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父輩的罪惡：德國如何面對歷史，走向未來？

作者簡介

蘇珊．奈門（Susan Neiman）

美籍猶太裔哲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師從當代政治哲學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曾先後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與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現為愛因斯坦論壇的主席。

蘇珊．奈門專研康德、理性、啟蒙。她將哲學思辨應用於對當代歷史與政治的思考。二○一○年她獲邀於著名的譚納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發表「受難者與英雄」演說，二○一四年獲得國際斯賓諾莎獎，二○一八年當選美國哲學會會士。她的著作曾被譯成多種文字，並常在美國、德國和英國媒體撰寫文化與政治評論。專著包括：她對八○年代柏林的生活回憶《慢火：在柏林的猶太筆記》（Slow Fire: Jewish Notes from Berlin），以及多部道德哲學著作《理性的統一：重讀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 Rereading Kant）、《現代思想中的惡：另類哲學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道德明晰：成年理想主義者的指南》（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與《為什麼要長大？對巨嬰時代的顛覆性思考》（Why Grow Up? Subversive Thoughts for an Infantile Age）等書。現居柏林。

譯者簡介

張葳

臺大外文系畢，相信字句之間殘存靈光、相信思辨可以企及真相。現為自由譯者，工作邀約請洽 amityweichang@gmail.com。

書籍目錄

目次
中文版導讀╱陳嘉銘
前言
第一部 德國經驗
第一章 歷史比較之運用與濫用
第二章 父輩之罪
第三章 冷戰記憶

第二部 南方動盪
第四章 密西西比的事眾所皆知
第五章 敗局命定論
第六章 艾默特．提爾的臉

第三部 梳理事實
第七章 紀念碑
第八章 權利與賠償
第九章 暫作結論
二○二○年後記
致謝
注釋
參考書目
圖片來源

推薦序/導讀/自序

★令人著迷。 ……蘇珊．奈門的書是這場戰鬥中重要且受歡迎的武器。
——狄波拉．利普斯泰（Deborah E. Lipstadt），《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讓奈門的書如此強大的不是德國的資料，而是她以清晰、精湛的簡潔敘述了這些材料，但這裡真正重要的是本書第一句話中那個以併置為手法的敘事：『位於生之起點的我，是個住在美國南方、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中的白人女孩。位於生之終點的我，是個也許住在柏林的猶太婦女。』見過這種聯繫的美國人都沒有像奈門那樣全面瞭解德國人如何努力克服他們的過去。沒有人如此頑強地追求它，如此原始。
——麥可．高拉（Michael Gorra），《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蘇珊．奈門講述了其他人畏縮不前的殘酷事實。 她大膽的工作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那些害怕冒犯、留下看似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她五年研究的結晶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滋補品。……優秀。
——麥可．亨利．亞當斯（Michael Henry Adams），《衛報》（The Guardian）

★奈門的書是一本內容豐富且令人振奮的讀物，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在今天仍然太相關了。……分析和軼事的迷人結合，在其中可以清楚地聽到奈門自己聰明的聲音。
——瑪莉．富博若克（Mary Fulbrook），《BBC歷史雜誌》（BBC History Magazine）

★本書對二戰後德國人對納粹暴行的看法以及美國南方人對內戰和奴隸制的態度進行了富有洞察力的比較分析，並建議美國人如何更好地接受他們國家的歷史……奈門的評論是深思熟慮和敏銳的，她的比較是及時的。這種特殊的歷史和政治哲學提供了一種看待內戰遺產的有意義的方式。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鑑

★德國如何為解決過去和現在的兩極分化問題提供教訓……本書對於那些尋求正視這個國家過去錯誤的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教訓。及時 ，緊急呼籲重新審視過去，著眼於糾正和補救。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結合宏大的思想和驚人的快照細節，本書是對大規模社會罪惡及其在後第三帝國德國和種族隔離後的美國南部實行的贖罪的令人著迷的道德沉思。 蘇珊．奈門是一位公民哲學家，從不迴避棘手的話題，她集結了她時尚的筆、強大的智慧和作為德國南部猶太僑民的獨特經驗，創作了一部具有當今緊迫意義的細緻入微的良心著作。
——普立茲獎得主黛安．麥克沃特（Diane McWhorter）

★本書提出了一個深刻的問題：當美國人再次與奴隸制的遺產鬥爭時，他們能從德國人與大屠殺達成協議的嘗試中學到什麼？蘇珊．奈門雄辯、感人、探尋的答案是明確的。 現在是美國人傾聽並從德國與邪惡對抗中的痛苦和尋求真相中學習的時候了。
——中歐大學校長麥可．伊格納帝夫（Michael Ignatieff）

★蘇珊．奈門在這本書中把對美國反黑人種族主義恐怖的討論變成了富有啟發性、引人入勝和令人不安的對話，同時對德國納粹主義的記錄進行了反思。這是一本感人、深刻、重要的書。
——哈佛法學院教授藍道．甘迺迪（Randall Kennedy）

★蘇珊．奈門設計了一種足以解決邪惡問題的流派：調查哲學。她將道德概念與生活現實進行對比，揭示了真實的人類正在與（或遠離）無情的過去搏鬥：德國人在城市中植入紀念牌匾街頭，他們致力於整合移民，他們認為德國在一九四五年沒有被打敗而是解放了；而在密西西比州，那些堅持認為人類在花時間凝視後視鏡時會更好地開車的人。這本引人入勝、有洞察力的書就像必要和挑釁作為它的標題。
——哥倫比亞大學傳播研究主任陶德．吉特林（Todd Gitlin）

★美國可以從二十世紀的德國歷史中學到很多東西。作為一個博學而熱情的嚮導，蘇珊．奈門利用她對德國歷史的長期沉浸和她對美國（尤其是南方）種族主義的了解來解決一些重要問題： 德國對納粹主義的清算為美國提供了教訓？應該如何向新一代講述一個國家的歷史？是否應該拆除邦聯領導人的紀念碑？是否應該對奴隸制和其他歷史不公正行為進行賠償？ 種族暴力的遺產，向德國人學習確定了解決過去和現在以創造不同未來的建設性步驟。
——哈佛大學三百週年大學特聘教授（300th Anniversary University Professor）瑪莎．米諾（Martha Minow）

編輯小語
蘇珊．奈門是一名當代活躍的公共知識分子與哲學家，也是愛因斯坦論壇的主席。愛因斯坦論壇是在兩德統一後的1993年成立，願景是打造一個學術體制外，能讓眾學科與全人類對話的機構，總部設於德國波茨坦（Postdam）。成立以來邀請各領域學者專家訪問，舉辦深度知識講座。奈門自2000年以來擔任論壇主席至今。
身為論壇主席，奈門非常注重如何讓一般人可以和學術思想交流，形成良性的互動。正如她在本書開頭所說：「位於生之起點的我，是個住在美國南方、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中的白人女孩。位於生之終點的我，是個也許住在柏林的猶太婦女。」本書從她親身經歷出發，考察當代德國的轉型正義、釐清過往的努力，也為寫作本書而走訪美國南部，訪談許多為釐清過往而努力的人們。因此這本書有報導文學的紀實性質，文筆流暢好讀，更處處可見她充滿哲學洞見的分析，傳達人權的普世價值。
無論是德國柏林還是美國密西西比，過去都曾發生可怕的惡行，當地的人們也曾難以改變。但是倘若能面對，促成真正的改變，則這些曾經生過歷史悲劇的地方，反而能誕生我們正在追尋的答案。

文章試閱

前言

位於生之起點的我，是個住在美國南方、活在種族隔離制度之中的白人女孩。位於生之終點的我，是個也許住在柏林的猶太婦女。為免你認為我繪出的這道生命軌跡是條由加害者劃向受害者的弧線，請容我把這個故事說得複雜些。猶太人究竟算不算是白人？這個問題在我出生時的南方並無定論。艾默特．提爾（Emmett Till）的表哥惠勒．帕克（Wheeler Parker）牧師曾告訴我：「俗話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天主教徒，你得時時感到憂心；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猶太人，你最好開始收拾行李；如果你是住在南方的黑人，你最好是直接消失。」

八歲時，我最好的朋友嚴肅地宣布，她不能再跟我一起玩了。我們有許多共通點：喜歡蓋樹屋、不喜歡玩芭比、喜歡看書、經常一起在樹林裡尋找通往納尼亞的那扇門。不過，在聽說殺死耶穌的是猶太人之後，她還是對我關上了友誼之窗。我們家作禮拜的會堂被丟了炸彈，猶太社群裡的大多數人都相當低調，但我很高興我的母親沒有。一九五五年，我出生前不久，我父母從芝加哥搬到亞特蘭大。我的母親參與了抗議亞特蘭大公立學校種族隔離制度的運動，這使她獲得一張刊在《展望》雜誌（Look magazine）上的照片，還有幾通來自三K黨的深夜電話。

尋釁之人可能難以認出我們，而我們也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猶太人曾於埃及為奴，因此對於其他受壓迫者，我們有義務展現出自由派的團結。這是我母親樸素的神學中最主要的原則。很久以後，我決定攻讀哲學，並在哲學的世界中找到了康德這位替普世正義（universal justice）寫下形上學理論的乏味普魯士哲學家——此事上，我母親的原則肯定影響了我。正是這位康德堅稱：所有具備理性的對象都該遵循相同的道德法則，即便是上帝也不例外。

我的家族中沒人進過集中營，據我所知也沒人死於大屠殺。二十世紀初，我的祖父母平安抵達芝加哥，把東歐的大地留在身後、不再提起。不僅如此，我所認識的祖父簡直是個徹頭徹尾的美國人。雖然他是家中第一個在敖德薩（Odessa）以外的地方出生的人，說話也帶點意第緒（Yiddish）口音，但他相當敬仰老羅斯福、造訪過所有國家公園、還曾於兩次大戰中服役。他熱愛林肯，來亞特蘭大探望孫輩的時候甚至教我們唱了整首〈向喬治亞進軍〉（Marching Through Georgia）。我們在敞篷車上快活地唱著這歌，完全沒意識到周遭那些很難對這場把亞特蘭大夷為平地的軍事行動抱持歡慶之心的居民。在今天，要微笑以對不是難事；難怪我在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家的感覺。但在當時，這只令我更加感到我們在為正義與權力奮鬥。如同所有的美國小孩，我也學到了有關大屠殺的一些事，但那距離太過遙遠，無法在我心中留下傷痕，甚或陰影。

在我心中鮮明的是喬治亞州的濕黏夏日，我母親會邀請住在小鎮另一頭的非裔美國人朋友帶孩子過來，在我家院子裡玩。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五年後，亞特蘭大當地的白人沒有取消種族隔離，反而威脅要廢除學校系統，有幾個郡確實也真這麼做了。我的母親使用她早年待在廣告業裡的所學，與來自新成立的挽救公立教育協會（Help Our Public Education）的朋友一同努力，阻止最高法院的裁決在其他地區可能引發的暴力。於此同時，她還想舉辦玩伴聚會（playdate）——當時還不流行這種說法——讓小孩預先適應沒有種族隔離的生活。當時，我們唯一認識的黑人是別家的傭人，而她希望我們與不是幫傭的黑人建立平等而正常的關係，這就是為什麼她社運圈的朋友會來我們家玩。

我家後院很大，周圍是片樹林，可以在裡面玩捉迷藏、找原住民遺留的箭頭、玩奪棋遊戲。但那天實在太熱了，再多的檸檬水也無法令我們提起玩興。

「我們去游泳池游泳吧。」我說。
「不行。」我母親簡短答道。
「為什麼？」我開始咕噥抱怨。「在這種大熱天裡我們都會去游泳的。」
「就是不行。」我母親說。當時我還太小，沒注意到她和她朋友互看了一眼。
「那我們可以去湖邊嗎？」紅頂山公園通常有些泥濘，不如游泳池好玩，但那天的天氣是愈來愈黏膩難受了。
「今天也不能去湖邊。」我媽媽說。
「為什麼？」我質問道，一邊鼓勵我弟加入戰局。

最後，我們只爭取到在澆花的灑水器下面玩；對於這個替代方案，我可是不太滿意。當時的我怎會知道，無論是在南方白人夏天最愛去的、水泥砌成的大泳池裡，或是在上帝所賜予我們的、遍布全郡的湖泊裡，黑人和白人小孩一起游泳都是違法行為。在當時的我眼中，母親的反應完全不合理。或許，去想像自己能夠在種族隔離的南方那樣粗暴而不合理的系統中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也是件不怎麼合理的事吧。

南方的植物向來深深吸引著我，彷彿我在南方也生了根。山茱萸、忍冬、杜鵑，甚至是兒時後院的一株木蘭，都令我心嚮往。新生的綠。葉綠素一詞聽起來像是藥，但綠色是生之色彩，如承諾般牢牢擄獲我們的心。隨著每片新葉抽芽、每個新生命舒張，世界在嫩綠之中從頭來過，指間的黏膩與沙坑旁的扭打都無損其分毫。我的母親總想來趟追逐春日的公路之旅，從深南地區（Deep South）出發，一路驅車向北，捕捉大地換上新色的瞬間。這趟旅程從未成行。如今，每顆冒著新芽的樹都令我想起她的心願。

除了植物之外，在記憶中揮之不去的還有那些我自認屬於自己的角落。我每週都會造訪的公立圖書館，炎熱的雨水打在館前大理石臺階上所散發的氣味；樹林裡爬滿葛藤的廢墟，肯定是薛曼將軍領軍燒毀的某棟豪宅。我們家住在亞特蘭大西北緣一個較為體面的半郊區，但一切跡象都表明著我們從未融入當地。我的南方口音不夠道地、使人起疑。有天，我交了老師指定的回家作業：回家詢問父母他們平日的嗜好，以及所屬的組織。我忘不了老師在看到我母親所屬的組織是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時，臉上浮現的表情：「那不是顛覆組織嗎？」（「媽，什麼是顛覆？」我回家後不得不問她）。

我母親與為數不多的自由派人士為友，多半是政治立場相同的白人聖公會教徒或一神論普救派教徒。在我的第一段友誼經歷悲慘挫敗之後，我沒有很努力繼續交朋友。在當地也沒有其他女孩會花上長長的時間討論喜歡的書直到自己暈頭轉向，或是喜歡待在樹林裡勝過玩芭比娃娃。說句實話，我當時又矮又胖還近視、運動能力也很差；這些特質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令我落單，即便我生在布魯克林亦然。但我從未去過布魯克林；童年時代的我總幻想能夠離開南方、前往歐洲（我對於歐洲唯一的知識來自白蒙〔Ludwig Bemelmans〕的「瑪德琳系列」繪本），或是去格林威治村（在我的想像中，那是個綠樹成蔭、人人健談的小鎮）。

十二歲那年，我有幸加入城裡第一個種族融合的青少年社團：演員和作家工作坊（The Actors and Writers Workshop）。這是課外社團，有個場地讓少數躍躍欲試、不願墨守成規的自由派年輕人能自在地待著。我們學到劇場和寫作工作不僅需要具有意願，還需要投入努力。對於亞特蘭大政治前線的問題，我們信念一致；雖然有這樣一個地方能分享在當時的亞特蘭大仍屬小眾的價值觀，感覺確實很好，但我們每週聚會三次可不只是為了讓自己感覺良好而已。我們矢志創作，而人稱羅伯的導演對於他的工作十分認真，彷彿他人在百老匯，而不是在指導一群孤單而迷失的孩子。在市政府提供補助的那幾年裡，我們會把拖板貨車停在某個貧民區的停車場裡，在車後的平臺上演出。我們的父母很快瞭解到，如果想要我們做任何事（譬如寫功課），最好的方法就是威脅我們事情沒做完就不能去工作坊。即使是難得不用排練或上課的週六，我們也會興高采烈地跑去柏樹街（Juniper Street）的場地鬼混，掃掃地或幫小孩換尿布。我們沒人知道，那個包尿布的小孩後來會變成茱莉亞．羅勃茲（Julia Roberts），反正這事在當時也不怎麼重要。

工作坊是個前哨站，它在亞特蘭大的存在多少仍有些突出。馬丁路德．金恩遭槍殺的隔天，我們前往金恩家致上沒什麼用的哀悼之意——金恩家中最年長的三個孩子和我們同班。金恩博士去世時，為此哀悼的南方白人並不多。「阿拉巴馬人並沒有像甘迺迪遇刺時那樣歡呼，」阿拉巴馬州的歷史學家黛安．麥克沃特（Diane McWhorter）如此表示，她對於南方情勢的掌握比我可靠得多。「但當時我們確實認為麻煩總算結束了，金恩不再挑起爭端，南方將會恢復正常。」

如果南方從沒讓我有家的感覺，那麼幾十年後待在特拉維夫（Tel Aviv）的那五年，也沒能讓我成為以色列人。也許這就是為何待在柏林的我會感到如此輕鬆自在吧——柏林一直都是許多心中無家可歸的人棲身的避風港。初次抵達動物園火車站（Bahnhof Zoo station）時，我可沒這麼自在；當時有群小混混在樓梯上行乞，幾隻德國牧羊犬坐在他們腳邊。牧羊犬在我的腦海中召喚出鬼魂般的人影，大喊著：「停（Halt）！」或「猶太人滾出去（Juden raus）！」。我在弗萊堡的歌德學院學了幾個月的德文，單字量增加許多，恐懼則沒怎麼減少。

一九八二年的柏林仍是有待探索之地，要說服幾個組織資助我在此待個一年研究德國哲學並非難事，雖然這個名義與實情可能有點出入。關於柏林有種特殊氛圍，連遠在麻州的劍橋，這個我讀書讀了八年的地方，都接收得到一丁點那樣的氣氛。人們常問我：「你這樣一個優秀的美國猶太人怎會跑去德國，還待上整整一年？」我則反問他們：「在戰後四十年的今天，我們對於整個德國的譴責不就跟德國當年對於猶太人的譴責一樣，都算是種族歧視嗎？」我的回答令人感到我已充分深思過納粹那段歷史，所以能將其拋諸腦後，專心研究康德與歌德。當時，甚至連我自己都相信事情確實如此。而現在的我知道，我前往柏林不是因為我不再在乎納粹，而是因為我想更瞭解他們。當時我在研究的是理性（reason）的本質，而他們標誌著一個對於全世界都很重要的問題。

很快地，我陷入一種令人欲醉的遺棄之感中，那種在城市邊緣遭人遺忘的感受令我興奮不已。柏林既不是西方也不是東方，而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國營遊樂場，到處都是人們無意清除、也沒錢清除的戰爭遺痕。我們住在華麗的老公寓裡，天花板上的天使石膏像常有裂痕、外牆也處處是灰泥洞孔。我們由地窖提來一桶桶煤炭，用高大的壁爐生火取暖。當然，還有那道圍牆，柏林人（至少西柏林人）常拿它開些陰鬱玩笑。不然，你還能拿這個建於二十年前、感覺上快和自然界融為一體的東西怎麼辦？你面前隨時有可能出現各式各樣的廢墟，有間名為「殘垣」（In the Ruins）的知名酒吧乾脆以其搖搖欲墜的牆壁為賣點。在此，不願想及歷史的人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或是乾脆喝個爛醉。

而這正是最令人激動的一點。「釐清過往」（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是我加進德文生詞庫裡的第一個詞，此時我對德文的印象已逐漸遠離那個沉默寡言、身著制服、大喊「遵命！」的身影。釐清德國不道德的過往並不是一項學術任務，這是更為私密之事。這意味著當面質問你的雙親與老師、指出其權威的腐敗之處。一九六○年代的德國比巴黎或布拉格都更動盪不安，柏克萊更是難以望其項背——因為德國人關注的不是遠在越南的他人所犯的罪，而是在他們人生早年曾諄諄教導他們之人所犯下的、近在身旁的罪行。

一九八二年秋天，那些在六○年代裡成年的孩子如今已是三十多歲的大人了。他們全力投入釐清過往的工作，眼前即將到來的是希特勒當選五十週年紀念日。相關主題的書、演講和展覽似乎沒完沒了：《被摧毀的猶太會堂建築展》（The Architecture of Destroyed Syna-gogues）、《同志與法西斯展》（Gays and Fascism）、《第三帝國女性展》（Women in the Third Reich）、《新克爾恩反抗軍展》（Resistance in Neukölln）。藝術學院舉辦了製作納粹德國電影的工作坊；有幾場音樂會的主題是納粹禁止的音樂或納粹推廣的音樂，每場表演都附帶講座。鄰舍間，人人爭相探索自家黑暗的過去。此番盛況也可見於柏林，還不只這樣；一九七七年，有部名為《不是我，是希特勒幹的》（It Wasn’t Me, Hitler Did It）的劇作在柏林上演，此後一連演了三十五年。我的新朋友曾告誡我，柏林獨一無二，總散發出左傾氛圍，但德國的其他地區則較不願直面自家不可告人的往事。不過，我當時待的地方還不是西德，而是前第三帝國的首都；在此，東西兩區爭相找出釐清過去的最佳方案。我將一切全看在眼裡，心中曾有的若隱若現的恐懼開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同情與欽佩。

一九八二年，城裡多數的美國人都是美軍成員。對於許多德國人來說，我是他們生平遇到的第一個猶太人。在成長過程中，深植他們心中的猶太人形象是憔悴枯槁的集中營俘虜，或披著禱告披肩的猶太正教徒，他們沒想到猶太人一詞也適用於我。我們的對話總是不斷在提及此事與避談此事之間找尋平衡。我不是在哪個特定的猶太社群中長大的，也沒有去過以色列；如果說有哪本探討猶太身分的書能引起我的共鳴，那會是多伊徹（Isaac Deutscher）的《不像猶太人的猶太人》（The Non-Jewish Jew）。我並不想否認我的身分，人們只需開口詢問，但他們從來不問。相反地，在某個左派活動家和外交官的聚會上，我和一位可親的男士間曾出現過的這種對話倒是很常見。「妳知道嗎，」在喝下第二杯讓我們能稍微放鬆聊天的酒之後，這位男士說：「我敢打賭妳來自美國南方。」「你怎麼知道？」我說。「我也說不清楚，」他答道。「是妳的舉止——妳的聲音、妳的手——我想有點像是北歐人和南歐人的差別吧。」我笑了。「我碰巧出生在亞特蘭大，」我告訴他，「但我不是典型的南方人，你注意到的，其實是猶太人的特徵。」這位男士顯然感到極度羞愧。「喔，不是！」他大聲地說，「我不會注意到這種事的，這對我來說根本沒意義！」

對美國文化有點瞭解的人只要跟我相處個一分鐘，多半都會猜我是在紐約上西區長大的。這不僅是因為我有一頭深色捲髮，也不僅是因為我講話很快而且老愛搭配手勢。箇中原因我無法解釋，但這個組合似乎令人想到紐約猶太人。真正的紐約猶太人都覺得這事滿好笑的，而德國人則完全不懂哪裡好笑。他們從小就學到猶太特質是某種令人不快（也許還散發出異味）的特質，所以注意到此事是種不禮貌的表現。就像堅稱「顏色」對自己來說並不重要的美國白人，他們沒意識到這種說法的背後亦有其悠長脈絡。（顏色並不重要？那麼今天天空是藍是灰、樹葉是紅是綠都沒關係嗎？）

一九八二年的我還不知道，在柏林度過的時光會在我身上留下永遠的印記，我對這個城市的淡淡嚮往會轉變為一種深刻而複雜的愛。住在柏林，道德思考成為某種具有實底、持續可見之物；每片水泥板、每個彈孔都在問著你道德問題。我們是具有歷史的存在，若想描繪自身的樣貌，就得繪出我們在空間與時間中的模樣。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仰賴父母投入大量心力才能順利成長；若有人想成為真正獨立的個體，就必須與父母達成共識。

在不小心令宴會上那位男士尷尬不已的二十年後，我加入了德國國家委員會，替二○○五愛因斯坦年規劃慶祝活動。愛因斯坦做出其最著名貢獻的一百年後，左傾的德國政府決定編列兩千萬歐元的預算來支持科學，特別是支持左派的國際性知識分子（嗯哼！）。身為委員會中唯一的猶太人，我主要的功能是擔任猶太正統派所謂的監督檢查員（mashgiach）——確保活動中的一切都符合猶太教規。屆時會有展覽、有標語、有講座，還有許多其他東西，如果有哪處弄錯了該怎麼辦？

早期的手冊中確實有個地方不太對勁，上面寫著愛因斯坦是「猶太背景的公民同胞」。委員會知道愛因斯坦本人曾公開取笑過這種奇怪的說法嗎？我問。「他稱自己為猶太人，僅此而已。猶太人並不認為這個詞有侮辱之意。」我說道。「原來如此，奈門小姐。」科學部長在慌亂中回答道。「這真的很有幫助，正是我們所需要的知識。」在德文中，「猶太」一詞有兩個音節而非一個。我想，在某些人的夢中深處也許埋藏著凶惡暴民的身影，叫喊著「猶、大！猶、大！」。可能即便在無神論者的心中，加略人猶大（Judas Iscariot）的名字仍有其意義。德國人為避開兩個音節的字眼，只好訴諸「猶太背景的公民同胞」或「猶太傳統的公民同胞」這種九個音節的詞組。習慣是如此根深蒂固，雖然我已提出反對意見，但第二版的手冊中仍出現了一模一樣的詞組。「我知道諸位公務繁忙，」我在接下來的會議中說道。「大家可能忘了，但我有提過愛因斯坦不喜歡這個說法，他曾經不只一次拿它來開玩笑。」「當然，我們會改掉的。」副部長說。但他們最後沒有改掉，夢中那些揮之不去的陰影絆住了他們。

從那場左派聚會到國家委員會之間的歲月裡，生活出現了幾個轉折。八○年代，人們開始釐清過往，而我離開了柏林。比起偶爾出現的右翼言論或納粹用語在日常語言中留下的痕跡，類似宴會事件那樣的事情其實更令我感到困擾。我和一位柏林的詩人結了婚，在我們的兒子出生後，我開始希望能住在一個對猶太小孩與其他小孩一視同仁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承認「柏林不會再有新鮮事」這個在當地十分普遍的看法也影響了我。我的第一本著作《慢火》（Slow Fire）記載著八○年代在柏林的生活，當時人們的共識是，柏林式的生活已接近尾聲，行動重心已轉移到其他地方。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的前一年，我接下了耶魯的哲學教職。

我可能沒預料到自己離開後的柏林會發生什麼事，但在抵達康乃狄克州的第二個晚上，我還是邊哭邊喝掉了一整瓶的酒。緊湊強烈的柏林生活與紐哈芬（New Haven）這種郊區結合貧民區的陰鬱風景，其間的差異不可能再大了。但合約已經簽了、柏林的公寓也搬空了，我只好安頓下來，享受其中可享受的：優秀的學生、有趣的新朋友。雙胞胎女兒出生後，我沒時間感到懊悔，也沒時間做任何其他的事。我確實應徵了波茨坦（Potsdam）的教授職缺，但在獲聘的同時，我的婚姻也結束了。趁著學術假的期間，我帶著孩子去了趟以色列，希望能找到我們的家。後來，我們在以色列待了五年，期間我任教於特拉維夫大學。孩子們都還小，很輕易就融入當地了；而我卻還在反覆思索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說過的話：移居以色列的第一代移民總是迷失。不過，重要的是孩子。我的疑慮無關政治；當時，和平進程尚未擱淺，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也還沒開始。而當愛因斯坦論壇（Einstein Forum）告訴我他們在找新主席時，我並未完全排除新的生活可能性——即便我一開始拒絕了他們。

「妳真的知道愛因斯坦論壇是什麼嗎？」

我愈深入了解，就愈心動。愛因斯坦論壇是在兩德統一後隨即成立的組織，其願景有兩個，第一是在前東德成立知識與文化機構，因為東德有許多機構在清除共產政權相關人員的過程中已不復存在。當時，人們已開始抱怨，人事清除行動根本就只是在清空職位以供在西邊找不到工作的西德知識分子進駐。而僱用美國人，則是避免東西衝突的方法之一。論壇的第二個願景則與當地較無關聯。兩德統一後，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右翼民族主義跡象，引來國際媒體密切關注。於此同時，德國人則於布蘭登堡發現了深具象徵意義的無價之寶：一棟年久失修的破舊木屋，一九二九年時由愛因斯坦本人所建。布蘭登堡是德國新行政區中最大的一個邦，就像維吉尼亞和馬里蘭環繞著華盛頓那樣，布蘭登堡也環繞著柏林。如果想要朝進步與國際性的方向前進，還有什麼做法會比拿出一小筆錢整建這棟木屋，並期待能發生有趣的事來得更棒呢？

在論壇邀請我擔任主席時，我對這些仍一無所知。「有哪些知識界的焦點議題是我得留意的嗎？」我在某次面試時問道。「因為如果你們打算雇用我這個從以色列來德國的猶太人，我得說，我不打算耗盡餘生來討論如何釐清過往。」（有點好笑的是，我當時還以為自己不會再碰這個主題了。）

「妳想做什麼都可以。」他們告訴我。

「我可以談啟蒙運動嗎？」

「這裡是波茨坦，我們會喜歡這個話題。」

我大部分的哲學研究都致力在為備受指責的啟蒙運動辯護——這場十八世紀的運動奠定了普世人權之基礎。腓特烈大帝用來招待伏爾泰和其他啟蒙運動思想家的夏宮，便位於波茨坦。腓特烈後來還是逮補了這位哲學家，但有兩年的時間，他們好好地討論了古今世界上最好和最壞的景況。我年少時的偶像是波娃和沙特，所以我在那些常春藤名校裡從未感到真正自在。這是個特別的機會，能向不特定的廣大群眾提出哲學問題；而波茨坦離柏林很近，我仍能住在這個像是未完的愛情故事一樣觸動我心的城市——我和柏林之間還沒結束！

帶著三個認為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孩子，住在在前納粹德國的首都，此事意味著什麼？這仍是個問題。在今天的特拉維夫，人們會認為這時髦極了。但在二○○○年時，人們說我是叛徒，只因我考慮離開以色列前往德國。再早十年，我會決定不要去；外國人，尤其是猶太人，似乎不可能真的在柏林自在生活。不過，我為了討論此職缺而數次往返德國，有次我看見一個梳著辮子頭的非裔男性出言反駁粗心的司機，這令我相信新柏林一說並不只是宣傳炒作。一個外國人，來自任何地方的外國人，在街上出言反駁德國人，這在八○年代是難以想像之事。我們都太害怕了。政治上，長年來的保守傳統轉變為社民黨與綠黨的聯合政府；而柏林則成了首都，來了更多的外國人——是因為這樣嗎？無論原因為何，只要站在街頭就能感受到那巨大的轉變，巨大到足以使人認為三個以色列—美國—德國小孩能在此安然成長，無需感到畏縮。

二十年後的我於早晨醒來時，仍時常感激命運對我的眷顧。愛因斯坦論壇正蓬勃發展，而我很幸運能找到一間座落於沒那麼安穩的區域但價格可負擔的公寓。陽光耀眼的夏日裡，你很容易認為自己置身多元文化的天堂。僅是我住的這個街區，就有一間庫德族開的咖啡廳、一間芬蘭咖啡廳、一間巴西咖啡廳（在溫暖的夜裡，現場表演的樂音會從該咖啡廳裡流瀉至人行道上）、一家丹麥麵包店、一家摩洛哥餐廳，還有一間希臘熟食店。只要往任何方向走上十分鐘，你就能找到本區九家小書店的其中一家。這些書店有的專攻波蘭文學，夜間偶有音樂及詩詞朗讀會；有的則專攻英文小說。每週二和週五，你都能在運河旁的露天市場買到麵包、魚、水果、起司和大多數你需要的東西。這條運河以前叫做東方運河（Oriental），而此處有大約一半的小販和三分之一的顧客是土耳其人；新柏林的公務員顯然在擔心東方主義的問題，因此幫運河改了個人畜無害的新名字。（我無法跟你發誓這位公務員讀過薩伊德（Edward Said），但我知道我這區的警察局長看過漢娜．鄂蘭的電影。）許多女性都戴著頭巾，年長的看來陰沉嚴肅、年輕的則時髦而別具風格。在這一區，市場裡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也會彼此推擠、討價還價、互相調侃，但氣氛永遠友善明朗。

當然，我也看報紙。即便我不看，我也有很多朋友會看。二○一八年，媒體大幅報導兩名戴猶太小帽的以色列人遭攻擊的事件；有位憂心忡忡的老朋友隨即從洛杉磯寫信給我：我和孩子都安全嗎？與其他地區的反猶事件相比，德國的反猶事件得到了更多國際媒體的關注。而德國的處理方式所得到的關注則遠遠不及。即便在這起被人錄下的攻擊事件發生之前，梅克爾總理就已設立了一個高層部門來打擊反猶主義。攻擊事件之後，包括外交部長在內的兩千五百名柏林人戴上猶太小帽，參加猶太社區中心前的集會——好幾天的頭條新聞都是這場集會。「整個柏林都戴上了猶太帽」，這是當地日報的新聞標題。幾天後國會一致通過，正式宣布以色列國的存在是德國國家理性（Staatsräson）的一部分。負責打擊反猶主義的新官員說，持反猶態度的人口向來維持在相當穩定的二○％，如今出現兩個令事態更加複雜的因素，導致反猶主義加劇。我將在本書末章討論這兩個因素：極右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 party）的崛起，以及在反猶政治宣傳中長大的穆斯林難民湧入德國。德國反猶的比例其實與美國大城市以外的地區及英國相去不遠。不同之處在於各國對於此事的反應——德國迅速、銳利而嚴肅地譴責了反猶主義。美國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事件中的納粹分子得以順利脫身。英國工黨遭人指控內部存在反猶問題，而工黨的反應遲緩到簡直是自毀前景。

在德國，沒人會否認要走的路還很長。二○一五年，梅克爾決定收容一千萬名難民，保守黨隨後於二○一七年失去選民的青睞，選票流向極右派政黨。良善的德國人持續密切注意種族主義是否有捲土重來的跡象，他們對於事態的發展並不樂觀，認為更糟的還在後頭。在這個難民人數不斷增加的世界上，誰也不知道事態會如何發展。很明顯地，德國的過往無法再使他們對於如今席捲全球的民族主義浪潮完全免疫。但這些發展都無損此一事實：德國是世上唯一在難民危機中表現出一丁點領導能力的國家。德國歷史學家普蘭佩爾（Jan Plamper）指出，雖然另類選擇黨崛起，但積極支持接納難民的的德國人口從二○一五年的一○％成長至二○一八年的一九％——一九％這個數字是由頗具聲望的德國民調機構阿倫巴民主協進會（Allensbach Institute）所提出的，這代表支持接納難民的德國人遠多於支持右翼政黨的德國人。所謂的「歡迎文化」（Willkommenskultur）其實是德國自戰後以來最大、最廣泛的社會運動。如果美國人想表現得比德國人更加慷慨，他們大可以撥出一塊小地方，在一年內將五百萬名難民安置妥當。相反地，反移民運動成功促使英國脫歐，並導致美國選出了一個頭腦不正常的騙子。

至於猶太問題，三十年前的我很希望德國人知道我是猶太人，或至少在發現此事時不要太驚訝。雖然他們通常對集中營所知甚多，但對活生生的猶太人則幾乎一無所知。今年，幾個德國朋友寄了電子郵件來，以希伯來文祝我新年快樂。有位來自瑞士的猶太裔歷史學家成了德國歷史博物館的館長。如今，柏林有年度猶太電影節、猶太文化週、以色列暨德國藝術節、好幾本猶太雜誌，還有不計其數的鷹嘴豆泥店。如果你想成為一位猶太拉比（Rabbi），有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統派的神學院供你選擇。由於來自俄國的哈巴德（Chabbad）猶太移民及勞德基金會（Lauder Foundation）的影響，正統派猶太社群持續成長；為逃離正統派政府而離鄉背井的猶太人也建立了不斷茁壯的社群。猶太身分成了時髦的象徵，有些德國拉比甚至是非猶太裔的改教者。八○年代裡，購買無酵餅無須守口如瓶，但總帶點隱密氛圍。當時，有賣無酵餅的店家只有一間，店內兼賣潔食葡萄酒（kosher wine）、猶太魚丸凍（gefilte fish）和炸豆泥餅（falafel）。這間店曾在一九七七年時遭到炸彈攻擊，後來店家拿掉了招牌上的「平安」字眼，改成「東方美食」。想購物的人得先知道地方才找得到這間店。現在若要採購逾越節用品，唯一的問題是人們會爭相搶購。去年我趕在最後一刻採買無酵餅碎（matzo meal），才發現每間店都賣完了。「我們低估了銷量。」有位老闆告訴我：「也不用去別的地方找，全柏林的無酵餅碎都賣完了。」我開始思考一塊一塊研磨無酵餅得花多少時間，結果突然想起以色列朋友的父母會來柏林過逾越節，他們有可能多帶一盒無酵餅碎。你沒看錯，竟有以色列人不在家過逾越節，而是來柏林找兒孫輩一起吃逾越節家宴（Seder）。明年，也許回耶路撒冷過節？

沒什麼比五月八號的慶祝活動更能反映出這種精神上的轉變。一九八五年，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成了第一位將二戰結束日稱為「解放日」的西德政治家，此事成了新聞焦點。在此之前，民眾對於德國戰敗一事抱持著矛盾的心情，至於心情並不矛盾的人則選擇保持沉默。我當時並未充分領會這篇演說的意義，因為我沒能理解到，戰敗的滋味即便在四十年之後仍是無比苦澀，而魏茨澤克使用解放一詞確實具有革命性意義。（想像一下維吉尼亞人在阿波馬托克斯慶祝南方邦聯投降，差不多就像那樣）。如今，高爾基劇院（Maxim Gorki Theater）有位總監是以色列人，而劇院推出了為期三天的戲劇節以紀念戰爭的結束；其中包括前衛的戲劇與影像作品、以猶太和穆斯林男同志為題的露骨對白、有關割禮的喜劇、還有一間迪斯可播放著嘻哈混搭俄羅斯民謠。「我們有值得慶祝的事！」有位策展者大喊，當時我們正在大廳裡隨著手風琴的樂音起舞。劇院外是整個柏林最寬敞的大道，一面旗幟飛揚其上。「我們贏了」，旗面上以德文、英文與俄文寫著。魏茨澤克發表那篇演說後，反法西斯的德國人、外國人和城裡為數不多的猶太人都鬆了一口氣——終於有位西德的政治家承認，五月八日不是該哀悼的日子。但竟有人敢掛起上頭寫著「我們贏了」的旗幟來慶祝這個日子？我怎麼都想像不到。

多年前我曾暗自許下承諾，對於每位陌生人花心力寫給我的信件，我一定得回覆至少一次。這可能是因為我七歲的時候曾收到 C. S. 路易斯（C. S. Lewis）的回信——當時我寫信告訴他，我也想當作家，還附上一首有關納尼亞的詩。他人很好，沒跟我計較這首詩的水準，還回信鼓勵我。我簡直心花怒放。

有位名為史都華的讀者曾來信稱讚我的一篇短文，該文後來成了本書的核心重點。這篇文章在網路上可以讀到，而他的來信則相當認真。我在這裡摘錄部分內容：

「我一輩子都住在密西西比（現在住牛津市），我是個保守派白人。好笑的是（在這個時間點上尤其好笑），這意味著我鐵定是個種族主義者。但事實上，我——還有許多像我一樣的人——都真心想知道，關於美國南部各州的歷史和整個美國的歷史，我們該怎麼做才是對的？而您的文章為我指出了重要的方向。」

但史都華想問的不只這些，他在信中還問了我其他問題：

「您怎麼看？我們該拆掉所有邦聯人物的雕像嗎？我們該幫所有建築和街道改名嗎？我們是否該清除有關南北戰爭的一切過往，也把華盛頓從鈔票上拿掉？僅供您參考，我問過密西西比許多所謂的民權運動領袖，甚至和詹姆斯．梅瑞迪斯（James Meredith）一起吃過飯，聽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各方意見相左，不過，我的天哪，那些認為我們需要消滅一切奴隸制度之遺痕的人實在是義憤填膺。但他們是對的嗎？」

我回信提供了幾個具體建議，最後我說，如果所有自認為保守派白人的美國人都像他一樣思慮周到，那麼這個國家的情況其實比我以為的還要好。

無需提起川普（Donald Trump）勝選這件既可怕又可笑的事情，我也能證明美國的情況並沒有比我以為的還要好。這一切是從弗格森（Ferguson）槍擊案開始的嗎？還是從槍殺崔馮．馬丁（Trayvon Martin）的兇手被判無罪開始的？在查爾斯頓的聖經研讀小組上，有個帶著冷笑、眼神空洞的孩子迪倫．盧夫（Dylann Storm Roof）殺了九個非裔美國人；此後，無論是先前能忽略此事的白人或是從沒有忘記此事的黑人，都清楚看到美國確實陷入危機。令美國人感到如此痛苦的不僅是這場發生在教堂裡的屠殺，而是許多受害者家屬宣稱「仇恨終將落敗」的發言。

盧夫的電腦裡全是白人至上主義的政治宣傳，還有許多他手持南方邦聯旗的照片。曾經出現過一個人們似乎達成共識的時刻——包含南方在內。有段影片記錄了受害者家屬如何以巨大的善回應純粹的惡，這使得人們降下了邦聯旗，也讓歐巴馬總統親臨查爾斯頓，發表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演說之一。他開口說話時，臉色有些發白，大概是想到這些子彈也算是向著他發射的。美國終於選出一位黑人總統，結果反而引發了種族主義恐怖活動；層層安檢與隨扈把他包圍得密不透風，白人至上主義者唯有尋找更容易的目標。一開始，歐巴馬看來似乎在顫抖，但他逐漸抓住黑人教會那種強而有力的講道節奏，講詞結合政治與宗教，將兩者描繪為一具約束力但極為迷人的整體。他說，移除那面旗幟並不是在侮辱邦聯軍，只是承認他們的奮鬥目標是錯誤的。他繼續說下去：「透過摘下這面旗幟，我們彰顯了上帝的恩典。」接著是一長串以恩典為主題的即興段落，其嫻熟靈巧有若爵士樂演奏。然後，歐巴馬開始唱〈奇異恩典〉，歌聲之好令人不禁要想，這位總統當初怎麼不選個比較輕鬆的職業。全體聽眾興高采烈，一同起立唱詩。

這確實有用，不是嗎？歐巴馬在這篇悼詞中呼籲全國把歷史當作幫助我們不再重蹈覆徹的說明手冊，當作一張通往更美好的世界之地圖。隨著南方各州自願清除各種邦聯象徵物，顯然有些新的事情正在美國發生。與深南地區其他州一樣，南卡羅萊納州的州長也是共和黨人，但她仍主持了議會大廈的降旗典禮，並準備將這面邦聯旗送入博物館。阿拉巴馬的州長也跟著這麼做。有些店家宣布，他們不會再進貨並販售邦聯紀念品了。在那個苦澀而充滿希望的時刻，我決定以史都華信中提到的那篇短文為基礎寫一本書。我們似乎走到了一個美國人及許多人能以他國暴力的歷史為鏡，學習如何面對自身歷史的地方。總統發表演說的幾個星期後，我又收到了史都華的信。在查爾斯頓事件引發各種討論之後，他希望我能到他的母校密西西比大學演講。而我也想深入探討深南地區的種族與歷史研究人員都在做些什麼，這就是為何我後來會到密西西比州牛津市的威廉溫特族群和解學院（William Winter Institute for Racial Reconciliation）作客的原因。

本書將透過追溯德國與美國兩地在釐清過往（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一事上的差異，鼓勵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向德國人學習。重要的是，這個概念在德文中雖有許多變化——處理過往（Vergangenheitsverarbeitung）、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紀念文化（Erinnerungskultur）——但英文中並不存在類似的概念，我所知的其他語言也都沒有。在我寫作本書的這三年裡，我認識的大多數德國人都拒絕將納粹罪行拿來與美國種族主義者的罪行相互比較——即使我們在二○一七年夏洛茨維爾的集會中看到，他們已經開始使用相同的符號，也同樣做好了殺人的準備。我認為這樣的拒絕本身就代表，德國在為歷史之惡扛起責任這方面，已有著長足的進展。許多美國人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拒絕做出這種比較。因此，我在本書首章中試圖回應他們的論點，並承認這個明顯的事實：沒有兩段歷史完全相像。

大致說來，本書的前兩部分出自經驗或觀察。第一部分概述統一前與統一後的德國試圖面對納粹時期的歷程。許多人都認為東德未能正視納粹時期的歷史，而我並不這樣覺得，但我也不認為東德面對此事的方式毫無瑕疵。我以同等慎重的態度檢視一九八九之前的東德與西德，並比較兩者在面對納粹歷史與避免重蹈覆轍的做法上有哪些不同的缺陷。在德國，沒有什麼比指控另一邊的做法「與納粹時期一脈相承」更能激發冷戰時期的敵對氣氛。若當代的東西德能意識到，兩方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由納粹時期延伸至今的歷史延續性，也各自（以不同方式）維持著其延續，兩德之統一就有可能變得更加真實深厚。

本書的第二部分旨在探討美國深南地區遺留下來的種族主義。將研究焦點放在此地區並不意味著美國其他區域沒有種族主義問題，只是密西西比地區的歷史意識及其他方面能清楚揭示出問題之所在。亞當．諾賽特（Adam Nossiter）認為，密西西比與其餘南方地區在文化上的差異就和南方與其餘美國地區的差異一樣顯著。他認為此地就像一個實驗室——「一場迫使人們學習如何與過往共存的實驗」。伍德沃德（Comer Vann Woodward）則表示：「正如貧窮失敗之經歷與富足成功的夢想格格不入、難以協調，南方所經歷過的惡與悲劇是往日遺物，與標榜純真及幸福社會的美國夢亦難以協調。」我在密西西比待了半年，向南方的學者學習如何由破碎的核心地帶著手改變美國文化。整個美國的進程與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種族主義的系統性影響，不過，是南方的歷史意識令整件事變得難以忽視。此外，南方對於美國整體政治文化的影響與其面積根本不成比例。關注深南地區並非忽視其他地區，而是透過放大鏡來細看美國。

本書檢視了兩個國家如何以極為不同的方式面對過往遺跡、避免重蹈覆轍；這樣的調查應能幫助讀者大致了解今日情勢。在第三部分中，我試著釐清事情應該要有的樣貌。對於國家民族的歷史，我們的責任為何？該怎麼教育下一代、該建立或拆除哪座紀念碑、該如何修復不正義、如何建構政治文化？本書並不打算假裝自己能夠回答書中提出的每個問題，只要能刺激人們思考得更遠，這本書的目的就算達到了。

我所受的哲學訓練來自正義論大師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他出於謙遜，常堅稱自己處理的只是抽象概念。而我在寫這本書時，則希望能盡可能貼近特定情況。二○一六年至二○一七年大部分的時間裡我都待在德國或美國南方，花上數百小時進行錄音採訪。我所採訪的對象是對於國家公共記憶之質疑與重構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人，還有這些影響所觸及的人們。

有許多優秀的英文著作，以及能塞滿整棟圖書館的德文著作，都在探討德國如何面對往日歷史；也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詳細爬梳美國如何回應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的歷史，還有那段人們為營造無害氣氛以「吉姆．克勞」一詞輕鬆帶過的種族主義恐怖時期。我也許常引用歷史資料，但我無意為這個資料庫再添新作。引句保加利亞裔法國學者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的話：「歷史事實眾所皆知、容易查閱，但事實本身並未附帶意義，而意義才是我的興趣所在。」雖然哲學和歷史一樣追求理解，但哲學本質上是門規範性的學科。我們在這個遭惡（evil）蹂躪至四分五裂的世界裡該如何生活？這個問題自哲學出現以來便不斷推動著這門學科向前。（叔本華認為，如果這世界已符合其該有的樣子，我們便不再有理由提出任何哲學問題。）我相信，以特定經驗為鏡來折射出抽象概念的樣貌，是最具說服力的做法，因此我交錯安插哲學分析的段落與歷史軼事的段落，相信具體的歷史案例不會令一般性的道德問題變得模糊，而是令其更為清晰。我們的目標是要處理以下問題：釐清過往的工作如何能替更加自由的未來打下基礎？其又是如何成為我們迎向自由未來的阻礙？我會專注探討我們在思考道德與政治之未來時如何以歷史為鏡，又為何不該以歷史為鏡。這種道德訓練能幫助我們指認出複雜的惡與簡單的惡，並準備開始阻擋之。不應該只有歷史學家接受這種訓練，這應該成為公眾共同的記憶——一段任何具思考能力的人都無法光明正大地加以忽略的歷史。

本書中的一些歷史主張具有爭議。我已努力證明其正當性，並以我選擇的訪談對象之言作為佐證；但我也明白，其他對象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講述這些故事。我並非中立的觀察者，這個故事中也有我的身影。不過，我決定使用第一人稱寫作不是因為我相信歷史的主觀性無可改變，而是因為這是種指認出個人主張背後之責任並且承擔起責任的做法。若我在思考迫切的道德問題時曾尋求哲學典範，該典範會是尚．艾莫里（Jean Améry）與漢娜．鄂蘭。他們為批判性思考訂出標準，而這樣的思考能力在這個重視科學、科技勝過其他智性能力的時代裡何其重要。

讀者在本書中將會看見，德國在承擔起自身可恥的過往時經歷了多大的痛苦——但人們確實能承擔。另類選擇黨的崛起令許多人不禁懷疑起德國在過去數十年裡的進展，甚至開始惋嘆我們活在尼采的永劫回歸之中。然而，在遭受攻擊的當下便直接放棄釐清過往，這是何等荒謬的事。釐清過往的工程並不是萬無一失的預防工程，能抵擋種族主義與反動力量——這世上從來不缺腦袋糊塗的人。進步的民主價值回應其破壞者的方式彰顯出自身的優秀之處。當另類選擇黨將人們為了釐清納粹歷史所付出的數十年努力斥為可恥時，我們其他人必須堅持立場：羞恥感也是承擔責任的第一步，指引我們邁向真實的國民自豪感。透過檢視他人的失敗、檢視德國的贖罪之路，我們能夠學會珍惜已完成的工作，並保護其不受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