷售和四三方案　　　　　136
◎臺灣的貿易失衡和「購買美國貨」　　　　　152
◎販售毛澤東時期的中國　　　　　156
◎美國碼頭工人和中國市場　　　　　160
◎開放中國市場的外交折衝　　　　　164

★第四章　中國市場的限制　　　　　169
◎三個世界：中國的發展與出口　　　　　173
◎促銷中國工人　　　　　181
◎取消農業訂單　　　　　198
◎一九七四年的《貿易法》　　　　　202

★第五章　銷售中國紡織品　　　　　223
◎四個現代化　　　　　228
◎進口中國風：薇拉絲巾　　　　　231
◎「向絲綢致敬」風潮　　　　　244
◎麗華姿與異國風情外交　　　　　250

★第六章　毛澤東逝世與貿易的延續　　　　　259
◎四人幫：出口導向發展的終結？　　　　　264
◎從長城伏特加到唐金體育用品　　　　　267
◎中國市場的未來　　　　　282
◎美國工程師在中國　　　　　286
◎美國─中華民國經濟協會　　　　　296

★第七章　美國手套之都　　　　　307
◎來自利伯蒂維爾的抗爭　　　　　310
◎外交干預　　　　　320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聽證會　　　　　325
◎追求市場秩序　　　　　332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裁決　　　　　334

★第八章　關係正常化和貿易協定　　　　　339
◎華國鋒致力於對外貿易　　　　　345
◎美國紡織業和中國進口產品　　　　　351
◎中國燈芯絨和天鵝絨　　　　　363
◎正常化　　　　　368
◎美中貿易協定　　　　　378

★結語　從四億顧客到八億勞工　　　　　385

縮寫對照　　　　　a1
注釋　　　　　a3
致謝　　　　　a66
圖片來源　　　　　a73

推薦序/導讀/自序

國際好評推薦
「《中國製造的崛起》是關於美國如何協助中國成為世界首要貿易強國的最佳概述。英格森生動地闡述了美國需求與中國願望的結合，如何重塑了全球資本主義。」——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冷戰：世界史》（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作者

「在這本原創且研究深入的著作中，英格森為一九七○年代美中貿易關係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見解。透過敏銳分析和生動敘述，她呈現了工會、紡織工人、銀行家、自封的「中國通」以及各類企業家如何視中國為機會與威脅並存。在過程中，她讓我們更深入理解了，影響兩國重要貿易關係的多元聲音和利益考量。」——Jason M. Kelly，《市場毛派》（Market Maoists: The Communist Origins of China’s Capitalist Ascent）作者

「英格森敏銳且富有啟發性的研究，透過介紹一九七○年代中美貿易轉型的關鍵時刻和人物，探討美國資本主義的變化如何為中國經濟崛起創造了條件。透過帶領我們回到中美關係重新開始的早期不確定時刻，（本書）……提供了最佳歷史著作所具備的震撼性衝擊，提醒我們那些在數十年來層層疊疊的目的論解釋之下被遺忘的事物，這些解釋試圖說明我們是如何從彼時走到此刻。」——Kate Merkel-Hess，《洛杉磯書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這是一部研究極其細緻的著作...書中充滿了有趣且新穎的軼事，帶領讀者回顧中美貿易關係初期那段搖搖欲墜、摸索前進的歲月...英格森敏銳地觀察到在關係正常化過程中，中美兩國促進貿易的方式存在顯著差異。」——金融與發展雜誌 - Elizabeth Van Heuvelen評論

「英格森巧妙地將宏觀經濟分析與商界人士謹慎探索中美貿易新天地的微觀故事完美融合...為這場改變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轉折提供了一個富有啟發性的全景圖像。」——出版者週刊書評

「這是一部精美之作。本書展現了極其細緻的研究功力、獨特的思維視角、成熟的判斷力，以及對地緣政治的宏觀洞察... ...其詳實的論證對任何認真研究中國和全球經濟體系的學者來說都是一份值得用整個週末細細品味的學術饗宴...這是一個關於全球化的典型案例研究，涉及國際資本市場的開放、複雜價值鏈的形成，以及中國經濟騰飛與美國社會分化的過程。從這些層面來看，這本書都極具閱讀價值。」——《澳大利亞人報》Paul Monk專業書評譯文

「這是一部精彩的著作，每一位認真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都應該閱讀...行文優美流暢，引人入勝，能給所有讀者帶來真正的愉悅和享受。這本書應該長期成為圖書館館藏和課程教材的必備之作。」——《中國季刊》William Hurst專業書評譯文

「為理解這個決定性十年的變革提供了寶貴的洞見。通過廣泛的檔案研究，[英格森]詳述了一九七○年代美國的諸多政策選擇如何為全球化打開大門，中國政府的政策又是如何利用這一開放機遇推動本國經濟發展，以及美國企業面對這種新的全球激勵結構，開始如何重新思考其供應鏈布局。」——《美國事務》Trevor R. Jones評論

「這是一部關於中美關係日益受到關注時期的引人入勝的著作。從美國解除貿易禁運，到最初試探性的進口合作，再到蓬勃發展的製造業，英格森追溯了美國企業對中國的認知如何從『4億消費者的國度』轉變為『8億勞動力的國度』，這一系列漸進的認知轉變最終匯聚成巨大的變革。」——璟斯·毛（Joyce Mao）《亞洲第一》（Asia First）作者、美國明德學院歷史教授

專業推薦（依來函時間排序）
王信賢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左正東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林祖嘉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經濟日報主筆
曾偉?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院長
包宗和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名譽教授


【序章】打造「中國製造」（部分）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凌晨四點，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和幾位最親近的幕僚登上一架從巴基斯坦飛往中國的飛機。經過幾個月的祕密外交管道運作，這趟飛行是在極度機密下安排的，甚至美國國務院的官員也不知道此行程，他們只知道季辛吉因為食物中毒正在巴基斯坦臥床休息。季辛吉一點毛病也沒有，而這場騙局讓這位傳奇人物得以花兩天時間，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祕密會面。周恩來將代表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與季辛吉共同決定兩國能否開展重建外交關係的進程。由於歷史上的深刻敵意和會談能否成功充滿不確定性，雙方對這次訪問嚴格保密。隨行顧問之一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回憶道：「這趟行程帶著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式的機密任務性質。因為全程是完全保密的。」

然而，在從查克拉拉（Chaklala）飛往北京的班機上，季辛吉突然想到，在清晨祕密行動的緊張氣氛中，他忘了多帶幾件襯衫。另一位顧問何志立（John Holdridge）提議可以穿他的襯衫，但何志立身高逾一八○公分，他的襯衫與季辛吉較矮胖的身材並不合。穿著不合身的襯衫並不符外交場合所要求的正式格調，但還有另一個外交敏感的問題：襯衫領子內縫著「臺灣製造」的標籤。就在美國和中國試圖為重建政治關係鋪路的關鍵時刻，季辛吉身穿的襯衫卻標示著邁向關係正常化的最大絆腳石。季辛吉後來寫到這段插曲時打趣道：「當我告訴我們的東道主『臺灣與我貼身相關』時，我說的是實話。」

（中略）

我在研究中國的學者們的這些討論中，增加了兩個被忽視的動態因素，而這兩者對於理解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趨同的過程都至關重要。第一個是中國的對外貿易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迅速擴張。（……）

中國在一九七○年代不斷增長的貿易，是中國與資本主義陣營趨同的核心要素。這為中國帶來了技術，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並引領中國擴展其貿易機構，例如貿易展覽會和廣告通路。而最重要的是，這與本書所聚焦的第二個動態因素密不可分，而這個因素往往被研究中國的學者們所忽視：即美國資本主義本身的變革。為了讓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趨同，美國及其經濟體系必須配合中國的需求。

二十年來美國經濟一直建立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立之上。

文章試閱

（擷取部分）

一九八○年九月，即《美中貿易協定》生效幾個月後，美國鞋業公司Nike與中國貿易商簽訂了一項交易，該交易類似於幾年前牛津工業公司和威望公司。Nike在上海和天津蓋了四座鞋廠，總值為七萬五千美元。做為回報，Nike獲得等值的鞋子，只花了幾個月時間完成整個過程。此後，Nike開始以低價進口中國製造的鞋子。《中國商業評論》稱讚道，這是「天作之合」。「隨著亞洲其他地區，尤其是韓國和臺灣的勞動成本上升，中國做為生產基地的吸引力也愈來愈大。從「臺灣製造」到「中國製造」的轉變已經開始。該交易目的為直接供應美國市場。從中國工廠進口的Nike鞋幾乎百分之百賣給美國顧客。這對希望透過出口增加外匯收入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很有吸引力。Nike總裁菲利普．奈特（Philip H. Knight）對記者說：「目前我們還沒有在中國銷售的計畫。」幾十年後，中國將成為一個巨大的消費市場，並以創紀錄的速度購買品牌鞋和品牌手提包。但為了走到那一步，中國的領導人首先與美國商人攜手合作，打造了一個擁有八億勞工的市場。當中國成為消費大國時，製造和貿易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轉變。
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務實派共同合作，把中國市場從四億顧客轉變為八億勞工的市場。此一轉變構成了美中貿易長期歷史上一個變革性的轉捩點，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略）

由於美國的中國天鵝絨進口量愈來愈大，克朗普頓無法與之競爭，導致克朗普頓在一九八四年十月聲請破產。儘管中國在整個美國市場的份額相對較小，但該公司總裁威廉．洛德二世（William G. Lord II）仍歸咎於中國。洛德的抱怨是針對文化而非經濟。他並不把焦點放在中國的出口數量，而是放在他認為中國引發的消費需求變化。洛德宣稱，中國「改變了天鵝絨服裝的形象」。隨著中國天鵝絨壓低該布料的價格，它「從奢侈品變成了大宗商品……從此再也無法恢復舊觀」。
他的觀點是，低價的中國進口商品削弱了天鵝絨的奢華感。藉由讓一般消費者能夠負擔得起天鵝絨，因而減損了注重身分地位的美國天鵝絨西裝穿著者的購買慾望。如果一件克朗普頓西裝看起來像是在別處買的一樣，為何要付更高的價格？這與一九七○年代讚揚中國產品品質並經常把中國與奢侈品連結的美國進口商不同。
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洛德表達了一種新觀點：中國的低成本已經改變了整體天鵝絨市場予人的高端精緻形象。當然，該公司的問題遠不只如此。里奇蒙和洛德都把自己的憤怒和憂慮集中在外國製造的產品上，卻隻字未提競爭對手牛津工業和威望等美國大企業本身追求海外製造是導致進口成長的重要原因。
洛德對中國侵蝕奢侈品市場的評論反映出，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中國的進口產品開始逐漸變成廉價商品和威脅的象徵。這並非一九七○年代人們對中國的文化認知。在貿易的早期階段，中國曾與品質和奢華劃上等號。但隨著中國製造能力擴大（得力於與牛津工業和威望等公司的交易），中國商品的文化聯想也開始改變。
到了一九八四年克朗普頓破產時，中國已不再讓人聯想到優質和奢華，而變成了廉價的代名詞。克朗普頓的破產告訴我們的，不只是中國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美國紡織業面臨了更廣泛的改變。當中國一九七一年開始向美國市場出售少量棉質天鵝絨時，克朗普頓就已陷入困境。洛德或許會把公司陷入困境歸咎於中國進入美國市場，但他的憤怒缺乏根據。美國的紡織公司轉向海外製造對克朗普頓前景造成的傷害比中國更大。
把克朗普頓工廠的關閉和牛津工業公司以及威望公司簽訂的交易結合起來看，揭露出美國企業和商人如何在中國的工業化和美國的去工業化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製造業發生的改變，為中紡提供了順應其發展需求的機會。中紡、牛津工業和威望三家企業共同打造了一個不只著重於吸收美國技術、還著重於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國市場。
（中略）
中國發展計畫的這些連續性，有助於解釋美國人與中國市場兩面性關係：一面是大肆宣傳的銷售，另一面則如福尼所說的，是一個緩慢崛起的中國製造業「巨獸」。綜合探究中國市場的這兩個面向，揭示了中國與資本主義貿易體系趨同（convergence）的關鍵要素，是美國企業的轉變，以及其所帶來的全球分工。短期來看，中國購買大規模技術設備，表面上看來似乎預示了一個美國企業的銷售市場將重新崛起。但實際上，中國領導人進行這些採購的真正目的，是要打造向美國企業提供勞動力的產業體系。
（中略）
一九七八年八月，世界最大的工程集團凱撒工程公司成為第一家與中國達成礦業建設交易的美國公司，其所出售的商品是專業知識。（……）凱撒的交易創下美中貿易關係發展另一個里程碑，這是中國貿易商首次只進口美國的技術知識。
但在兩國「政府對政府」的層面，貿易問題的進展卻仍然遲緩。一九七九年五月解決了債權╱資產問題後，下一個主要障礙就是貿易協定。克雷普斯和李強首次談妥貿易協定後，兩國又花了兩個月時間才簽署。延遲的原因有二：紡織品和蘇聯。
由於勞工不斷施壓，而中國又不肯妥協，卡特最終被迫放棄與中國達成共同紡織品協議的努力。
（中略）
阻礙美中貿易協定的第二個因素，是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擔心該協定會對美國與蘇聯的關係造成影響。（……）但最終還是蘇聯自己促成美國國會決定批准與中國的貿易協定。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蘇聯入侵阿富汗，與中蘇保持對等外交政策的必要性隨之消失。國會在幾天後就通過了《中美貿易關係協定》，並於一九八○年二月一日生效。美蘇關係惡化，而與中國關係改善的情緒則更加高漲。在美國與蘇聯的冷戰緊張局勢升高之際，美國與中國的冷戰分歧則隨之消弭。然而，該貿易協定的生效卻透過移民把貿易與人權連結在一起，而不是透過勞工權利等其他類型的人權。
（中略）
這種改變的部分原因是，《一九七四年貿易法》把徵收關稅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的權力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
法案的支持者假設把權力從國會轉移到行政部門，將可確保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可以繼續進行貿易。至少四十年來他們的這種想法都是對的。但正是這項立法變革賦予了川普總統權力，在二○一○年代末期透過行政命令限制對中貿易。《一九七四年貿易法》帶來的長期改變協助了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
這是因為該法案包含一項稱為普遍化優惠關稅措施（簡稱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的條款，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優惠貿易條件。普惠制的長期影響是鼓勵美國公司把勞動外包到國外。正如勞工史家朱迪斯．斯坦（Judith Stein）指出，它「促進、但並未創造」了後來從東亞進入美國的商品流動。普惠制條款是針對壟斷聯盟（cartels）。
（中略）
中國並沒有造成一九七○年代美國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流失，相反的，失業是華盛頓的政策造成美國資本主義內部改變的結果。
（中略）
中國是「世界工廠」，而推動其發展的正是血汗工廠的勞動力。
（中略）
在十九世紀末期，進行貿易的國家可以用原產國標籤來明確地辨識。但到了廿世紀中葉，日益全球化的貿易和金融流動改變了國家和企業權力間的關係。到了廿世紀末，跨國運作的企業和資本往往超越民族國家的完全管轄和稅收範圍。
貿易不再那麼直接代表國家關係。在整個一九七○年代，美國資本家和中國政府的利益開始逐漸趨於一致。五十年後， 他們的利益連結得還更加緊密。當他們重新定義中國市場的含義，把它從一個有顧客的地方轉變成一個有工人的地方時，這個進程得到了美國的外交假設的助力：貿易是民間關係的另一種形式；進行貿易的美國商人是非正式的外交官；勞工問題是貿易和外交的阻礙。
如果「中國製造」的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的話，那將不是呼籲回歸人們想像中的製造業就業理想，而應該是一種以傾聽勞工（包括國內和國際友邦的勞工）的心聲為核心的政治遠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避免把商人幻想成代表國家的非正式外交官。
在一九七○年代，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碰撞改變了、並且最終擴大了美國的實力。但一股較為緩慢且悄然的變化也開始形成，正當相互依存的概念形塑美國外交政策之際， 美國和中國建構起相互依存的貿易關係。透過打造「中國製造」，美國的外交官和商界人士以貿易奠定了某個進程的基礎，而這個進程，或將在未來某天，標誌著美國霸權的終結， 以及，中國霸權的再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