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父親，福斯汽車與中國

作者簡介

姓名：李德輝Felix Lee
一九七五年生於德國狼堡大學時修讀社會科學、經濟及政治，畢業於柏林新聞學院，二○○三年起擔任德國《日報》的經濟及政治編輯，二○一○年至二○一九年擔任北京特派記者，長達九年。另與《德國商報》駐東亞地區記者芬•梅耶－庫克克（Finn Mayer-Kuckuk）合著有《中國：德國擺脫困境的方法》（China: Auswege aus einem Dilemma）。他目前任職於《南德日報》。

譯者簡介

姓名：李德輝Felix Lee
一九七五年生於德國狼堡大學時修讀社會科學、經濟及政治，畢業於柏林新聞學院，二○○三年起擔任德國《日報》的經濟及政治編輯，二○一○年至二○一九年擔任北京特派記者，長達九年。另與《德國商報》駐東亞地區記者芬•梅耶－庫克克（Finn Mayer-Kuckuk）合著有《中國：德國擺脫困境的方法》（China: Auswege aus einem Dilemma）。他目前任職於《南德日報》。

書籍目錄

目錄
台灣版序
前言

第一章　狼堡的轉折點
工廠大門前的中國人 | 狼堡的南京人 | 福斯汽車高層接待高官
第二章　南京童年
南京大屠殺 | 1940年前後的日常生活 | 夢想，黃包車，傳教士
第三章　台灣的青少年期
中國內戰 | 逃亡 | 大甲與台北街頭 | 毛澤東封閉中國 | 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饑荒 | 台灣強力發展教育
第四章　啟程
航行 | 中國文化大革命 | 在德國的生活——1977年回訪南京
第五章　巨人甦醒
中國不放鬆 | 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 通關密語：合資企業 | 福斯汽車前進中國——到底去還不去 | Volkswagen的中文命名 | 鄧小平改造中國 | 中國向消費社會開放 | 1983年—上海街頭的第一輛福斯汽車
第六章　福斯汽車在中國擴展
1985年遷至北京 | 大清皇帝的圓明園 | 友誼賓館 |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 | 德國工業巨擘在上海的功課 | 牛仔褲、雀巢即溶咖啡、手提音響——1988年欣欣向榮的北京
第七章　天安門事件
回到狼堡 | 奧迪成為國賓轎車 | 通貨膨脹、腐敗、監控 | 1989年6月4日——政治背景及其後果 | 福斯汽車的兩難
第八章 全球化
一切照舊 | 中國式的資本主義 | 海外華人作為重要投資者 | 九十年代的中國 | 經濟突破 | 狼堡的傲慢
第九章 中國情結
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 | 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 | 用貿易實現轉變？ | 習近平衝擊 | 台灣與一中政策 | 習近平在新疆的罪行 | 失望的希望 | 福斯汽車——一家總部設在德國的中國企業？
資料來源
致謝

推薦序/導讀/自序

台灣版序
一九四八年，我十二歲的父親以難民身分從南京來到台灣時，他以為只是短暫的流亡。未料直到二十九年後，他才再次見到在大陸的家人。那時的他完全沒想到，他人生的旅程會從台灣繼續前往德國，然後再到中國大陸，並成為當時領先的汽車製造商福斯汽車的高層。
許多朋友聽我講到父親的經歷時，都希望我把這段家族歷史寫下來，因為這其中匯聚了太多的故事：從民國時期在南京的童年、逃難到台灣，一直到海外華人的生涯。這些是許多我父親那一代的中國人不得不承受的命運，也是二十世紀給他們帶來的機遇。這些故事可以解釋，為什麼德國人在中國做生意如此成功，但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他們現在對於與中國的關係，以及是否應該與台灣站在一起，會感到如此掙扎；為什麼他們這麼難擺脫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依賴。
這本書是從我自己的角度寫的。我是一個記者，從小在德國長大，根源在中國，母親則是台灣人。這不是我父親的自傳。我努力用今天的視角去反思這些事情，也盡可能用調查研究來確保事實的正確性。
作為商業界的經理人，我父親的觀點常常跟我這個政治新聞記者不一致。然而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正是這種觀點的對立與衝撞，讓我們更能深入了解我們與中國往來時的現實矛盾。這些矛盾目前在歐洲與亞洲正困惑著我們。
如果沒有從一九四九年起台灣的種種支持，我父親的人生故事就不可能是後來的那樣了。是台北街頭上一位善良的腳踏車店老闆給我當時一貧如洗的父親提供了薪金和棲身之地。是一對教師夫婦讓他的教育能走上正軌。作為一名失去父母照顧的少年，他有機會在台灣上高中，之後進入大學，最終前往德國，在那裡成為福斯汽車的工程師並建立一個家庭。我們全家始終對台灣心懷感激。因此我很高興這本書能用繁體中文呈現給讀者。
李德輝，二○二四年十二月於柏林


前言
今天的中國主導著世界局勢。但情況並非一直如此。直到七○年代末，中國還是一個完全貧困、落後和封閉的國家，跟今天的北韓差不多。當時德中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往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私人之間。我的童年時期在狼堡（又譯沃爾夫斯堡）度過，那時大多數人對中國還是一無所知。跟我相同年齡的孩子對這個國家唯一的認識，是來自冒險故事《小鈕釦吉姆》，書裡的中國人都是些奇異的生物，有些甚至還沒有一粒米大。有一次在街上，有兩個孩子小聲地講到我：「你看，一個中國人。我從來沒看過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跟我家有來往的少數中國人，多半也是來自香港或台灣，而不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父母第一次帶我和比我大兩歲半的哥哥去中國，讓我們認識在南京的親戚。當時我四歲。我記得到處又冷又潮濕，沒有一家有暖氣。我的祖父母只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幾件從過去比較好的時代，在毛澤東推行共產主義之前留下的物品之外。我的父母、哥哥和我緊緊地靠在一起，裹著厚厚的棉被坐在他們的床上，試著互相取暖。在擠滿人的街上，人們都盯著我看。儘管我長相就像中國人，但是從我色彩鮮明的冬天夾克和燈芯絨褲子，那些穿著藍色與灰色制服的當地人一眼就能看出我來自國外。那種感覺很壓抑，所以回到狼堡時我很高興─我在這裡出生，七○和八○年代在這裡長大。我從小備受呵護，家境優渥，住在帶花園的獨棟住宅，家裡有兩部汽車，我還養了天竺鼠。我父親是福斯汽車的工程師。許多年前他從中國逃難出來，離開了他的家庭，並在經歷一些冒險後，獨自到了德國。他不能回到他的祖國，而且也不想回去。隨著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中國對外開放，情況開始改變了。一九七七年底，我父親就去了一趟中國。他將近三十年沒見過父母，這時終於可以去探望他們了。不久之前，他才剛取得德國國籍，之後不久，他也將成為第一批西方工業經理，負責為德國公司策劃進入中國市場。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他幫助福斯汽車在中國擴張，而且成果豐碩。福斯先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工廠，然後在中國北方城市長春又建立了第二家工廠。對福斯汽車來說，這就打開了一個擁有超過十億人口的新市場。
我十歲時，父親為福斯汽車前往中國工作。從一九八五年夏天到一九八八年初，我和家人住在北京。那是自由化的初期，特色是財富逐漸成長，社會與經濟也快速變化。從那時起，我就定期拜訪在南京、台灣、香港的祖父母、姑姑、叔叔、以及堂兄弟姊妹。我每次去都能觀察到，他們的物質生活一直在改善，儘管跟德國比起來，他們的收入和財產還是比較少。但是隨著時間，他們能夠負擔愈來愈好的生活，而且有幾位甚至比我在柏林的德國朋友圈更有錢。二○一○年春，我以外國通訊記者的身分來到北京。在接下來的九年裡，我為德國《日報》和其他德文媒體報導中國勢不可擋的經濟崛起，報導福斯汽車、賓士（Mercedes）、西門子（Siemens）以及所有其他德國公司的新聞。中國早已成為這些公司最大也最重要的海外市場。同時，我也親身經歷了政治自由化的希望逐漸消失的過程，儘管在好幾年的期間裡這種自由化的跡象確實曾經存在過。從二○一三年起，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變得更強調意識形態，對異議者的打壓更為嚴厲和殘酷，對鄰國和整個國際社會也更具侵略性和沙文主義。
作為一名來自德國的記者，我很快就不像八○年代作為一位汽車公司經理的小孩那樣受歡迎了。目前，外國記者雖然還可以從中國通訊報導，但這是官方不樂見的。我也多次感受到這一點，比如在延長簽證的時候被公安部請去「喝茶」，並被要求回答關於我德國同事的問題。或者在維吾爾族省分新疆進行採訪時，我被特務跟蹤，當地突然沒有人願意跟我交談。
我家族的歷史跟中國的崛起是緊密相連的。最重要的是，我父親走過的道路，從起點一直到最後的發展，在中國近代史上都深具代表性：他在內戰的動盪中逃離共產主義，以難民少年的身分在台灣艱難度日，在德國辛苦工作並事業有成，然後把福斯汽車帶進中國。
我從童年起就對他的故事不陌生。我們以前沒有太多時間相處，但是每次有機會聊天時，我總是注意到，父親講起他的故事是多麼熱切。退休後，他開始環遊世界，但其實他一直都在這麼做。現在他已經八十六歲了。在過去幾年裡，我對他做了很多次深入的訪談，我們翻出許多照片和文件，研究了他所參與事件的過程。我也回顧了自己在狼堡與中國之間來回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時期。
這是我父親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同時，這是一個關於中國和德國的故事，關於兩國經濟合作的開端和許多方面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特別是在中國的改變。先說一點：一開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賴德國，今天這個關係卻顛倒過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汽車公司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這間公司德文稱為Volkswagen，中文則稱為福斯汽車。
李德輝，二○二三年於柏林

〔注：福斯汽車為台灣譯名。中國譯為大眾汽車，港、澳譯為福仕汽車，新馬音譯為福士偉根。〕

──

第一章　狼堡的轉折點
工廠大門前的中國人
「文波，你還能講你的母語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七日，福斯汽車公司新聞部的一位同事在電話裡緊急地問他。
文波是我的父親，當時他是福斯汽車在狼堡負責節能引擎的研發主管。不久前他才因為第一台酒精動力引擎而登上了《畫報》，標題是「探索新燃料」，下面有很大一張他的特寫照片。直噴式引擎當時還是一項很新的技術，之前主要使用在昂貴的車款上。現在要開發的是一種適合大眾市場的改款，要用在每個人都買得起的汽車上。這也牽涉到替代燃料。雖然氣候變遷和二氧化碳排放在那時候還沒有成為議題，但是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仍然留在許多人的腦海中。關於酸雨和森林死亡的首批報告也已經發表。有害廢氣的排放不能永遠這樣持續下去，這也是我父親的部門研究的問題。二十年後，他的團隊當時正在研發的汽油直噴式引擎（FSI），將它用在福斯的路波（Lupo）車款上，但是在當時，那還是遙遠的未來，也不是當天早上他接到那通電話的原因。
你可以過來一下嗎？電話裡對方問他。工廠門口來了幾個中國人，沒人知道他們想做什麼。其中一人自稱是中國的機械工業部部長。
我父親當然還會說中文。不過他懷疑工廠門口是否真的來了一位中國部長。他甚至認為那些不太可能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他猜那幾位先生更可能來自日本，也可能來自東南亞。很多德國人分不清亞洲人的外貌，他這位新聞部的同事也不例外。我父親自己就常常被誤認為日本人或越南人。
我父親穿上外套。春天的陽光透過辦公室的大窗戶照進來。那天是星期一。辦公室還留著一點週末的氣氛，一位同事端著咖啡悠閒走過時，打了一個很大的哈欠。我父親巨大的辦公桌上躺著一張設計圖。當時雖然已經有了電腦，但是大多數工程師仍然在紙上工作，因此需要許多空間。他的辦公室位於一座延伸很長的長方形建築內，在實際廠房區域之外。這座建築被稱為FE，是德文「研究與開發」（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的縮寫。所有狼堡人都認得這座醒目的白色建築，建築正面有向前突出的棕色樓梯間。在當時，那是這座城市最現代化的建築。在駕車會見意外訪客的路上，父親腦裡還想著數據分析和測試結果，也有點好奇會遇到誰，但是他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早晨不只將徹底改變他的人生，還將寫下德國和中國的經濟史。當時中國的事對他來說已經是過去式了。
（中略）
福斯汽車高層接待高官
在這之前，我父親很少有機會走進著名的集團總部大樓。這是一棟正面是褐色磚牆、屋頂上有巨大的福斯汽車標誌。這也是狼堡最高的建築物。福斯的老闆們─官方的稱呼是董事會成員─就在十二樓與十三樓的最頂層辦公。
當我父親來到大樓，入口處果然站著五位中國人。有人已經把他們從工廠大門口接到這裡來。我父親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更不是從美國來的華僑。他們當中有四個人穿西裝打領帶，一個人穿著藍灰色的上衣和同色長褲：那是從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很常見的制式服裝。
福斯生產主管與董事會成員君特．哈特維希正在對他們致簡短的歡迎詞。那些人看起來有些不知所措，但是當他們一見到我父親，表情就高興起來了。能看到一位同胞，他們明顯地輕鬆了不少。而當我父親開始用中文跟他們交談時，他們表現地更熱絡了。其中一位，從舉止上看來顯然是為首的領導，名叫楊鏗，是我父親從來沒聽過的名字。因為這許多年來，中國對他來說已經變得非常陌生，幾乎跟其他大多數從來就不認識中國的德國人差不多。楊鏗自我介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長，主管農業及工業機械。「我們來這裡，是因為對商用汽車有興趣。」他說。
商用車？我父親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這件事。他想必露出狐疑的表情。不待請求，那位自稱部長的從口袋裡掏出一張折著的紙，上面是打字機字體打出的考察團成員的名字。今天在中國與人見面一般是彼此交換名片，但當時他們沒有這種東西。楊鏗的職稱就列印在他的名字後面。
這時，除了新聞部門的工作人員，韋納．施密特（Werner P. Schmidt）也到了。公司裡的人都稱他WP施密特，他是福斯汽車的銷售主管，也是董事會的成員。這位高官的來訪讓他十分訝異。對我父親來說，除了也在現場的研發董事恩斯特．費亞拉之外，這是他第一次跟董事會成員打交道。當時福斯汽車已經有超過六萬名員工，上下層級的距離非常大。有機會跟一位董事會成員見面握手的人並不多。所以在這個時刻，比起一位連名字都沒聽過的中國部長的到訪，跟董事會高層握手這件事更令我父親感到震撼。
施密特和費亞拉理所當然地想帶考察團去參觀工廠和介紹汽車產品。但是這位部長顯然有自己的想法。「你們這裡也生產小貨車嗎？」他問道，並請我父親代為翻譯。施密特搖搖頭。透過我父親，施密特向部長解釋，所有商用車都在漢諾威的工廠生產。「在狼堡總廠這裡，我們只生產小轎車。」參觀漢諾威的工廠應該沒有問題，不過得等到次日。
當晚福斯董事會在集團的官方招待所羅特霍夫酒店宴請這些來自遠東的訪客。東道主是生產董事君特．哈特維希。當時董事會一時也找不到專業的德中翻譯。今天在狼堡工作的中國員工已經數以百計，但是在當時的狀況遠遠不是如此。所以他們就請我父親擔任翻譯。
晚宴的氣氛一開始相當拘謹。哈特維希問部長住得滿不滿意，德國的食物合不合胃口。楊鏗點頭表示感謝關心。雙方繼續客套寒暄，但無法真正開始對話，更不用說有什麼熱情的交流。德方出席的人對中國所知如此之少，以至於幾乎不敢提出問題。但是中方這邊也是如此。一直到哈特維希請大家到壁爐旁喝一點酒，氣氛才逐漸輕鬆起來，部長也開始說明他此行的目的。楊鏗的任務是要拓展中國的汽車工業。中國當時主要是生產曳引機與卡車，現在則想增加公路運輸的商用車，也就是巴士和重型卡車。部長直率地承認，他們國家在技術上非常落後，缺乏相關知識。這就是他來德國的原因。他想參觀德國的車輛製造廠，向他們學習。他完全沒有提到買車的事。
當天晚間的談話顯示，這次狼堡的拜訪是臨時起意的。原本考察團只打算參觀賓士（Mercedes-Benz）的商用車部門，由位於波昂的中國大使館所安排。然而當他們在斯圖加特市區行走，部長注意到許多車輛都有福斯（VW）的標誌。在詢問之下，他得知這些汽車是在狼堡生產的。於是楊鏗就直接帶著考察團上了火車，前往這座福斯汽車之城，也沒有通知中國大使館。從德國人的角度來看，即使在那個年代，一位中國部長在外國出訪期間竟然連一位了解當地狀況的陪同人員都沒有，簡直是難以置信。但是對中國政府官員來說，出國完全是新的事情，他們對此並沒有經驗。看來他們覺得臨時改變行程是很正常的。
在壁爐邊的談話中，部長重申了他一早見面時所說的話：他的國家對商用車有興趣，但是對小轎車則否。中國太窮了，開不起小轎車。連鋪了柏油的道路都不多。此外他的國家人口太多，城市太擠，根本沒有停車的空間。「小轎車最多只能坐五個人，我們用不著這種車」。楊鏗強調，「我們國家不適合發展完整的小轎車產業。」他需要的是可以載運貨物的實用車輛，以及可搭乘八人以上的小型巴士。在翻譯這些話的同時，我父親注意到主管生產的哈特維希好幾次皺起眉頭。至此他一直還沒有發言。他顯然很不確定該怎麼看待這些來自遠東的訪客。不過突然之間，哈特維希似乎覺得出現了一個機會。他開口反對部長的說法：「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真的需要小轎車。」接著他詳細地說了他的看法……（待續）

文章試閱

前言
今天的中國主導著世界局勢。但情況並非一直如此。直到七ま年代末，中國還是一個完全貧困、落後和封閉的國家，跟今天的北韓差不多。當時德中之間幾乎沒有任何交流，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私人層面。我的童年時期在德國狼堡（又譯沃爾夫斯堡）度過，那時大多數人對中國都是一無所知。跟我相同年齡孩子對這個國家的唯一認識是來自冒險故事《小鈕釦吉姆》。書裡的中國人都是些奇異的生物，有些甚至還沒有一粒米大。有一次在街上，有兩個孩子小聲地談論我：「你看，一個中國人。我從來沒看過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跟我家有來往的少數華人，多半也是來自香港或台灣，而不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九七九年冬天，我父母第一次帶我和比我大兩歲半的哥哥去中國，讓我們認識在南京的家人。當時我四歲。我記得到處又冷又潮濕，沒有人有暖氣。我的祖父母只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幾件從過去比較好的時代，在毛澤東推行共產主義之前留下的物品之外。我的父母、哥哥和我緊緊地靠在一起，裹著厚厚的棉被——一種用縫線把棉花固定在被套裡的被子──坐在他們的床上，試著互相取暖。在擠滿人的街上，人們都盯著我看。儘管我長相就像中國人，但是從我色彩鮮明的冬天夾克跟燈芯絨褲子，那些穿著藍色與灰色制服的當地人一眼就能看出我來自國外。那種感覺很壓抑，所以回到狼堡時我很高興——我在這裡出生，在七ま和八ま年代在這裡長大。我從小備受呵護，家境優渥，住在帶花園的獨棟住宅，家裡有兩部汽車，我還養了天竺鼠。
我父親是福斯汽車的工程師。許多年前他從中國逃難出來，離開了他的家庭，並在經歷一些冒險後，獨自到了德國。他不能回到他的祖國，而且也不想回去。隨著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中國對外開放，情況開始改變了。一九七七年底，我父親就去了中國一趟。他將近三十年沒見過父母，這時終於可以去探望他們了。不久之前，他才剛取得德國國籍，之後不久，他也將成為第一批西方工業經理，負責為德國公司策劃進入中國市場。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他為福斯汽車在中國的擴張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先是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工廠，然後在中國北方城市長春建立了第二家工廠。對福斯汽車來說，這就打開了一個擁有超過十億人口的新市場。
我十歲時，父親為福斯汽車前往中國工作。從一九八五年夏天到一九八八年初，我和家人住在北京。那是自由化的初期，特徵是財富逐漸成長，社會與經濟也快速變革。從那時起，我就定期拜訪在南京、台灣與香港的祖父母、姑姑、叔叔、以及堂兄弟姐妹。我每次去都能觀察到，他們的物質生活一直在改善，儘管跟德國比起來，他們的收入和財產還是比較少。但是隨著時間，他們能夠負擔越來越好的生活，而且有幾位甚至比我在柏林的德國朋友圈更有錢。二ま一ま年春，我以外國通訊記者的身分來到北京。在接下來的九年裡，我為《每日報》（taz）和其他德文媒體報導中國勢不可擋的經濟崛起，報導福斯汽車、賓士、西門子以及所有其他德國公司的新聞。中國早已成為這些公司最大也最重要的海外市場。
同時，我也親身經歷了政治自由化的希望逐漸消失的過程，儘管這種自由化的跡象確實曾經存在過一段時間。從二ま一三年起，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變得更強調意識形態，對異議者的打壓更為嚴厲和殘酷，對鄰國和整個國際社會也更具侵略性和沙文主義。
作為一名來自德國的記者，我很快就不像八ま年代作為一位汽車公司經理的小孩那樣受歡迎了。目前，外國記者雖然還可以從中國通訊報導，但這是官方不樂見的。我也多次感受到這一點，比如在延長簽證的時候被公安部請去「喝茶」，並被要求回答關於我的德國同事的問題。或者在維吾爾族省份新疆進行採訪時，我被密探跟蹤，當地突然沒有人願意跟我交談。
我家族的歷史跟中國的崛起是緊密相連的。最重要的是，我父親走過的道路，從起點一直到最後的發展，在中國近代史上都堪稱典範：他在內戰的動盪中逃離共產主義，以難民少年的身份在臺灣艱難度日，在德國辛苦工作並事業有成，然後把福斯汽車帶進中國。
從我童年時起，他的故事就一直伴隨著我。我們以前沒有太多時間相處，但是每當我們聊天時，我總是注意到父親講起他的事是多麼生動。退休後，他開始環遊世界，但其實他一直都在這麼做。現在他已經八十六歲了。在過去幾年裡，我對他做了很多次深入的採訪，我們翻出許多照片和文件，研究了他所參與的事件的過程。我也回顧了自己在狼堡與中國之間來回度過的童年和少年時期。
這是我父親的故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同時，這是一個關於中國和德國的故事，關於兩國經濟合作的開端和許多方面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特別是在中國的改變。先說一點：一開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賴德國，今天這個關係卻顛倒過來。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汽車公司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這間公司德文稱為 Volkswagen，中文則稱為福斯汽車。

李德輝，二ま二三年於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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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狼堡的轉折

有中國人在工廠門口
「文波，你還會說你的母語嗎？」1978年4月17日，大眾汽車公關部的一名員工激動地在電話裡喊道。文波是我的父親，那時他是狼堡大眾汽車公司一個專門研究節能發動機的部門主管。不久前，他憑藉首款由酒精驅動的發動機登上了《圖片報》。標題是「追蹤新燃料」，下面還附有他的大幅照片。當時，燃油噴射發動機仍屬於新技術，主要應用於高價位的車輛中。如今，他的任務是開發一種適合大眾市場的版本，讓普通民眾也能負擔　得起的車型，同時還涉及替代燃料的使用。儘管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排放在當時尚未成為熱點話題，但1973年的石油危機仍讓許多人心有餘悸。也已經出現了關於酸雨和森林衰退的報導，人們也開始關注到有害排放物不能無止境地繼續增加，我父親的部門也在考慮這些問題。二十年後，他們當時研發的FSI發動機會在大眾Lupo車型中使用。但那時這些都還只是未來的藍圖，而也並非那天早上電話的原因。
電話問他是否能來工廠門口，因為那裡站著幾個中國人，沒人知道他們想幹什麼。其中一人自稱是中國機械工業部的部長。
當然，我父親還會說中文。不過，他懷疑真有什麼中國部長站在工廠門口。他甚至不相信這些人來自中國大陸，認為這些人可能來自日本，或者東南亞某個國家。當時，很多人都區分不出亞洲人，他的同事也不例外。我父親經常被誤認為是日本人或越南人。
父親穿上外套，春天的陽光透過辦公室的大窗戶照進來。那是星期一，週末的悠閒氣氛還未完全散去，一位同事打著呵欠，端著咖啡從他身邊走過。我父親的辦公桌很大，桌上擺著一張設計圖。當時已經有電腦了，但大多數工程師還是在紙上工作，這需要很大的空間。他的辦公室位於一棟狹長的方形建築內，這棟樓不在工廠的核心區域，名叫「FE」，是「研究與開發」的德文縮寫。所有狼堡人都知道這座標誌性的白色建築，前面還有棕色的樓梯間，這是當時該市最現代化的建築。
在前往迎接這些意外來訪者的路上，父親一邊思考著數據分析和測試結果，一邊對自己將見到什麼人充滿好奇。他完全沒料到，這個早晨不僅會徹底改變他的生活，還會書寫中德經濟合作的歷史。他已經認為自己與中國再無交集。
（中略）

福斯汽車高層接待高官
在這之前，我父親很少有機會走進著名的集團總部。這是一棟正面是褐色磚牆、屋頂上有巨大的福斯汽車標誌的建築。這也是狼堡最高的建築物。福斯的老闆們──官方的稱呼是董事與理事──就在十二樓與十三樓的最頂層辦公。
當我父親來到總部時，入口處果然站著五位中國人。有人已經把他們從工廠大門領到這裡來。我父親一眼就看出來，他們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更不是從美國來的華裔移民。他們當中有四個人穿西裝打領帶，一個人穿著藍灰色的上衣和同色長褲：那是從一九一二年民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很常見的制式服裝。
擔任生產主管兼福斯董事的君特．哈特維希正對他們做簡短的歡迎致詞。那些人看起來有些不知所措，但是當他們一見到我父親，馬上就高興起來。能看到一位同胞，他們明顯地輕鬆了不少。而當我父親開始用中文跟他們交談時，他們表現地更熱絡了。其中一位名叫楊鏗，從舉止看來顯然是為首的領導。但是我父親從來沒聽過他的名字。因為這許多年來，中國對他來說已經變得非常陌生，幾乎跟其他大多數從來就不認識中國的德國人差不多。楊鏗自我介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位部長級官員，主管農業及工業機械。「我們來這裡，是因為對商用汽車有興趣。」他說。
商用車？我父親不知道該怎麼看待這件事。他想必露出狐疑的表情。不待請求，那位自稱部長的人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破舊的紙，上面是打字機字體打出的考察團成員的名字。今天你在中國跟人見面會彼此交換名片，但當時他們沒有這種東西。楊鏗的職稱就白紙黑字地列印在他的名字後面。
這時，除了新聞部門的工作人員，韋納•施密特也到了。公司裡的人都稱他 WP 施密特，他是福斯汽車的銷售主管，也是董事會的第二號人物。這位高官的來訪讓他十分訝異。對我父親來說，這是他第一次跟董事會高層打交道，除了把他聘進來的研發主管恩斯特•菲亞拉之外。菲亞拉現在也在場。當時福斯汽車已經有超過六萬名員工，上下層級的距離非常大。有機會跟董事會高層見面握手的人並不多。所以在這個時刻，比起一位連名字都沒聽過的中國部長的到訪，跟董事會高層握手這件事更令我父親感到震撼。
施密特跟菲亞拉理所當然地想帶考察團去參觀工廠。但是這位部長拒絕了。他顯然有自己的想法。「你們這裡也生產小貨車嗎？」他問道，並請我父親代為翻譯。施密特搖搖頭。透過我父親，施密特向部長解釋，所有商用車都在漢諾威的工廠生產。「在狼堡總廠這裡，我們只生產小客車。」參觀漢諾威的工廠應該沒有問題，不過得等到次日。他建議部長，不如先看看小客車的生產線。部長有些遲疑，但最後同意了。
當晚福斯董事會在羅特霍夫酒店宴請這些來自遠東的訪客。那是福斯集團的官方招待所。東道主是福斯的一位董事君特・哈特維希。當時董事會一時找不到專業的德中翻譯。今天在狼堡工作的中國員工已經數以百計，但是在當時的狀況遠遠不是如此。所以他們就請我父親來擔任翻譯。
晚宴的氣氛一開始相當拘謹。哈特維希問部長住得滿不滿意，德國的食物合不合胃口。楊鏗點頭表示感謝關心。雙方繼續客套寒暄，但無法真正開始對話，更不用說有什麼熱烈的交流。德方出席的人對中國所知如此之少，以至於幾乎不敢提出問題。但是中方這邊也是如此。一直到哈特維希請大家到壁爐旁喝一點酒，氣氛才逐漸輕鬆起來，部長也開始說明他此行的目的。楊鏗的任務是要擴展中國的汽車工業。中國當時主要只生產牽引機與小貨車，現在則想跨足公路運輸的商用車輛，也就是巴士和重型卡車。部長直率地承認，他們國家在技術上非常落後，缺乏相關知識。這就是他來德國的原因。他想參觀德國的車輛製造商，向他們學習。他完全沒有提到買車的事。
當天晚間的談話顯示，這次狼堡的拜訪是臨時起意的。原本考察團只打算參觀賓士的商用車部門。那是位於波昂的中國大使館所安排的。然而當他們在斯圖加特市區附近來來去去，部長注意到許多車輛都有福斯（VW）的標誌。在詢問之下，他得知這些汽車是在狼堡生產的。於是楊鏗就帶著考察團搭上火車，前往這座福斯汽車之城，也沒有通知中國大使館。從德國人的角度來看，即使在那個年代，一位中國部長在外國出訪期間竟然連一位了解當地狀況的陪同人員都沒有，簡直是難以置信。但是對中國政府官員來說，出國完全是新鮮事，他們對此並沒有經驗。看來他們覺得臨時改變行程是很正常的。
在壁爐邊的談話中，部長重覆了他一早見面時所說的話：他的國家對商用車有興趣，但是對小客車則否。中國太窮了，開不起小客車。連舖了柏油的道路都不多。此外他的國家人口太多，城市太擠，根本沒有停車的空間。「小客車最多只能坐五個人，我們用不了這種車」，楊鏗強調，「我們國家不適合發展完整的小客車產業。」他需要的是可以載運貨物的實用車輛，以及可搭乘八人以上的小型巴士。在翻譯這些話的同時，我父親注意到生產主管哈特維希好幾次皺起眉頭。至此他一直還沒有發言。他顯然很不確定該怎麼看待這些來自遠東的訪客。不過突然之間，哈特維希似乎覺得出現了一個機會。他開口反對部長的說法：「一個發展中的國家真的需要小客車」。接著他詳細地說了他的看法。
他描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如何滿目瘡痍，人民當時承受了何等的苦難。戰後最初幾年，幾乎沒有人有錢買一輛自己的車，沒人能想像，不久後每個家庭都能負擔得起一輛自己的車。但這正是福斯汽車當時設定的目標：一輛屬於平民大眾的車，每個人都買得起，一輛真正的「大眾汽車」（Volkswagen）【譯按：福斯汽車德文原文就是「大眾汽車」、「平民汽車」的意思。後來福斯在中國使用的名稱也是「大眾汽車」。】。因此這輛車不能太豪華，也不能太大，剛好夠一個四口之家使用。雖然福斯金龜車（VW Käfer）已經符合這兩個標準，但是對大多數德國人來說仍然太貴。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福斯大幅提高了產量。因為生產線產出的車越多，成本就越低，能賣出數量也會更多。這個思維獲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不只福斯獲利。一九四五年之後，整個西德經濟發展都跟小客車的成長緊密相關，獲得很大的綜合效益。化學工業、鋼鐵工業、紡織工業、機械製造業、電機工業——這些全都是連在一起的。所以，哈特維希說，福斯金龜車就成為德國經濟奇蹟的代表。接著他具體回應了中國部長對小客車的疑慮。小客車對一個正在發展的經濟體系極為重要。雖然像公車和鐵路這類公共運輸工具也是必要的，但是搭公車總不是像每個人都希望的那樣方便。現代社會的公民會需要個人的交通工具。哈特維希建議楊鏗，中國應該像當年西德一樣，先造小客車，然後在這樣的小客車平台上開發能搭乘八、九個人的小巴士。這正是福斯推出第二型汽車──即福斯小巴士（VW Bulli）──所採用的方式。但核心業務仍然是金龜車（第一型）。哈特維希建議中國採用類似的模式，讓載貨車和小客車共存。
中國的機械工業部長很專注地聽哈特維希的陳述，也提出了一些問題，但除此之外並未發表意見。
我父親在翻譯方面並沒有什麼特長，但是他盡了最大努力讓雙方互相理解。有些地方他必須做比較詳細的闡述，補充一些解釋；光是同步翻譯發言是不夠的，因為談話雙方所來自的世界差異實在太大了。
我父親在三十年前就離開了這五位考察團成員所來自的國家。他十二歲時從中國逃往台灣。至於他為什麼離開中國，以及他最後是如何來到德國的，這些我們後面會再談到。事實是，這中間他已經走過了一段很長的道路。他在一九六二年抵達德國，並從那時起有了不錯的發展。他完成大學學業，取得博士學位，在福斯汽車找到了研發工程師的工作。他領到第一份薪水後就購置了一套高級音響。在亞琛求學時期，他跟一個同學共用一輛福斯金龜車，現在他開的則是一輛帕薩特。在七ま年代，能在汽車工廠裡晉升到部門主管的外國人非常少。而且其實他也已經不算是外國人了。他從一九七七年起就擁有德國國籍，所以已經是德國人了。不過在幾個月之前，他才第一次回到中國探望父母，拿的也是德國護照。這次探親得以成行，是因為自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九月過世後，中國開始謹慎地推動開放。經過一番權力鬥爭，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逐漸坐上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並已初步開始實現他的現代化政策。所以中國考察團在這個時候到德國來參觀汽車生產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接下來許多年持續發展的一個先兆。
（後略）

第六章　福斯汽車在中國擴展
（前略）就在我們搬到北京的那一年，福斯汽車與上汽的合資企業在上海郊區的安亭鎮開始生產轎車了。桑塔納也達成了福斯汽車對它的期許。一年後，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中國生產的轎車數量達到了一萬輛。等所有生產設備就位後，年產量預計將達到三萬輛。正如我父親所預期的，這款一般民眾還買不起的轎車，一開始主要是用於計程車和公務用車。在北京和上海的街道上，桑塔納很快就隨處可見。不過有許多工作尚待完成：福斯必須建立一個供應商產業，以及全國性的經銷網──更別提生產廠區內的技術訓練以及現代管理流程了。而且還有一件事很快就讓福斯汽車頭痛：競爭對手。
（中略）
毛澤東希望透過大躍進，在短短幾年內趕上西方工業國家。這也包括要生產少量的轎車。 產量甚至連象徵性的都說不上。第一款車型是一汽自主研發的中型轎車「東風」。生產了僅僅三十輛後，一汽就停產了。在人民共和國，轎車並不是優先發展項目。
但是有一個例外：紅旗──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種宣示。這是一款大型豪華轎車，是毛澤東的心願，毛希望能在共產黨的大會上開著國產車出場。第一款車型的設計是結合了美式的公路巨獸和俄式的國賓轎車的混合體，跟通用汽車的雪佛蘭有明顯的類似之處。有傳言說，一汽的技術人員在一九五五年左右在吉林大學拆解了一輛雪佛蘭，對零件進行了複製。不過有個關鍵的不同點：比起雪佛蘭，紅旗的後座還裝了痰盂。
在簡報中，廠長提到一汽計劃很快就要再度生產轎車。雖然我父親與中國領導層有聯繫，也努力掌握最新決策，但是這個計劃他之前完全沒聽說過。廠長誇耀一汽的優勢：包括所有供應商在內，一汽共有超過三十萬名員工，廠區面積二百九十六萬平方公尺，有充足的電力和供水設施，許多條完善的聯外道路。然後他提到一個數字：一汽計劃每年生產三十萬輛轎車。這讓我父親心中警鈴大作。這是福斯汽車在上海合資工廠計劃產量的十倍。長春在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汽車的生產中心。這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顯然也要繼續保持──即便有所改革，鄧小平也追求延續性。福斯汽車在上海的合作夥伴上汽雖然規模不小，但只是省級企業。相比之下，一汽直屬北京政府。在中國，這意味著一汽的地位完全不同。
或許北方的黨幹部們擔心，如果不推出新車型，就會跟不上發展。畢竟，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施八年，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生活水準明顯提高了。專注於卡車生產顯得是過時的策略。如果這些推測獲得證實，那麼對福斯汽車來說將是個壞消息：如果一汽在中國這個還相當小的汽車市場上一下子就透過最高的國家補貼生產三十萬輛轎車，那麼福斯汽車在上海每年產量只有三萬輛的計劃就可以打包收攤了。雖然福斯汽車也打算逐步提高產能，但這需要政府的額外批准。
在返回北京的航班上，我父親思考著福斯汽車與一汽合作的可能性。桑塔納是一款相對較大的中型轎車。中國在中期內是否也需要像高爾夫這樣較為緊湊的車型？特別是考慮到長春計劃的高產量。當時世界上能跟高爾夫競爭的車型並不多。但如果福斯汽車也對長春表示合作興趣，各方會怎麼看呢？ 由於一汽是政府企業，他必須直接在北京尋求支持。這可不是一個容易的任務。或者有其他途徑嗎？跟上海不同的是，一汽周邊有超過一百家供應商，似乎也有具備至少基本的汽車技術知識的人力。當時福斯汽車必須從德國進口所有零件，才能在上海安亭的工廠組裝桑塔納。也許未來可以從長春採購一些零件？這可能是踏出第一步的一個辦法。
回到北京後，我父親立刻著手聯繫一汽的高層。幾天後，他在首都與一汽的一位高級主管韓玉麟主任會面。他們很快就進入話題，但是韓對於我父親提到一汽為福斯汽車供應零件，或在長春生產福斯汽車車型，反應很冷淡。韓起先說，一汽未來也要生產轎車的計劃還很新，他需要向上請示。最後他明白表示，他正要前往歐洲。一汽在那裡已經有合作夥伴了。福斯汽車來得太晚了。
幾週後的一個晚上，有四位先生出現在友誼賓館的接待處。我父親認出其中有韓玉麟，和另一位一汽主任盧小康（音譯）；我父親曾在底特律的一次會議上認識他。當時在中國，邀請外人到家裡是不尋常的。一般人的住處都太小，不夠體面。人們通常在餐館或飯店見面。儘管如此，我父親還是立刻請他們進來。他們沒有多餘的客套寒暄。「一汽可以生產奧迪（Audi）嗎？」盧開門見山地問。這個轉折完全在我父親的意料之外。
當時奧迪的規模比福斯汽車小得多。這家總部設在英格爾施塔特的子公司在八ま年代似乎已經開始走下坡。福斯汽車希望透過「奧迪100」這款車把這個品牌定位在豪華市場，以跟BMW和賓士分庭抗禮。今天這種定位看起來理所當然，但是當時這被認為是管理階層的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奧迪在德國本土市場無法與這兩個競爭對手對抗。但在中國或許會完全不同。當然有可能，我父親回答，儘管他還沒有跟英格爾施塔特或狼堡的任何人討論過這件事。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二日，我父親在參觀一汽長春工廠時，得到一汽黨書記、也就是這家國企最高領導人耿昭杰主任的接見。從他那裡，我父親得知一汽計劃把紅旗轎車的生產提升到最新的技術水準。奧迪公司可以為這款國賓轎車的開發做出重要貢獻。耿昭杰問，有沒有可能把「奧迪100」引進長春？
我父親對這個提議很高興，但不想在耿面前表現出來。他答應向狼堡的福斯汽車董事會詢問。同時他指出：光生產「奧迪100」是不夠的。這款轎車是定位在高價市場。 一汽永遠不可能在國內賣出三十萬輛。這款車太大也太貴了。因此他建議耿主任把高爾夫納入一汽的產品組合中──可以說是一籃子計劃。但是耿對高爾夫興趣不大。他覺得這輛車太小了。在中國，如果要造車，就得是大車。這就是中國的邏輯。
我父親迫不及待想要向他的福斯汽車同事報告與耿昭杰的談話。回到首都後，他打電話給馬丁．波斯特與漢斯-約阿希姆．保羅。波斯特是上海廠的創辦人並擔任負責人直到一九八八年；保羅則是上海廠的生產主管。他建議他們去長春，親自了解一下這一筆有可能的大生意。於是保羅跟我父親飛往長春。保羅很喜歡這個計劃，波斯特則不認同；他反對擴大福斯汽車在中國的業務。在狼堡，負責海外業務的主管海因茨．鮑爾持類似的觀點，也拒絕了我父親。 他們說，上海每年三萬輛的產量已經夠麻煩了，不可能讓福斯汽車再扛一個三十萬輛的計畫。
這時我父親得知一汽同時也跟美國競爭對手克萊斯勒展開談判。一汽計劃生產在美國已經停產的「道奇600」（Dodge 600）。這對福斯汽車來說是個壞消息：如果這項計劃實現，比起一汽生產自主品牌，這對桑塔納的打擊會更大。因為桑塔納和「道奇600」在技術上很相似。不過道奇的後座空間還要更大。 後座空間太小是中國客戶對桑塔納最大的批評，許多人都覺得跟前座的距離太近，上下車不方便。 幾乎所有潛在買家都是高級官員和黨的幹部。他們不自己開車，而是配有司機，所以都坐在後面。
克萊斯勒還可以在長春利用一汽的供應商體系，美國人因此也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他們的車。我父親在狼堡提出了所有這些論點，並主張：如果德國和歐洲的供應商看到福斯汽車在中國不是只生產三萬輛，而是三十萬輛汽車，那這個新市場很快就會對他們有吸引力。但這些話沒有起作用。他的上司們拒絕了這個提議。
一九八七年七月中旬，瓦爾特．萊斯勒．基普來到北京。作為下薩克森州前財政部長，他也是福斯汽車的監事會成員。他就是在這個職位上在一九八四年大力促成了福斯汽車與上汽合資工廠的成立。萊斯勒．基普對中國非常著迷。在飯店共進早餐時，他對我父親說：「李博士，您看起來臉色不好。您身體不舒服嗎？」我父親本來沒打算講，但是因為萊斯勒．基普想詳細了解福斯汽車在中國的狀況，他就告訴他跟一汽的談判經過以及狼堡的冷漠態度。萊斯勒．基普很訝異。這些事情他完全不知情。他當天就給總裁卡爾．韓恩發了傳真，請他多關注中國業務。
突然間一切都進展得非常快。韓恩給一汽主管耿昭杰寫了一封信，請他邀請一個奧迪和福斯汽車的代表團訪問長春。九月十七日，奧迪生產總監赫爾曼．施蒂比格在我父親的陪同下抵達長春。在參觀後，施蒂比格認為「奧迪100」在那裡有可行性。但這次是耿昭杰踩了煞車。一汽已經從克萊斯勒購買了一條四缸引擎的生產線，並且正在洽談購買整條「道奇600」的生產線。也就是說：克萊斯勒想賣給一汽一個完整的工廠，而且還允許一汽將這款引擎用在一汽的小型卡車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