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渡過情緒風暴：雙相症的前世今生與治療修復

作者簡介

陸汝斌
祖籍江蘇吳縣，1949年出生於台灣雲林。於1973年畢業於台灣國防醫學大學，1976年至1980年於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完成住院醫師訓練，同年取得精神科專科醫師執照及國防醫學大學講師，1982年至1983年任美國德州醫學研究中心臨床精神藥物學研究（Research fellow in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Texas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ntal Science, Houston, Texas, U.S.A.），返回台灣後，積極從事精神藥物學及精神內分泌學研究。1985年升任為國防醫學大學副教授，並於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成立生物精神醫院科。1986年至2002年擔任國防醫學大學精神學科主任及三軍總醫院精神學部主任。1989年升任國防醫學大學教授。
2003年至2009年至成大醫學院擔任行為醫學研究所所長及精神科部主任，2003年至2005年擔任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2013年起擔任亞洲暨太平洋地區酒精及成癮學會（Asia-Pacific Society for Alcohol and Addiction Research）理事，過去發表超過四百篇學術著作。目前，主要的研究興趣在精神疾病的分類、分子生物病因的臨床研究工作，特別是對於神經保護、神經再生及疾病修復治本治療應用於雙相症、物質成癮及各種神經精神疾病的病因及治療。
1992年至1993年任美國耶魯大學基因研究所客座研究員（Visiting Research Scientist, Department of Genetics, School of Medicine,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至2012年一直與美國耶魯大學有合作計畫進行並有合作論文發表，十六篇以上原創性極高的論著。2000年以後，與美國國家研究院環境衛生總署（NIH/NIEHS）洪昭雄（John Hong）教授合作研究，發展具有神經保護及神經再生的藥物，對於精神分裂症、雙相症、物質成癮等新的治療模式。2007年至2018年以Depakine、Dextromethorphan、Clozaril、Memantine四個藥物可以抑制過度發炎、自體免疫反應及增加神經滋養素及保護神經的方式治療雙相症、鴉片成癮、酒精成癮、其他精神神經疾病，甚至身體疾病等。使精神神經疾病的治療，不再停留在以往的症狀治療，而近一步推展到神經修復的層級，被國際學界認定為是一種突破性的疾病修復治本治療（Disease Modify Therapy）。2014年起擔任nature系列學術期刊的Scientific Reports編輯（IF：約5）。2024年為國際學術機構研究門（ResearchGate，德國柏林）評定當年的學術成果為世界一千一百萬學者中跨神經科、精神科、藥理、醫學、護理、藥學等七個學門前1%。

書籍目錄

目錄

推薦序 可應用於神經與身體疾病的「疾病修復療法」　洪昭雄
推薦序 陸汝斌教授為精神疾病治療的楷模　 陸林
推薦序 盼望每位讀過此書的人都能從中受益　 徐理強
自序 探索情緒疾病與疾病修復療法的半世紀旅程

Part1我為什麼會來到北京
我為什麼會來到北京
路是人走出來的（一）
路是人走出來的（二）

Part2雙相症新的診斷模式
嬰幼兒的雙相症診斷：嬰幼兒時就有腦結構的異常

Part3奇妙的氯氮平
奇妙的氯氮平（Clozapine）（一）
奇妙的氯氮平（Clozapine）（二）
奇妙的氯氮平（Clozapine）（三）
奇妙的氯氮平（Clozapine）（四）
奇妙的氯氮平（Clozapine）（五）
奇妙的氯氮平（Clozapine）（六）
疾病修復療法

Part4遠離誤診之痛
你確定你得的是憂鬱症嗎
認識精神分裂，就認識精神醫學
雙相症與精神分裂症之間的迷惑
哪種體型比較容易得雙相症
雙相症的合併症狀
雙相症的合併症狀──後記
雙相症合併強迫症狀
雙相症合併強迫或妄想症狀
被誤診的強迫症

Part5一些常見的精神疾病問題
自殺防衛手冊
約束性保護治療
遲發性異動症
藥物的負╱副作用
腦部手術後還有一線希望嗎
藥不迷人人自迷
少年十五，二十時
外遇、離婚與婚姻輔導
標準的問題

Part6環境適應障礙
拒學症面面觀
天啊！我的孩子上學了
拒學症有三種

Part7明天會更好：走過死蔭的幽谷
認識PTSD創傷後壓力障礙

Part8祝福
遲來的祝福

附錄 家屬的分享
冬霜何曾懼，春風吹又生
您是我們世界裡的光
浴火重生
白晝總會到來
希望之光，期待所在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探索情緒疾病與疾病修復療法的半世紀旅程

1973 年醫學院畢業前夕，我為了自己的信仰，蒙呼召終身投身於當時工作環境極差的精神學工作，畢業後到基層服務兩年多。1976 年底，回到教學醫學中心，正式接受精神科住院醫師訓練。1979 年末完成基礎精神科訓練，取得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同時因發表學術論文
而獲得講師資格。
1980 年， 本人獲准到美國德州貝勒醫學院及德州醫學院研究中心接受臨床精神藥物學訓練（Research fellow in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and Texas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ntal Science, Houston, Texas; TRIMS），這是一個正統的研究機構，是由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中心知名學者約翰大衛（John David）分支建立的美南生物醫學院研究中心。原本我一心一意想要去學精神分裂症的臨床精神藥物學機制，因為就自己當時精神醫學的知識，僅對精神分裂症有些基礎，可惜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語無倫次，在言語中又有許多俚語及濃縮的語言，自己的英文能力實在有限，經過三個月的努力，沒有辦法克服語言上的困難，只好轉做當時最熱門的憂鬱症。憂鬱症患者說話又慢用詞又少，聽不懂還可以反覆再問，患者會談後可能還會一再表示歉意（憂鬱症患者不當的罪惡感），認為是自己沒有表達清楚。對於英文不好的我，真是天大的福音，因此就死心塌地的開始從事有關憂鬱症的基礎及臨床工作，上午看病人，下午做動物實驗，晚上參與精神疾病有關的腦影像學研究工作。
有鑒於精神疾病種類繁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PA）自 1952 年開始發布初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分類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至今共六次改版，分別為 1968 年、1980 年、1987 年、1994年、2000 年、2013 年版，我本人自 1980 年後親身經歷了五次改版，有數次改版期間因為本人擔任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或理事長，並為 APA 會員，能夠及早得到初稿，並被徵詢修改意見。每次改版，獲得世界學者褒貶不一，其中最為學者所津津樂道的為 DSM-III（1980）及 DSM-IIIR（1987），前者為建立精神疾病診斷的信度，後者為建立效度。最為詬病的是 DSM-5，將診斷改為光譜（Spectrum）型分類，也就是將各種輕重的症狀均納入不同的診斷，使診斷種類明顯擴大，使得有些人只有輕型症狀，也被列歸精神疾病患者。DSM-5 發布後不少參與該手冊編寫修改的學者聲明退出修改團隊，並寫了一本《救救正常人》（Saving Normal）的書，提醒世人，DSM-5 的診斷分類中，有些粗糙不恰當的地方。
在這幾次改版中，情感型精神病包括憂鬱症及雙相症是手冊中內容改變最大的精神疾病之一。再加上 1979 年 Carroll BJ 教授發表論文提出重性憂鬱症患者會出現地塞米松抑制試驗（DST）的抵抗（非抑制）現象（DST Nonsuppression），其敏感度為 76%，特異性 90%，這是精神疾病臨床應用上，第一個被認為具有實用價值的檢測，紅極一時，震驚世界。1980 年我到美國TRIMS 接受臨床藥物學訓練，憂鬱症在國內還是鮮學，一年看不到幾個憂鬱症的患者，絕大部分的案例被診斷為「神經衰弱」、「慮病症」、「焦慮症」等。在美國精神醫學界，看到每個師長或同仁都興致勃勃的，白大衣口袋中裝著新修改出來的 DSM-III 手冊，並且交代所有重鬱症傾向的患者，經過評估及患者同意後，都接受 DST 檢查，幾乎 DST 是否被抵抗的檢測結果眼看著就要取代了臨床的診斷。可惜的是為何會造成 DST 抵抗現象，世界各大研究中心，傾全力還沒有得到預期的成果。在我結束訓練，離開 TRIMS 時，我的主任及所長，還再三叮嚀，不妨回國後，在這個題目上能夠繼續在腦脊液及腦影像學上有所突破。果然不負眾望，1986 年，我的研究團隊成功地證實腦脊液中去甲基正腎上腺素與多巴胺均與腎上腺素（cortisol）呈負相關，為DST 抵抗現象這個發現做了理論上的解釋。往後數年，DST 檢測受諸多因素的干擾，不能作為臨床有效的診斷工具或測驗，只能作為研究上的參考。至於雙相症的案例，在國內也所見不多，除非非常典型，且不合併有妄想及幻覺，經仔細觀察後才可能被診斷為雙相症（躁鬱症）。在我四年的住院醫師過程中，也只見過幾十個住院案例確定診斷。由美訓練返國後，我帶回了不少有關憂鬱症及雙相症新的知識及看法，同時也帶回來不少與憂鬱症有關的診斷晤談量表，並翻譯成中文，建立其中文的信、效度。隨後我在國內大量的臨床工作中診斷了不少憂鬱症的患者，有一段時間被國內同行間笑稱，台
灣的憂鬱症都被我一個人看光了，當然也隱喻著，是不是我有很多診斷不確實的意味。這時候正是國際上各種抗憂鬱劑不斷翻新，大量上市的時候，上市前第三期臨床試驗需要有多人種的臨床試驗資料，因此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各種抗憂鬱劑，被我們研究團隊做過類似或同步的臨床試驗。我們也發現各種抗憂鬱劑，對抗憂鬱的效果，幾乎沒有很大的差別，僅僅是在副作用上有少許不同。還發現，除了一兩個抗憂鬱劑外，其他所有的抗憂鬱劑，由於會明顯增加腦內及體內血清素，故均可能引起性功能障礙，造成男性的勃起困難，女性的性冷感，而這些都是藥商在警語上，所不願意提及的。此外，大部分的抗憂鬱劑都經過 P450 2D6 或 3A4 代謝，而國人這兩個酶的功能性活性都比歐美人種平均要低許多，因此廠商所建議的藥量，往往不適合國人漢族使用，國人所需的藥量常低於歐美人種。往後我們有機會參與國際會議或發表國際文章，就一再大聲疾呼，這些新發展的藥物，沒有在全世界占約五分之一人口的國人漢族做過第一期及第二期臨床試驗，直接建議國人使用歐美人種的劑量，是不道德的。
雙相症，又名雙相障礙（bipolar disorder，BD），也稱雙相情感障礙，原稱為躁鬱症，也像憂鬱症一樣，早在西元前 460 年就被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有所描述，但兩千多年來雙相症的進展一直不多，最主要因為至今雙相症不像憂鬱症、精神分裂症，不論對錯，都有基本的假說，前者為腦中的去甲基腎上腺素或╱及血清素降低，後者為多巴胺增加，也可以在動物模型研究上找到一些理論上的依據。但雙相症至今沒有任何假說，也沒有任何可靠的動物模型進行深入研究。或許把氣體注入實驗用鼠類的腦室，鼠類會出現激動的情形與行為，但與人類的躁期明顯有所不同，這種激動的行為，不會自動消失（remission），也不會像躁鬱症患者由躁期轉變為鬱期，因此並不是理想的研究模型。直到 20 世紀後期隨著影像學的發展，學界得知雙相症如果不給予治療，腦萎縮的速度，較一般正常人快 2.5 倍，患者到中年以後，就逐漸出現失智的現象，雙相症這才越來越受到重視。
雙相症的症狀學與現象學，在歐美人種與國人漢族中也有很大的不同。歐美人種雙相症患者 86%-92% 合併有焦慮症，排列次序為恐慌症、強迫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50%-60% 合併酒癮；而國人漢族焦慮症為 26%-39%，排列次序為泛焦慮症、恐慌症、強迫症。10%-15% 合併有酒癮。因為與雙相症有關的兩個主要神經遞質多巴胺、血清素都要經過乙醛去氫酶（ALDH2）及單胺氧化酶（MAO）代謝，而 ALDH2 在歐美人種中 100% 均為活性的，國人漢族 50% 為部分活性或非活性的；MAO 在歐美人種中大多數屬於 3 重複系列，國人漢族 3 重複系列明顯的少，因此多巴胺及血清素的代謝國人漢族與歐美人種有很大的不同。這也是為什麼相同的抗精神病藥物國人適用所需要的劑量較歐美人種為低的原因之一；此外公開發表報導的歐美人種的雙相症患者不論是第一型或第二型案例均很難得取樣於純雙相症的案例（不合併有焦慮症或酒癮）；而國人漢族的雙相症資料報導幾乎都是來自純雙相症患者（不
合併有其他精神疾病或症狀）。這也是為何造成國人不論第一型、第二型雙相症患者發病期較歐美人種約早五年以上，且經治療後，預後較歐美人種為佳的原因。症狀學方面，歐美人種報導雙相症患者一生中，除了少部分時間為躁期發作，部分時間情緒穩定，絕大部分時間均在憂鬱期；國人經恰當治療後，情緒穩定期可以較歐美人種更長，憂鬱期只有在早期發作時較長出現，其他有更長的時間為躁期發作或躁期合併憂鬱症狀。因此在治療上，需格外注意，國人漢族雙相症患者更應該遵守絕對不適合使用任何抗憂鬱劑的原則。如果發生憂鬱期一定需要治療，則需要專科醫生在旁仔細觀察下，使用小劑量（37.5mg） 的安非他酮（bupropion） 或（2.5mg） 的阿利哌唑（Aripiprazole），半小時到一小時內憂鬱期就會消失，並需密切觀察，小心躁期的發作。因此，如果雙相症的教學書籍中缺少了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國人漢族的資料，應該是一個不完整的報導，我們研究小組曾在國際會議或發表國際論文中一再強調這個重要的觀念。國人若在網路或書本上看到任何有關雙相症的資料，也要注意可能不適合國人漢族作為參考。2013 年最新修改的 DSM-5 版本已經將雙相症及憂鬱症歸屬為兩大類不同的病，但憂鬱症也與多巴胺、去甲基腎上腺素（多巴胺的代謝產物）、血清素有極密切的關係，
因此國人漢族在憂鬱症的症狀學與現象學，甚至在藥物治療劑量上也像雙相症一樣，與歐美人種有許多不同之處，這些都是值得學者及一般大眾所重視的。
在治療方面，雙相症的藥物比其他精神疾病要少的可憐，我們都知道有抗憂鬱劑、抗精神病藥物，或許也聽過情緒穩定劑，但那是假的，因為根本沒有所謂情緒穩定劑的藥物，至今所知只有一個碳酸鋰可以治療雙相症的躁期，其他都是勉強使用抗精神病藥物，讓患者的躁期快點渡過。
因為特殊的原因，我可能是在國內最早使用及測定碳酸鋰血中濃度的臨床醫生之一，這個藥物的治療有效範圍太窄，在國人為 0.5-0.9mg/ul（有效血藥濃度），太低了沒有效，太高了會中毒。有不少案例，只要將一周的碳酸鋰一次服下沒有立刻救治，就可能致命，因此近十餘年來，我個人在臨床上比較少使用碳酸鋰治療雙相症患者。人種方面也有差異，比如，要達到有效的碳酸鋰血藥濃度，歐美人種可以吃到 1.2mg/ul，國人漢族有些案例在 1.0 以上就可能出現步態不穩中毒的現象。說也奇怪，我親眼看過血中濃度達到6mg/ul 的患者案例，是因為聽錯了醫囑，連續一周吃了幾倍的藥量，但一點中毒症狀也沒有，晚上我們得到驗血的結果，連夜請該患者回來洗腎，患者好好的走回來，莫名其妙的問我們為什麼要大驚小怪。可見，碳酸鋰的中毒閾劑量也是有個體差異的。
雙相症的診斷也一直被世界學者所忽視與低估，2000 年以前認為雙相症的終身流行率只有 2%-4%。在歐洲瑞典、奧地利、德國等原本是神經精神疾病研究最發達的地方，兩次世界大戰，學術也受了重大的拖累。一些學者到了美國，為了持續得到研究經費，只能一窩蜂地做些熱門的題目。到 1999年情感型精神病學術期刊（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主編 Akiskal Hs 召集了Angst J 等全世界情感型精神病研究相關的學者開會，發表「巴塞隆納宣言」，將雙相症重新做了定義，認定有許多第一型合併妄想、幻覺的雙相症患者，被誤診為精神分裂症，也有很多第二型雙相症患者被誤診為憂鬱症。經過重新再診斷，雙相症與憂鬱症的終身流行率相當，均為 13%-15%，兩個精神疾病都是自殺死亡率極高（10%-15%）的精神疾病，且雙相症的自殺，常常是較具攻擊性的自殺。
有關治療方面，過去近五十年來全世界的研究經驗，雖然至今仍不知道精神疾病真正的致病原因，但已經確定精神及神經疾病均有明顯神經退化（Neuronal degeneration）（即神經退行性變）的現象，各種精神疾病及症狀均與腦內神經遞質失常有關。但腦內所有神經遞質環環相扣，故如果長期調整任何一種神經遞質，就可能造成其他更嚴重的失衡現象，比如長期使用抗精神病藥物，可能引發不可逆的遲發性異動症（tardive dyskinesia）。
2000 年以後，本人研究小組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洪昭雄（John Hong）教授，跳脫出了原本傳統治療的框架，合作研究探討，哪些藥物以超低劑量可以有效的減少過度發炎反應所造成的自體免疫作用，減少其所產生的過多神經毒素（Cytokies），哪些藥物可以增加神經滋養素（BDNF、GDNF等），組合起來可以使受損傷的神經細胞得到修復及滋養，又恢復原有或更好的活力與功能，使精神疾病症狀消失，並能持續維持病情的穩定及減少或抑制神經退化。這種新的療法，既治標又治本，近年來獲得國際學者所肯定，並美譽「疾病修復療法」（Disease Modifying Therapies），其中隱喻了國際學者輕易不敢談及的「治本」治療的部分。
回顧以往，我帶領團隊發表約 400 篇論文，有關憂鬱症寫了 80 餘篇論著，其中約 80 篇刊登於國際 SCI 學術期刊，其他為中文論著，刊登於國內學術期刊。90 餘篇有關雙相症的論著，其中約 90 篇刊登於國際 SCI 學術期刊，其他為中文論著，刊登於國內學術期刊。其中約 50 篇有關疾病修復療法的論著，刊登於國際 SCI 學術期刊。
本書《渡過情緒風暴》，將以往論著中值得討論的地方以及本團隊的研究新進展再加以說明，以饗讀者。
陸汝斌
美國哥倫比亞國際大學兼任教授
成功大學醫學院及醫院兼任教授
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院兼任教授
北京怡寧醫院主任級醫師

文章試閱

Part1我為什麼會來到北京

我為什麼會來到北京
2018 年 3 月（當年 68 歲）放下一切手頭上自己認為重要的工作，到大陸北京來。依依不捨地丟下了自己所帶領的、心愛的醫療研究團隊，放棄未來可期的成就與虛名（完整的實驗室每年還有不錯的研究成果與醫療業績，可以在世界學術、教學與醫療服務上繼續力爭上游而出名），重新擔任三十五年到四十年前住院醫師及年輕主治醫師時代的工作，赤手空拳在北京以每月三萬元人民幣的薪資（這是我近三十年來的最低薪資，約是以往的三分之一）高就於北京怡寧醫院。在沒有太多的協助下，由每天早上七點多到晚上十二點鐘以後，同時擔任門診、急診、病房的醫療服務工作。也飽受醫院住院醫師、護士的「特殊」的眼光與「關愛」，包括對我開的每一個處方都表示了質疑的眼神，要先請示資深的醫師是否要執行，甚至有醫師公開質問我是否有開處方的能力，及是否有處方權？我只能微笑地應對。的確，近三十五年以上我都沒有再開過處方，所有病人的處理只要口頭吩咐就有人幫我寫好了。有時病人家屬偷偷地告訴我，醫院各級同仁對你好像不太友善，尤其對病人的診斷及治療方式有不同的看法，我總會開玩笑地回答，往後彼此相處久了就會有更多地了解，那時候情況就會好多了。
回想以往由 1970 年踏入臨床行醫，一切都出奇的順利。30歲升任講師。1981年至 1982 年赴美國德州貝勒醫學院及德州醫學研究中心擔任精神藥物學研究員，並取得美國認證的臨床精神藥理學者證書。34歲升任副教授，同時兼任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院精神醫學部主任。39歲升任教授，當時有接近一百篇國際 SCI 論文發表。大家所熟知的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或他們的家人，我都曾經為他們診治過相關的疾病，至今依然如此。因以往的學術成就，1992 年至美國耶魯大學遺傳所擔任客座研究員（客座教授），1995 年世界衛生組織安排至北大精神醫學研究中心作精神醫學講學十天。2002 年離開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醫院，應聘至台灣知名的成功大學醫學院行為醫學研究所擔任所長，同時兼任精神醫學部主任。在這段歷程中擔任過台灣精神學會理事長，獲得學會最高的終身成就獎及各種國內外獎項數十件，國際專利
六項，擔任國內外各學術學會理事，召開過世界性的國際大會並擔任主席或主持人。至今發表國際 SCI 論文約四百篇，受邀擔任國際頂尖學術期刊自然（Nature）系列期刊科學報導（Scientific Reports；影響因數 IF 約 5）編輯之一至今。這一路看起來似乎上帝格外恩待我，讓我一帆風順。在台灣醫學界40歲以前要升任教授是極為困難的事情，因為在台灣即便取得博士學位，也僅能獲得助理教授資格，其他的就要靠你的真本事。一篇篇學術文章及教學、
服務的成就獲得學界的肯定，再經過一定的等待期（停年），一階階往上爬，一級級的送審，需獲得學術界及教學、服務的肯定，才能逐步升等。至於行政職務，如主任、部主任、所長等，倒是倒楣的被票選出來服務的，不幸的是，我由 33 歲開始擔任部主任一直到 62 歲才卸下這一職務。仰天長笑（嘯），終於可以不需要去參加院務會議，當然更可以堂而皇之的愛參加就參加、不想參加就不參加部務會議。終於可以卸下科部裡面所有大小事情包括行政管理、績效分配等。以前停水停電、抽水馬桶不通、天花板漏水等繁雜的行政工作，自己都要動用關係，找各級醫生及工人儘快來修好。
另外一方面，在這一段時間也是自己屬靈生命最差的時候。每天的晨更（早上讀經禱告）改為晚更，理由是早上沒有時間，最糟的時候，每天只讀一節聖經，代表向上帝打卡了。每周日去教會總遲到；主日崇拜，詩歌還沒有唱完就睡著了，一直睡到最後的祝禱（聚會結束時的祝福禱告），前胸流滿了口水。神啊！我太累了，你沒有看到嗎，我每天要照顧多少病人？每年發表了多少文章？偷了你多少榮耀，為了榮耀自己的名。由 30 歲到 42 歲，我由一個無名小卒，衝到教授並且被美國耶魯大學聘請做客座教授。我曾經幻想過我的發明及發現，能不能得到醫學諾貝爾獎？我也在安靜的晚上問過上帝，你為什麼給我那麼豐富的祝福，而沒有給我懲罰？
其實我付出的代價並不少。27 歲被診斷得了小細胞肺癌，切掉一根肋骨，拿掉了兩個肺小葉及瘤子，結果居然是良性的，我又恢復了每天只睡三、五小時的工作與研究。50 多歲，被診斷得了肝癌並轉移到後腹腔，切掉了兩個肝小葉及神經節，結果依然是良性的。開刀前，台灣群名醫會診，鐵口直斷，認為最少 30% 為惡性的。上帝多麼恩待我，結果還是良性的，並且肝腫瘤與神經節腫瘤，距離雖近，但彼此間沒有關係。拔掉引流管，我又像以往一樣，繼續我的工作。不久以後，右臉腮腺長了一個腫瘤，瘤還很小時我就能摸到，根本不理它，一直讓它長到外表都快要看得到的時候，才開刀切除。雖然找了名醫，但瘤子太大，由第七對面神經中間穿過，必須要先把上半部的瘤子切掉，把第七對面神經分離出來，再把下面的瘤子挖掉，到十幾年後的現在還有不少合併症。原本要長到唾液腺的神經，長到了汗腺，所以一看到好吃的東西，右邊臉就會流汗，反倒是右邊口腔內，永遠是乾的。過了大半輩子，原本一顆蛀牙都沒有，結果右半邊的牙齒因為沒有口水洗刷，得了八顆蛀牙。右眼上眼瞼下垂，嘴角慢慢開始閉不攏，不知道還有多久，右眼就可能再也睜不開了，到時候可能老頭子還需要做一個右眼雙眼皮的整形手術。也因著面神經麻痺造成右嘴角閉不緊，不知不覺右邊口角常常流口水，不知道的人以為老頭子看到什麼美女起心動念。2021 年因為近十年來，帕金森氏病比較嚴重，常常便秘，造成腹股溝疝氣越來越嚴重，不得不在7月回台探望我太太病情的時候，順便開刀修復，全身加起來大小刀疤總共170 餘公分，和我身高差不多。再加上 26 歲胸部開刀，發現我的右邊腎上腺，因為出血完全鈣化，已經失去了功能；肋骨有十幾處不規則的線狀中斷點，可能是上初中時與人鬥毆，或高中以後練習機械操，由雙槓上摔下來所造成的。如果是雙槓上摔下來，應該是片狀的受傷，不應該是整個肋骨多處不規則的中斷點。另外胸椎上有三個腫瘤，因為還沒有破裂，不礙事，也就不會想去處理。因工作忙碌歷經多次嚴重的胃出血，最瘦的時候，體重約 40公斤（175 公分），群醫認為我可能腸胃道，包括胰髒大小腸等，或淋巴得了奇怪的癌症。此外第二腰椎到第五腰椎都有椎間盤突出，其中第三腰椎椎間盤，為極嚴重的突出。專業醫生認為應該開刀切除固定，最嚴重的時候需
要用四個腳的拐杖，有時改成一個腳的拐杖，今年（2022 年）居然奇蹟式的被上帝治好了，以往看著我拖著腳走路，現在又可以健步如常。對我而言，這個殘破不堪的身體，每天擔負忙碌的工作，平均睡眠約 5 個小時，能夠好好活著，應該是個奇蹟及上帝莫大的祝福。2000 年左右，一次到北京開會，同時看了幾個急需要幫助的台商精神病人及家庭，心中就有上帝清楚的呼召，要我放下台灣的一切，到北京來照顧有需要的人。
上帝容忍我，一直讓我賴在台灣。直到 65 歲（2015 年），照台灣法定的年齡，所有老師教授都必須要退休。那時候我有點掙扎與反省，是不是該到大陸來，因為 2000 年左右我就有清楚的感動，要到大陸來，將神所賞賜給我的，貢獻於此。就我自己的老我（原本的我）而言，當然十二萬分的不願，再加上我有一個特聘教授（Distinguish Professor）的保護傘，可以繼續延長到 70 歲退休，只要每年還有相對的研究計畫及研究成果發表。這些對我當年而言都不是問題，我一年還可以有二、三十篇以上的國際論著發表（SCI）。但是左想右想，心中總是不安，上帝雖是慈愛的，也是聖潔與公義的。因此由 65 歲（2015 年）開始，每個月第二個周四至下周一開始義診，也就是早期的恩典門診。上帝也為我預備了北京怡寧醫院，接納我這種三天捕魚、四天曬網、走讀似的門診。我的門診價格只有正常門診的約略八分之一價格，來回的機票及交通費用，部分有人奉獻，部分我自己付出。我以為這樣可以騙騙上帝，也騙騙自己，代表我的確到北京來了。2016 年在一次例行的身體檢查，意外發現我的前列腺指數增高，經過仔細的檢查，居然是前列腺癌。這次我一點驚慌都沒有，我知道這是上帝的提醒，我只跟怡寧醫院請了 2 個月的假，但詭詐的我心裡還默默地有點高興，這下子可以不用再到這個又冷、又乾，食物又油膩、又鹹的地方來了。但開刀的結果前列腺癌好好地包在前列腺的殼裡面，最薄的地方離開外殼只有 3mm，沒有轉移出去，因此開完刀不需要再做任何治療，一周後出院。正如我所想像的，兩個月後，只好又回到北京怡寧醫院，繼續每月一次的恩典門診。
2010 年以後，台灣一直想要推行同性戀合法化，有計畫的修改中小學教科書內容，做好思想教育。我的立場是有條件的接受同性戀婚姻，也就是同性戀者除婚姻外，不能有一般婚姻的領養或代理孕母等權利。原本我有參與一些，但有些基本立場不同，往後就沒有再參加修改教科書的會議。我常會勸教會領袖，我們不可能永遠反對下去。因為同性傾向有遺傳及環境的因素所造成的，而環境的因素是在 3-6 歲家庭畸戀期的戀父母情結過程中形成的。在過去的一百年，同性傾向者約占人類的 3%-5%，我們不論是否反對，他們總是存在的。他們除性別取向是愛同性外，沒有其他社會功能的障礙，教會是否可以用基督的愛，更多的包容他們，鼓勵他們同性間雖有愛，但願意過非性生活，就像快樂的單身女郎及快樂的單身漢一樣。
我還是照常的在上課時教什麼是同性傾向。2016 年台灣已經明顯的在推動「同性戀合法化」，年底推出同性戀合法化公投，結果以極大的差距沒有通過。2017 年那次上課態勢特別不尋常，選課人特別多，旁聽的人更多，有不少從校外來旁聽的社會人士，我知道很多來者不善，本身就是同性戀或同性戀支持者，來鬧場的。對我一個老教授而言，大風大浪見多了，該講的照講不誤，有些尖銳的問題當然就用我的權威壓下去。原本預備兩堂課的內容，講了四堂課，都難以停止，課後就被有心的同學（已經準備好）告到學校的「倫理委員會」，說我上課性騷擾。我捫心自問，我上學術的課騷擾了誰？誰在課堂上提出了他被騷擾？所提騷擾的內容都是有關我該不該引用弗洛伊德理論。天曉得，同性戀這個名詞，就是由弗洛伊德所創立的，至今為止，還沒有其他學者，對同性戀的病因學及現象學，描述的比弗洛伊德更詳盡；也沒有一本正規的教科書，可以大大方方地把弗洛伊德有關同性戀的理論刪除。也有爭辯同性傾向從 1980 年至今，在精神醫學領域到底還是不是一個病，同性傾向要不要預防和治療。我在課堂上已經說了同性傾向沒有什麼好治療的，我們最多只能建立一個和諧的家庭及德、智、體、群、美的學校教育，其他都是如何保護同性傾向者的權益。如果非要挑我毛病，我大概只有騷擾了想推動同性戀合法化的團體與領導，不想讓大家太多了解什麼叫同性傾向。我曾經 7 次上訴倫理委員會，其中 3 次勝訴，4 次敗訴，如果再要上訴，就必須上訴到政府行政法院。我心裡清楚地明白對於既定的政策，不論如何我再怎麼申訴都不會反轉被污蔑的名譽。有了這個臭名，2018 年申請推遲退休服務，自然就不會通過。在歡送會上，一個大會場擠滿了同仁，依依不捨，自己也很感觸地講了很長一段有關學校與教育意義的內心話，沒有一個來賓離開。大家心有戚戚焉，包括我的學校長官，最後只得讓歡送我的致辭都省略了。
我終於看懂了聖經馬太福音 5 章 39 節，「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你的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的真意。當一件事情有人打我左臉，我自己不知道自我檢討，也不順服神的旨意，我會不知不覺中，把右臉自動伸過去，上帝會借著惡人的手打我的右臉，讓我醒過來。這時候我才會清楚的了解，這是上帝一個巴掌把我打出成功大學，逼我放棄對學術
成就及名譽的愛慕與留戀，命令我順服上帝的旨意，我沒有道理再反抗，也不再上訴，乖乖的被踢出成功大學。很諷刺的是，我小學一年級因為搗蛋翹課，半個學期被學校開除，最後離開學校卻是特聘（卓越）教授，不聽上意，又被趕出學校。2018 年 3 月 1 日，整理了簡單的行李就到北京怡寧醫院任全職，唯一感受是天氣好冷。重新開始擔任第一線同時為住院醫師、主治醫師，最基層的醫療工作，上帝要我在北京做一個醫療標竿的工作。
美洲與歐洲對精神病的診斷，原本美洲偏重於精神分裂，歐洲偏重於雙相症，2000 年以後，逐漸趨於一致。2010 年至今嚴重的精神疾病，更多的精神分裂症診斷，改變為雙相症。全世界先進的精神醫療，已逐漸的不使用對腦部有傷害的電休克治療法（無抽），更不使用腦手術治療精神疾病，改為以保護神經的方法，較前者更為有效，對腦部的傷害也更小。精神疾病的治療，不但在於使症狀的消失，也不能忽略如何使患者回歸社會的復健治療。這時候我才終於了解以往給我的所有訓練與成就，是為了今天而用的。
自 1967 年走進醫學院，接受六年的醫學教育，1973 年畢業到 2002 年，幾近 30 個年頭都在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院被栽培成長。其中雖有兩三年到基層服務，但也常常回學校去，這等於是我另外一個家，我常常想最後我會終老於此。2002 年至 2003 年台灣盛名的成功大學及成大醫學院，多次想邀請我到成大醫學院去服務，開始我總覺得哪有這種可能，我在三總好好的，待遇好，團隊好。我的辦公室，除了辦公桌有全套的大沙發，全套的衛浴設備，還用屏風隔出一個臥室。最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多年來培養了約二十位同仁，學有專精，同時具有專科醫師資格又在國內外知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2002 年秋天，成大醫學院院長先是邀請我到成大醫學院去演講，拜訪他們的資深教授，往後數次來電邀請我去成大精神科及行為醫學研究所任職，我都婉拒了。2003 年 6 月一大早又很急切的打電話來，希望我再考慮，我心中陷入莫名的掙扎，開始向院長提出離開國防醫院的請求，雖九次被拒絕，但我仍沒有放棄。中間有一個很大的因素，當時我在國防醫學院及三軍總院每年的年薪約新台幣 800 多萬，成大醫學院及成大醫院所能提供的年薪不及新台幣 500 萬。事後我才知道在我九次提交辭呈中，兩院院長曾不太愉快地通過電話。國防醫院院長問成大醫學院院長，「你為什麼要到我們這裡來挖人？」還特別提出：「你們曉得陸教授他現在的年薪多少嗎？你們醫學院能提供對等的薪資嗎？」成大院長回答，「有些人不是全為了薪水多少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