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探尋瘋狂：從天譴、瘋人院到現代精神醫學

作者簡介

布蘭登．凱利
Brendan Kelly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的精神醫學教授，也是都柏林塔拉特大學醫院（Tallaght University Hospital）的精神科顧問醫師。除了醫學博士學位外，他還獲得流行病學、佛教研究和醫療保健管理三個不同碩士文憑；另外他還擁有醫學、歷史、管理以及法律等博士學位。他前後發表和合作發表過超過三百多篇同儕審查期刊論文、六百多篇非同儕審查期刊論文，二十一個章節被收錄在不同書籍中、還出版過十六本書。他最近出版的書籍包括《一名精神科醫生靜坐一年的挑戰》（The Doctor Who Sat For A Year, 2019）和《幸福科學》（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2021）均由Gill Books出版。

譯者簡介

顏涵銳

資深譯者。譯有《人性中的良善天使》、《隱形戰》、《改變人類文明的12座時鐘》、《善良的逆襲》、《我和我的強迫行為》、《神奇的三個詞：掌握力量、平靜與富足的關鍵》等書。著有：《非主流古典CD》、《舒曼100首經典創作及其故事》。

書籍目錄

前言 何為精神疾病？
第一章 精神醫學之初：精神病患收容機構的陰影
第二章 憂鬱症：解剖憂鬱
第三章 躁鬱症：診斷的根源
第四章 思覺失調症：誤解精神疾病
第五章 治療：過去處裡精神疾病的方法
第六章 精神健康照護：從精神機構到忽視
第七章 精神醫學：從唬人的心理分析到唬人的神經醫學
第八章 精神健康與精神疾病：宣言

致謝
延伸閱讀
同意引用列表
註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何為精神疾病？

一六八四年，英國都鐸王政復辟時期才華洋溢的劇作家納森尼爾．李（Nathaniel Lee）被送進倫敦的貝瑟冷（Bethlem）一家瘋人院（日後Bedlam成了瘋人院的同義詞）。但納森尼爾厲聲抗議：「他們說我瘋了，我也說他們瘋了，可惡的是，他們人多勢眾。」
李在貝瑟冷瘋人院待了五年後號稱「康復」出院。出院三年後，他因飲酒過量致死，但他生前對於被冠上「瘋狂」之名的不滿，在三百年後的今天依然猶在耳際盤旋。誰才算「瘋了」？誰才算正常？誰說了算？
李這番不滿之所以至今適用，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人們內心始終對於罹患嚴重精神疾病感到畏懼。多數人內心深處總難免偶爾懷疑自己是否精神正常。每個人都會擔心，是否自己作為人最根本的明智判斷和自主性被精神疾病所把持。身為人，若失去這些，那還是個人嗎？納森尼爾眼睜睜看著自己行使理智的權利遭到傷害、自主權被剝奪，五年後從瘋人院出來後，整個人變得更為安靜，卻完全稱不上是已經治癒。沒多久他就與世長辭。他的人生遭遇駭人聽聞。我是否也會遭遇同樣的命運？
一般人之所以對精神疾病感到害怕的第二個原因是，界定精神疾病的分野始終不明確。像上文納森尼爾的例子，他的死活全掌握在一群所謂的「專家」手上。如今，精神病的診斷以及後續治療，取決於一群由複雜程序選出來的醫生、精神科醫師和精神衛生專家，偶爾還會加入法官的意見。由當代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所發表的診斷手冊，詳述精神疾病診斷標準程序，內容之鉅細靡遺可謂前所未見，但諷刺的是，這卻同時也是最取決於人而沒有固定標準的一套。
至少，在文件上看來，許多診斷決定，都取決於焦慮、憂鬱這種一般人也會有的感受之嚴重程度，結果就是心理健全和精神疾病之間沒有一個明顯的區隔。也就是說，不快樂和憂鬱之間的分界線究竟在哪裡？不快樂要達到多嚴重的程度才算是憂鬱？憂鬱要達到多輕的程度才算只是不快樂？而因為不放心而去檢查家裡門鎖和百葉窗要頻繁到什麼程度，才算得上是強迫症？而對他人的疑心要到什麼程度，才稱得上是偏執型精神病、妄想症和思覺失調症，顯示患者已經和現實嚴重脫節？
換言之，要如何確定誰患有精神疾病，而誰沒有？今天的我算在哪一邊？明天的我又會在哪一邊？
作為一名精神科醫師──專門治療精神疾病的醫生──這樣的問題和取捨我再熟悉不過了。而且這些疑問和爭議也的確不是無的放矢。精神醫學這個領域有太多東西沒有一個固定說法。樣樣都有爭議。
但情況也並非如一般人所擔心的那樣渙散或是隨便。精神疾病之苦是千真萬確，不容否認。看到有人明明飽受精神疾病之苦，且明明是可以醫治的，少有人能夠無視內心想幫助他們的衝動。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
面對這樣的侷限，精神醫學手法卻依然不改其高度取決於人的做法的原因，在了解精神病學的發展史後，基本上就可以理解了。我們正該從這樣廣的面向著眼，而非單就科學面才是。這樣才對得起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近數十年來，醫學界對人的大腦有更多的研究，但因為對於人類心智相關科學的知識不足，大大限制了精神醫學得益於神經科學進步。結果就是，儘管窮盡數代研究者的殫精竭慮，近來新發展的神經科學，幾乎無法為多數精神疾病患者經驗帶來任何重大的改變。雖然精神醫學界有些很有效的治療，但社會狀態和文化態度依舊影響巨大。沒錯，神經科學能見度和研究比重逐漸提升，但它並非全部，甚至到現在仍尚未成為主要的部分。
因為這樣，若想更深入且完整的了解精神疾病，就不能只是檢視一八まま年代至今的大腦相關研究，也要檢視社會發展的歷史：這一路走來，社會對於精神醫學的期待的轉變；以及這個備受爭議的學科過去充滿爭議的歷史；還有文化和地理在這裡面所扮演角色的演變；以及一系列左右著社會對於精神疾病態度的其他因素。本書要談的就是上述這些。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本書算是旅遊札記。因為為了寫這本書，我踏遍愛爾蘭、英格蘭、比利時、義大利、德國、印度和美國。所到之處都讓我受益良多。
但本書同時也是一本歷史書，回顧了過去和當前，並透過古今來擘畫出將來。當然更重要的是，本書是精神疾病的專書，旨在透過不同個案病例，以及我身為醫師和精神學家的經驗，以求協助精神病患者。
全書最後，我改以宣言來結束。將我遍遊諸國的心得、想法和全書各章的探討，綜合出改善精神疾病患者與其家人經驗的具體方法。
這個做法對所有人都意義重大，而不只是對精神疾病患者或是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我們會受苦、也會好起來，不管在家庭中、在群體裡和在社會上都互相扶持。
我們一定要做得更好。只要攜手合作，我們一定可以做到。

文章試閱

第一章 精神醫學之初：精神病患收容機構的陰影(摘錄)

那個男孩子很開心。烏溜溜的大眼睛盯著我瞧，露出大大的微笑。應該四歲不到，也不知道我是誰，來意為何，又為什麼站在這裡。但他看到我卻非常開心。他被人放在一輛破舊的摩托車上坐著，一邊吃著一根小香蕉，看著眼前人來人往車水馬龍。這是觀察人的好地方──可能是全世界最適合的地方。
小男孩一家人就搭帳篷住在北印度菩提伽耶（Bodh Gaya）的摩訶菩提寺（Mahabodhi Temple）大門外。菩提伽耶是兩千五百年前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的所在。
當年的菩提樹依然矗立著。也因為這樣，小小的菩提伽耶擠滿了朝聖客、靈修者和好奇的旅客，這些人魚貫穿過這名男孩和他的家人，以及無數街邊小販，這些旅客的目的地都是佛寺，眾人都想看看自己是否也能在那棵菩提神木下悟道。路中央流浪狗橫行，印度人崇拜的聖牛也四處遊蕩，還有駱駝載著遠方來的旅客，也有人提著鳥籠兜售著要讓人買後放生作為行善獻神的鳥兒──善有善報。整條街上鬧哄哄的、塵土飛楊、卻出奇讓人神往。我愛極了。
我在小男孩身邊停下腳步，因為男孩父親所兜售的木雕佛像跟我以前見過的不一樣。他的佛像瘦骨嶙峋，是即將悟道前的苦修狀態，佛陀想藉著讓自己餓到瀕死狀態求得智慧。這尊佛陀木雕瘦到皮包骨，兩頰凹陷、雙眼無神。佛陀雖然這麼努力，在這個修道初期階段卻還是未能悟道。我用一點點錢就買到這尊佛像，對小男孩笑了笑後就前往下一個目的地。悟道之旅還沒走完，要穿過路障和人聲鼎沸的群眾。
不過，說實話，這趟到印度來為的不是靈修悟道，但如果真能讓我悟道，我當然樂意之至。我此行是為尋找「瘋狂」而來。
這是非常特別的一趟行程。身為精神病學家兼醫師，在醫院治療那些親朋好友無法幫助又受苦受難的病患時，我經常使用到「精神疾病」一詞。過去二十五年間，我接觸過成千甚至上萬這樣的病患，但至今我還是不確定「精神疾病」一詞在許多人心裡究竟代表了什麼意思。
我可以確定的是，儘管這個詞在過去變動不斷──「瘋狂」、「精神錯亂」、「精神疾病」──但病患精神上受苦的事實始終如一。其痛苦是千真萬確的。本書的目標，就是希望能更深入探討精神疾病的痛苦面，並探究在時代環境變遷之餘，對精神疾病了解的差異，希望能夠想出一個更好幫助精神病患的方法。
但當前，我只能坐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等待悟道。但什麼也沒發生。

神、魔和超自然力量：精神疾病的史前史
關於「瘋狂」的史前史可以追溯到最遠古時代。精神疾病始終存在著。每一種宗教傳統都曾在某個階段將人類的「瘋狂」歸咎到神明或是魔鬼，甚至是想要擾亂、禍害人間、冤孽前來討債之類的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在古人看來，「瘋狂」有時就是做了什麼缺德的事的報應、有時則是天威難測、有時則只是走霉運。對瘋病患者的看法則從來都不客氣：雖然其中有些號稱有「通天耳」的人僥倖被尊為聖人或是道行高深，但多數人的下場都只是被視為發瘋、遭到迫害、監禁、放逐或者過著居無定所、孤單、殘破敗落的生活，終至早逝，無法善終。
雖然人們對於精神疾病的態度時有改變，但卻不見得有改善。希臘傳統中士兵偶爾會出現戰爭「瘋病」，這時的文獻中也開始出現癲狂、憂鬱、癲癇之類等疾病的紀錄。但當時一份循希臘醫師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c, 460~370 B.C.）傳統寫成的醫學文獻中出現了轉變，這些希波克拉底的追隨者開始將「歇斯底里」（hysteria）視為女性的一種精神疾病。在文獻中，他們不將此病與神明或不可抗力的命運作弄連結，而將之指向女性的子宮。
希波克拉底和他這些追隨者發展出所謂的四種「體液」說（Humours）：黑膽汁、黃疸汁、黏液、血液。依他們的看法，健康就是這四種液體之間取得平衡，而疾病則是其平衡被破壞。
希波克拉底相當強調腦部在產生情緒、知識、感知和對世界的反應上的重要性：

應知，喜悅、惆悵和哀歎只會從腦而來，除此無他。也透過它，我們以特殊方式獲得智慧和知識，並得以看和聽，並得以辨知什麼是美醜善惡甜苦；有些我們靠習慣辨查、有些則靠其用處得知。還能依季節分辨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知道同一個東西隨著季節有味道好壞之別。

但希波克拉底也說，腦部同時也是「瘋狂」的罪魁禍首：

而同一副器官也會讓我們變得瘋狂、精神錯亂、莫名地被恐懼和害怕所侵襲，有些人在夜裡發作，有些人則在白天；這種疾病，有時會發夢並在不該遊走的時候遊走，會過度地擔憂，卻無視於當下狀態，乃至如廢人一般一無是處。這些都是在腦部不健康時會遭遇的疾病，患者要不發燒、要不發冷、要不過於濕潤、或過於乾澀，又或者當腦部受到非自然或不尋常的侵害影響時。
而我們會因為む腦部め濕氣而瘋狂。因為這時腦部比正常更潮濕，腦部因此被迫動了起來，而病灶也被迫動個不停，這時患者的視覺和聽覺都無法保持平靜，舌頭也會隨著所見所聞說起話來。

希波克拉底認為，腦部健康的關鍵在於保持腦部「平靜」與激動之間的平衡，以及體液之間的平衡：

只要腦子在平靜狀態，人就能享有理性；但若患有腦疾，問題多出自黏液和膽汁，有疾患的腦子都不乏其中之一：因黏液而瘋狂的人較為平靜，不會大聲喧嘩或吵吵鬧鬧；因膽汁瘋狂的人則會大聲喧嘩、病情不樂觀、也不會安安靜靜的，而是一直在造亂子。要是這樣的瘋病一直不去，原因就在於此。
若患者被恐懼和害怕所侵擾，則與大腦的狂亂有關，而這種狂亂則是因為腦部溫度上升。而溫度上升則肇因於膽汁沿著血管從軀幹送往腦部，此時恐懼會侵擾患者，直到膽汁流回血管並回到軀幹為止，恐懼才會消退。當腦部沒來由地冷卻下來，患者便會陷入悲傷和困惑中，病情也較平常嚴重。這情形是由黏液所造成；在這樣的影響下，患者會變得健忘。

從那以後，精神疾病的原因就逐漸被認為是在身體和腦部，還有體液，而不再是來自上蒼。
但「瘋狂」一旦醫學化，讓精神病的宗教、民俗傳統，像是念咒、施法術、還有下符咒等地方偏方何去何從？大家也知道，文化中的傳統信仰一旦出現，就很難以消除。更何況治療「瘋病」的市場越來越繁盛，成為某些人的既得利益。
古希臘、羅馬對於「瘋狂」的民間傳說和醫學解釋之爭，在其他文化也不遑多讓。中國，常用邪靈附體和天象異變來解釋瘋狂的原因，但同時也存在從身體成因像是寒症、濕症和風邪等說法。伊斯蘭傳統中，民俗傳說和超自然療法更充斥於大眾文化之中，但八世紀時的伊斯蘭醫院，就已經為「精神失常」者製作特殊藥方來治療。第一座精神病院據說就於西元七ま五年於巴格達城（Baghdad）落成。早期的瘋狂療法包括泡澡、音樂和職能治療。在許多地方，也使用放血、催吐、灌腸、鴉片和草藥也被用來排出體內造成精神疾病的有毒「黏液」，同時也會採用限制人身自由和毆打的方式來平息患者狂暴的「精神失常」。
這樣混雜的情形──民間療法與「科學」混雜、醫藥結合冷血狠心的社會控制──延續了數百年的時間，即使到了十九世紀精神療養院盛行的年代、乃至二十世紀「精神病院」改革的年代都未曾改變。在我們的年代，對於精神疾病的治療、責任和剝削依然不乏這些惹人爭議的情形，這反映出醫學和社會對於「瘋狂」的態度，始終存在著衝突。而這些在我這趟赴印度的精神疾病歷史探索之旅中，都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我的旅館就在菩提伽耶附近。在旅館時，我在《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上看到一則報導，一名孟買地方的學童因為被指控毆打同學而遭到校方停學，隨後自殺身亡。學童的家長歸咎校長和老師輔導不力，但印度高等法院的判決卻指校長和老師無責。法院指出，雖然自殺一事讓人痛心，卻無證據顯示校方師長有放縱教唆或是助長自殺之嫌。
精神疾病是那麼常見，但是要處理起來卻非常棘手，而且在花費上又非常地高昂。今天，我靠著這份印度報紙上的其他新聞，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關於印度經濟成功的消息、許許多多社會新創產業的故事、還有談論健康衛生和生活型態的文章。但關於心理健康的議題，始終若隱若現：就連一向風格嚴謹的印度《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都闢有一個名為「說話樹」（The Speaking Tree）的專欄，提供讀者心理方面的建議。
我翻到報紙其他頁面，想找些內容較輕鬆的報導。《印度時報》以輕鬆的口吻建議讀者改用天然瓦斯：「因為可以改善空氣品質」。這種環保意識的提升雖稱不上佛陀所謂的悟道，但對我而言，今晚已足夠──伴隨著熱辣的印度料理和一整夜睡不太安穩，不時夢到十九世紀偌大陰森的精神收容所、平靜地餓著肚子的佛陀、以及在神聖菩提樹下悄悄打著瞌睡的駱駝。

收容機構、創新和遺忘
位於印度北部蘭契（Ranchi）的中央精神醫學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Psychiatry）是一個非常壯觀的機構，也是我這趟精神療養院探索之旅的絕佳起點。我不太清楚自己要找的是什麼，但等它出現我就知道了。我找的東西可能就在這裡，蘭契。
十九世紀以前，多數國家對精神病患者大半缺乏照顧，而就算有，也是零零星星，時有時無。印度在這一領域的發展，就反映了全球精神病學發展史的許多面向。正因如此，我才選擇來到這裡。
印度的古老傳統認為疾病與飲食有關，尤那尼（Unani）傳統醫學就包含了被稱為Ilaj-I-Nafsani的心理治療。在某些地區，還有其他種療法給予精神病患不同程度的幫助，甚至在阿育王（King Asoka, 268~232B.C.）時期，還出現了早期的醫院，收治精神病患。日後，英國殖民時期創設了主要收治患有精神疾病歐洲人的精神收容所。印度這套精神收容所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得長足發展，很快成為殖民地治理中棘手卻不容忽視的一部分。
「蘭契歐洲人瘋人收容所」（Ranchi European Lunatic Asylum）是該機構當時的名稱，英國人是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七日建立了該收容所，當時，英國人意識到孟加拉（Bengal）博瓦尼波爾（Bhowanipore）和伯漢波爾（Berhampore）兩處精神療養院狀況非常差，而且有越來越多歐洲病人入住，已經人滿為患。一九一九年，英國陸軍心理學家歐文．柏克里．希爾中校（Owen Berkeley-Hill）就任該所醫療主管，他隨後在一九二四年寫道：

「蘭契歐洲人精神病院」（Ranchi European Mental Hospital）是印度唯一一家專門收治有歐美血統病患的精神病院。亞洲或非洲人沒有資格入住。院名中的歐洲人也包括混血兒，即盎格魯－印度人或盎格魯－非洲人，而前者占了病患中大多數。

蘭契這所精神病院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襲捲全球的精神療養院風潮下的產物。這股風潮由社會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真心關懷、對無依無靠者的善意、再加上一股相信借助科學和醫學力量可以治癒患者的信心所推動。精神疾病被納入醫學中的一個專業領域，既反映了這樣的發展，也助長了這樣的趨勢。如今回顧，會覺得當時人這番熱忱其實滿可悲的，但畢竟其立意良善，也有意改善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不公平待遇，特別是那些已經無家可歸，貧困潦倒又流落街頭的病患。
二十世紀初，蘭契這所精神療養院順應全球趨勢大幅擴建：引進水療等療程，院內也會舉行跳舞和社交活動，而且該院還推出一項非常明顯進步之舉：寄送「福祉徵詢信件」給出院患者，以追蹤患者返家後的情形。一九二ま年，該院引進「習慣形成表」（Habit Formation Chart），進行早期的心理治療。一九二二年，該療養院創立了印度首個專為精神疾病患者設立的職能治療分部。七年後，院外建起一棟棟小屋，供病患家屬長住，以便他們能夠共同參與病患的家庭治療。柏克里－希爾醫師（Owen Berkeley-Hill, 1879~1944）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了解並形塑人類心智運作的偉大構想──也抱持著熱情。
柏克里－希爾在一九三四年離開蘭契時，寫道：「這座我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接手管理時情況相當潦倒的瘋人院，現在已經化身為亞洲最佳的精神病院，甚至遠勝歐洲許多精神病院。」該院的創新醫療，在柏克里－希爾去職後依然持續不斷，當二十世紀的精神治療方法不斷推陳出新之際，蘭契也不斷引進新的療法。一九四七年印度脫離英國統治獨立，隔年該醫院改名為跨省精神病院（Inter-Provincial Mental Hospital），而且從此所有印度人都可以受益於該院。
如今，蘭契這家精神病院將病人照護與跨領域的臨床與神經科學之教學和研究結合。該院現在屬於政府機構，隸屬印度衛生與家庭福利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管理。該院院區廣闊，占地兩百一十一公頃，共有十七座大型病舍：其中七座公男性病患使用、六座供女性、還有一座供兒童和青少年、另一座則是有毒癮問題的患者、還有一座是緊急病舍、最後一座則是家庭病舍──這最後一座病舍可以說是柏克里－希爾主張以家庭為治療對象的遺緒。
時至今日，該醫院雖然以歐洲的標準來看還算是相當巨大，但它其實也反映出精神疾病患者在印度和其他國家的處境。在印度，大多數精神病患者不被容於家鄉。有些病患處境遭到忽視、甚至被人鍊起來、乃至毆打。從這個角度看，精神醫學和其所屬機構，是受到整體社會力量形塑而成的。這一點很明顯反映在精神醫學史上，而我也注意到蘭契的許多精神病房，都依精神醫學史上的名人命名，包括十九世紀英國精神療養院界知名醫師：約翰．康納利（John Conolly）。

約翰．康納利：精神錯亂的跡象
約翰．康納利一七九四年出生於英格蘭林肯郡的馬基特雷森市（Market Rasen, Lincolnshire, England），成長階段正逢英國和世界各地對於精神疾病的關懷達到最巔峰的年代。十八世紀時，人們對於精神疾病的態度有了重大的轉變，逐漸相信應該由社會來解決精神疾病。雖然並沒有確實證據證明在這段期間罹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有所增加，但隨著工業化和家庭結構的改變，的確讓精神病患在許多國家的城鎮和街道上更難被無視。很顯然，政府必須有所作為加以處理。
因此，十九世紀初開始快速成立大型公立精神療養院以便因應這個需要，雖然這時對於「精神錯亂」的治療還要一些時間才被納入主流醫學教育，但精神病患需要治療這件事不再遭到忽視。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康納利在一八二一年從愛丁堡大學畢業成為醫生，並在七年後被聘為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醫學系教授。一八三ま年，他出版了一本為他未來新職涯拉開大門的著作，內容探討當時醫界還不熟悉的題材：精神疾病。
康納利這本著作書名為《精神錯亂跡象探索暨改善保護與照顧精神錯亂者的建議》（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Indications of Insanity with Suggestions for the Better Protection and Care of the Insane）。該書出版兩年後，康納利共同創立了日後成為英國醫學學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且深具影響力的醫學組織。一八三九年，他被指派為西倫敦漢威爾（Hanwell）密德瑟斯郡立療養院（Middlesex County Asylum）的主治醫師，並在這裡首開先例，採行對「精神錯亂病患」「非束縛性」治療。這是對精神病患首見較具人道的革新做法。
康納利卒於一八六六年，但他一八三ま年的大作和對於「非束縛」治療的信念傳頌後世──這些成就讓蘭契的一間病房以他為名。早在他一八三ま年的著作中，康納利就主張精神錯亂絕對屬於「從事醫學者」的領域，儘管當時的醫師對於治療這種病還沒有太多研究、也沒受到太多的教育，也因為這樣，讓醫師都太急於採用便宜行事的收治安置方式：

在醫學院學習期間，醫學生幾乎不會見到精神錯亂的病例，只有特殊情況下才得以偶爾一見。對這些學生而言，要去哪間醫院見習都可以，但要去瘋人院卻是不得其門而入；醫學生可以研究所有疾病，唯獨無法研究精神疾病，而這恰恰是所有疾病中最不幸的。

但在康納利眼中，比起精神病來，醫生對於該病的無知更「不幸」:

然後當他終於在從業後遇到第一個精神錯亂的病例時候，む這名醫師め這才驚覺：他完全無法區別病患與家庭應享有哪些權利與幸福；到頭來只能一味地採用粗暴而不必要的手法去處置病患；或者就將自己的焦慮和病患一併拋諸腦後，隨手簽下他的醫師診斷，將這名不幸的病患送去瘋人院。

而這樣的情形不僅限於「精神錯亂者」，對一般人也適用：

這件事牽涉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因為沒有人能確保自己能夠永遠理性む……め沒有人能確保不會有那麼一天，明明清楚自己哪裡痛苦、哪裡不對勁，卻被他人視為所有理性和感受都已崩毀，因此被迫與家人分離、無家可歸，就這樣從無辜卻不被外人理解的痛苦掙扎中，被無限期地貶到瘋人院去，與白痴和瘋子一同度過悲慘歲月。

但會發生這種事，不能把罪責全怪到醫療專業人員或是醫院管理階層頭上：社會整體基本上就傾向將精神病患送往療養機構並限制其行動。例如在愛爾蘭，一名國會議員就毫不保留地描述了十九世紀初還沒有療養院時，鄉間精神病患的遭遇：

沒有比農家中的瘋病處境更讓人震驚的了，這種農家裡，男性通常都要到田裡務農好養家餬口，主內的婦女料理家事分身乏術，若還有小孩那就更加疲於奔命。這時如果家中出了個身強體壯的青少年或少女患有精神病，家裡唯一的處置方式，就是在屋裡地板挖個洞，上頭加上柵欄，以防他逃出來，但這洞其實深不及人高，僅有五英尺，這可憐的患者就被關在這裡頭吃喝拉撒，通常也就在這裡頭結束了一生。在愛爾蘭我所熟悉的這一帶，所有人類慘狀，都跟這無法比。

在整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愛爾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加拿大、印度和其他地方，精神療養院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原本都是立意良善，希望能夠在貧困、動盪甚至飢荒的年代，照顧這些窮困潦倒的精神病患。可惜的是，這些療養院全都建立在一個錯誤的認知之上，那就是誤以為住院安置是治療精神病患的首要之選。一八五八年愛爾蘭精神療養院狀況（State of the Lunatic Asylums）調查專員寫道：「最重要的是，將精神錯亂者儘快送往療養院。」這種想法在當時幾乎是舉世皆然，各地專家都認為「隔離」是精神病患（「瘋人」）和智能障礙（「白癡」）最關鍵的解決之道。就因如此，精神療養院在當時大為風行。
然而，十九世紀新建的療養院沒多久就人滿為患，擴增到難以正常營運的地步，其擁擠的程度不利患者身心，完全違背了治療的初衷。有些療養院甚至超收到要人命的地步，肺結核等傳染病定期肆虐各療養院，每年幾乎都會要了一成左右病患的命。面臨這樣的災情，醫生不再有暇顧及病患個人的治療，只能把注意力轉向龐大療養院的管理上，這些龐大的療養院，一直苟延殘喘到二十世紀下半葉都還在營運，有些甚至更久。
即使在今天，歐洲和其他地方的許多精神病院還是會遭遇到療養院時代的同樣問題，因為事實上，大半輩子都住在療養院、或是不見容於家人和鄰里，不願接他們回家的病患，就很難治得好。一些殘留至今的這類醫院，雖然為病患提供親切且舒適的居所，但這些改變仍無法抹去他們一生中所遭受的各種不公對待。
愛爾蘭也和印度和其他地方一樣，許多患者經歷了長時期的療養院生活，待在類似都柏林葛蘭奇戈爾曼精神病院（Grangegorman Mental Hospital）這類的機構（現已停辦）。這難免會造成許多長期住院患者的經歷與他們長期居住的機構緊密相連。一旦這些醫院關門，雖然有部分患者得以在院外安然度日，但也有患者因為終生住院而無法適應外界的生活。讓人遺憾的是，更有些人是一步也無法離開醫院的，因為經年累月在閉鎖的環境中生活，對於院外的世界已不再熟悉，從而也難以在那裡找到安身立命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