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風雨人生路── 一個新聞工作者的苦難歷程

作者簡介

夏　風
曾任上海《文匯報》國際部負責人，退休後擔任美國華文刊物《中外論壇》總編輯。夏風係作者常用筆名之一。2011年逝世。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致命的弱點：既禁不起整，也禁不起捧；
一整就意志消沉，一捧就飄飄欲仙；好了傷疤，忘了疼痛。

書籍目錄

寫在前面

開場白
一張與眾不同的報紙
可悲的學術討論
反右
徐鑄成早上了封神榜
冤哉，章伯鈞
懲罰
「大躍進」和大倒退
一度春風
重彈階級鬥爭老調
「文化大革命」前奏曲
總編輯扔下一卷文稿
《文匯報》這次要翻身了
引蛇出洞
圖窮匕現
腥風血雨
魔頭出世　大開殺戒
死亡，死亡
神祕的抄家
「星火燎原」奪權
造反派內訌
一月風暴
炮打張春橋
紅衛兵退出歷史舞臺
隔離審查三百天
流放
劫後餘生

附錄
　金陵何處覓雨花
　不是笑話的「笑話」
　忍冬草
　話說「紅像章」

文章試閱

〈開場白〉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知識分子，出生在一個尋常的家庭，沒有顯赫的身世，也說不上是書香門第。父親是位舊式文人，寫得一手好字；不是當官的料子，一輩子做人幕僚。但他為人自有自己的準則，清清白白，不尚名利。他生了兩個兒子，我是長子。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從文，更不允許從政，因為文字容易惹禍，官場詭譎險惡。他要求我和弟弟各學一門技能，常說：「家有良田千畝，不若一技隨身」，「平生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可惜我違背了他老人家的教誨，許是身上有著他的遺傳因子，仍然走上了搖筆桿子的路。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當時父親在香港工作，患了「香港腳」，返滬治療，安頓家庭，原擬稍事休養，即赴他的友人、時任駐英大使的郭秉文先生之邀，前往倫敦就一等祕書職。誰料風雲突變，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英向日本宣戰，航運隔斷，於是滯留孤島。租界也失去了庇護所的作用，不少愛國志士和莘莘學子紛紛偷渡日軍封鎖線，投奔光明。
　　父親認為，我和弟弟兩人之中，應該有一個離開上海，去尋找自己的前途。他說，在重慶和延安，他都認識一些朋友，雖無深交，多少可以有一些照應，去向由我們自己選擇。我是長子，自然是我出走為宜。當時，我剛從一所教會中學畢業，只聽說重慶是抗戰的司令塔，同學中雖有一、兩個中共地下黨員，但從不暴露身分，所以我選擇了重慶。
　　一九四二年初，一天深夜，父親送我到火車站，搭車去杭州轉赴內地。在車上結識了幾個同路的人，有學生也有生意人。我們通過杭州客棧的老闆娘牽線，雇了一名嚮導，偷越日軍在杭州外圍的封鎖線。誰知剛到紹興夏履橋，就碰上了游擊隊。隊長綽號黃老虎，打的是國民黨旗號。這裡是三不管地帶。黃老虎戴的雖是青天白日的帽徽，其實是個土匪頭子，手下有十幾支槍，成了當地一霸。他把我們一行押到他的隊部，逐個搜查盤問。同行的人中有個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因為是廣東人，把聖約翰念成了聽來像是「興亞院」。黃老虎找到了藉口：「興亞院」不就是日本人辦的學校嗎？就武斷我們一行是奸細，必須統統槍斃。幸而我們中有位姓倪的生意人關係多，他說認識當地一個有名的鄉紳，這位鄉紳頗有威望，黃老虎居然前倨後恭，連忙說是自己人，一時誤會了。當夜燒了幾隻菜，為我們壓驚，住了一宿便放行。但是我們行李中比較值錢的東西都被暗中扣留了。不過，黃老虎還講點江湖義氣，每人發銀洋兩元作為路費，並雇了幾輛滑竿，滑竿上各插一支紅纓槍，作為受他保護的信號。他送出五十里地，然後說，再過去便不是他的轄區，無力保安全了。
　　我們一夥晝伏夜行，盡走山路小徑，終於逃出日軍占領區，繞道浙、贛、閩、粵、湘、桂、黔等省，路上幾次碰到日機轟炸，歷盡艱辛，好不容易，才到達「陪都」──多霧的重慶。
　　一九四三年秋，一封在陸上輾轉了三個多月的家書，到達了我的手中。我一見信封上的字不是父親秀逸的筆跡，就預感到了不祥。弟弟在信中第一句話就是：而今以後，你我已是無父的孤兒了……
　　我是淚眼模糊地讀完這封報喪信的。信中告訴我，父親在臨終前還惦念著我，他的長子。我這才知道，父親在送我去火車站的那夜，得了感冒，斷斷續續，一直沒有治癒，最後轉為哮喘，痛苦萬分。我人在異鄉，關山阻隔，不能侍奉湯藥，又沒有好好讀書，充實自己，辜負了他老人家的期望。今日悔之莫及了。
　　父親的逝世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悲痛。失去了他的庇蔭，我才嘗到了世態的炎涼！在那個年頭，人情薄如紙，人走茶涼，經濟來源斷絕，為了生活，我被迫中途輟學。
　　我能向誰去傾訴我心中的哀傷呢？我記得接信那一天，我撥了幾個電話給父親的熟人，哭訴父親的死訊。我原以為，至少可以聽到幾句勸慰的話，誰知都是冷冷的聲調：真的，死了？走得這麼早，怎麼會呢？他們在電話裡聽得到我啜泣的聲音，然而，除了一句「世兄要節哀」的空話外，別無他語。我流著淚，懷揣了信，獨個兒跑到嘉陵江與長江匯合處的沙灘上，呆望著東去的滔滔江水，臨風痛哭！
　　在此後的兩年多中，我浪跡川滇，主要靠在茶肆中道聽塗說得來的素材，胡亂給報刊寫些毫無意義的東西，賣文維生。
　　我苦念留在上海的母親和弱弟。父親去世後，娘兒倆靠什麼過日子呢？烽火連天，音訊難通，何況我自顧尚且不暇，只能乾著急，只能在夢中會見自己的親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迎來了慘勝。接收大員和達官貴人紛紛買棹榮歸，一張機票價值不菲。一般從下江到內地的遊子，多半身無分文，哪有能力弄到機票、船票或車票？多虧有位仗義的朋友，同情我的困境，由他介紹，我認識了一名在國民黨的戰車營任上尉連長的軍官，答應我搭乘他們的便車去上海。老百姓是不能搭軍車的，於是他替我填了份證明，「證明」我是他連裡的「准尉司書」，沿途才安全無事。想不到這段經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變成了審查的一個重點。
　　一家終算在上海團圓了，擁抱之間，恍若隔世。
　　弟弟後來詳細告訴我，父親從患病到臥床不起的經過。當時孤島受到封鎖，西藥來源中斷，藥價奇貴。母親為了替父親治病，幾乎典賣了所有可以變賣的財物，家裡已經羅掘一空。父親生前兩袖清風，他為人又慷慨大方，常常資助一些經濟困難的親友鄰居。母親知道這一點，所以在父親病重時問他：你一走，我們娘倆怎麼生活？現在總可以把你借出去的錢告訴我了，今後也好去討回來貼補貼補家用。父親回答說：「我借錢給人家，是因為人家有急難。人應該互相幫助，我有這個責任。借出的時候，原本就不指望人家來歸還，因此我從來不要人家出借據，只憑信用。我走後，你無憑無據，憑什麼去索討呢？誠實的人，你不去討，他也會自動來歸還給你；要是存心賴債，你去討也沒用，反而惹閒氣，何苦？而且，施比受有福，有能力做一點好事，總比受人家的恩惠要心安。」
　　這段話，弟弟記住了，我也記住了。這是我父親留給我們的無形的珍貴的遺產。可是，我父親並不知道，為了治他的病，母親傾囊以赴，家中已經沒有分文了。

　　　　＊

　　一九四七年八月，我結了婚，組織了家庭。我的妻子屬兔，不由我想起了一個巧合。一九四六年春，返滬途中，我隨戰車營的車隊路經岳陽，出於好玩，我在岳陽樓求了一籤，上面明說我會遇到一位肖兔的姑娘，結為伉儷。我當然付之一笑，不當一回事。婚後偶爾談起，我竟然找出了這張籤條，妻子一看也樂了。要是迷信，那就是三生石上已經註定的了。
　　一九四八年，軍調三人小組調解失敗，全面內戰開始。戰爭形勢急轉直下，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都以國民黨軍隊失敗告終，人民解放軍已經飲馬長江。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上海岌岌可危，戰區司令湯恩伯還在負隅頑抗，乘機作最後一次搜刮。有錢有勢人家紛紛去國。我和妻子本來也有機會遠渡重洋去彼岸深造，卻為了親情，猶豫不決；一旦撇下老母弱弟，這一走何時才能重相逢？考慮到自己只是平頭百姓，與國民黨素無糾葛，即使共產黨來了，也可安居樂業。一動不如一靜，於是決定留下不走。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深夜，在隆隆的槍炮聲中，我在屋頂上親眼看到人民解放軍從虹橋方向經林森路（今淮海中路）進入市區。次日，國民黨守軍的散兵游勇，到處闖入民居，索要便服，脫下軍裝，扔掉槍枝逃竄。我的一個在銀行工作的朋友，早上上班，在門口撿到一支衝鋒槍，不知如何處置，成了燙手山芋。路人指點他趕快去找解放軍崗哨上繳，免得闖禍。他戰戰兢兢雙手把槍舉在頭頂上，活像是投降的姿勢，苦在語言不通，解釋了好久，才獲得了解放軍士兵的信任。
　　解放軍入城之處，紀律嚴明，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下雨天都露宿街頭，贏得了市民好感。商店逐漸開門營業。當時我在岳父經營的一家掛美商牌號的菸草公司任祕書，妻子則在銀行任職，還沒生孩子，生活比較寬裕。不久，工商業改造，我和妻子都面臨失業。沒奈何，夫婦倆只能擔任家庭教師維持生計，我閒來便譯寫一點小文章增加收入。一九五四年，我當了爸爸，有了一個女兒。這在我家是件大事，因為祖上三代都沒有生過女孩，她的到來，自然成了全家掌上明珠。於是不得不雇了個保姆。支出多了，入不敷出，只好典賣妻子的首飾貼補家用。
　　這兩年的日子自然很不好過。一九五六年，政府號召在社會上從事自由職業的知識分子歸隊。上海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派人找我談話，問我志趣，可以推薦到合適的崗位去工作。這時，遷京不久，已改為《教師報》的《文匯報》忽然奉命回到上海復刊，正在招兵買馬。由於我與《文匯報》有過一段不長的文字因緣，便應聘成了一名新聞編輯，先是在研究室做研究員，從事研究國際問題，編譯和撰寫一些國際評論。從此成了終身職業，直到一九八九年退休去擔任一本綜合性的在美國出版發行的《中外論壇》的總編輯。這三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幾經折騰，起伏跌宕，個中辛酸，真是一言難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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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鑄成早上了封神榜〉（節選）

　　且說《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在率團訪問蘇聯期間，他從遲到的《文匯報》上獲知了國內大鳴大放幫助中共整風的情況。他發覺，《文匯報》上有些標題太尖銳，太刺眼，火氣十足，覺得欠妥。這位老報人一向主張，凡屬題材太敏感的新聞，標題應該慎重，平淡一些；反之，一般新聞，則不妨「打扮」得惹眼些。為什麼《文匯報》在處理鳴放新聞和文章時，標題和位置會一反常規，異乎尋常？他感到不解，也產生不安。因此，當他結束訪問，離開莫斯科返回北京的當晚，他就同代理總編輯欽本立通了電話，想問個明白。欽本立自有說不出的苦衷，因為市委主要負責人幾乎每天都吩咐《文匯報》，在報導鳴放時，要不斷加溫。這顯然是個圈套，他無法直話直說，只好含糊其詞。但欽本立心裡很不踏實。他那時還不知道，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整風運動的指導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變化，當時只有中共黨內少數高級幹部有數。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中指出：「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篇文章，題為〈事情正在起變化〉，文章是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的。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颱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毛澤東就是要「引蛇出洞」，好聚而殲之。
　　五月二十日，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中說：「現在的情況是，在上海、北京等運動已經展開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夠」，「左翼分子前一時期不宜多講話，共產黨員則採取暫不講話的方針」，「在一個短期內，黨員仍以暫不發言為好」。
　　中共實際上已從整風運動轉到了反右派的鬥爭。可憐天真的知識分子還懷著幫助黨整風的善良願望，傾吐著他們忠誠的心曲，當然還有不平則鳴的。他們仍是不清楚，「知識越多越反動」，知識既然被踩在腳下，誰會聽你的意見？擁有知識的人哪會有好的命運。
　　徐鑄成自然也被蒙在鼓裡。他在離京返滬前，還特地去拜訪了他所信賴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想聽到一些真相。鄧拓回答他說，「這些（指《文匯報》鳴放的報導）是小毛病，不要緊。我們《人民日報》也有計畫想再提高一步」。鄧拓這麼一說，徐鑄成感到寬慰。他處理了代表團的未了事宜，在「北辦」和浦熙修商討了今後的工作後，便打道回滬了。
　　到了上海，徐鑄成並不急於上班。他想先仔細翻翻一個多月來他不在國內時的報紙，同時著手撰寫《訪蘇見聞》，在報上連載。每天寫一篇，交給國際版發表，由我負責處理。
　　記不清是五月下旬的哪一天，我下午上班（我做的是中班），研究部的同仁帶著神祕的色彩通知我，總編輯上午來找了你兩次。我和徐鑄成毫無淵源，除了報到後他照例接見我一次外，很少接觸。他是一社之長，我只是個新進的小編輯，平時難得有見面的機會。在我的印象中，這位著名的老報人和藹可親，沒有一點架子。他撰寫的《訪蘇見聞》，有時我改動了幾個字，他也毫不見怪。
　　總編輯為什麼突然會一個上午連找我兩次？難道我在工作中出了什麼差錯？那時候，我主要在編譯長篇連載《銀色的貓》，作者是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依（Aleksei Adzhubei），他是作為蘇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成員在一九五六年訪問了美國，歸後寫了這部遊記，介紹在金元王國的所見所聞。鐵幕內對西方世界的報導是嚴格控制的，因而連載很受歡迎。難道其中出了問題？
　　我心中忐忑不安。當天晚上，我擔著心事走進總編輯辦公室，迎面看到牆上掛著一張大照片，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同徐鑄成站在一起的合影，可見接待規格之高。徐鑄成正坐在大寫字臺後的轉椅上，修改著什麼稿件。他微笑著站起身來同我握手，請我在旁邊的沙發上落座。我從他深度近視的厚鏡片後，看到他眼神中透露的一份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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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扔下一卷文稿〉（節選）

　　十一月九日晚，我像平時一樣，在家吃了晚飯，準時在十九點到報社上班。參加了例行公事的編前會，聽了各部負責人對當天新聞稿的彙報，沒有任何引人注目的重大消息。當時我是負責頭版的主編，在處理了當晚必發的新華社電訊稿和本報訊後，版面如何安排，心裡大致有了數。
　　二十三點三十分左右，身材矮小的總編輯陳虞孫一反常態，急匆匆地跨進夜班編輯部，他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徑直朝值班副總編輯劉火子的辦公桌上扔下一卷文稿，要言不煩地吩咐副總編輯說：
　　「這篇文章放第二版，用四欄標題，居中，標題字號用四行扁體。文字排二長，老五宋，作者署名用四號仿宋，小標題用三號方。」直截了當。他交代完畢，才掃了一眼在座的所有編輯，鄭重其事地叮囑：「任何人不准改動任何一個字，不許出任何一點差錯。如果發現什麼疑問，直接向我彙報。不要自作主張。」
　　夜班編輯部是一個大房間，分成四塊：值班副總編輯和第一版拼成一塊，第二版一塊，國際版一塊，檢校坐在角落裡。副總編輯劉火子是位資深報人，又是詩人。廣東籍，卻長得身材魁梧，跟一般矮小的同鄉不同。他坐鎮夜班有年，處理各版編務，胸有成竹，有條不紊。逢到可讀性強的花邊新聞，常常叼著只菸斗，在煙霧繚繞中，親自推敲標題，語不驚人誓不休。總編輯在欣賞之餘，批評他不務正業。四塊版面，第三版是學術版和副刊版，不屬夜班管。看完全部清樣，通常時間已是拂曉。夜班編輯們工作告一段落，喜歡打幾局橋牌，鬆弛一下神經，然後分道揚鑣，各自回自己的窩。為此，夜班編輯部在政治運動中得了個不光彩的別號：裴多菲俱樂部。
　　劉火子一聽陳虞孫德這番話，心裡就明白此文非同小可。總編輯從來不會對一篇文章作出如此仔細如此明確如此具體的處理意見，實在令人詫異。他打開文稿一看，就皺起了眉頭。作者不是別人，是編輯們見了頭痛、專門找碴子的文痞姚文元！他真想問個明白，終究怕討個沒趣，所以話到口邊，嚥了下去。
　　陳虞孫原是《文匯報》的創辦元老之一，一九四六年，擔任過副總主筆。他學貫古今，家學淵源。他的曾祖父在世時，正值《康熙辭典》編纂完成問世。朝廷為了標榜這部由皇帝親自掛帥的大辭典的顯赫身價，公開懸賞，徵求勘誤，凡查出一處差錯，便賞銀若干兩。陳老先生躺在榻上一邊抽大菸，一邊認真通讀《康熙辭典》。真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居然被他找出了個別錯字。皇上沒有食言，他領到了賞銀，一時傳為美談。陳虞孫的父親家教極嚴，望子成龍，規定每天必須背誦多少章節、書寫多少字，完不成任務，便用戒尺打手心。所以陳虞孫詩文頗有根底，還寫得一手好字。大概是一九六三年前後，他曾經在一次領導幹部「下樓檢查」會上，向全體職工吐露心曲，說他自己本無大志，能當上一名中學校長，便心滿意足，顯示出了他謙遜的一面。
　　陳虞孫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被上海市委調來領導報社的運動的。在這之前，他是上海市文化局的一名副局長，可見官運並不平坦。徐鑄成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後，他便接任總編輯一職，另外由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兼任社長。陳虞孫不像徐鑄成平易近人，平時不苟言笑，老是板著臉孔，難得現出笑容；即使笑，也僅在嘴角上露出一絲笑意。他出言幽默風趣，但又刁鑽促狹，有時候挖苦起人來不留餘地。同事們對他又怕又尊敬。但在背後，戲稱他為「紹興師爺」。不過，凡是熟悉他的人，都比喻他是一只熱水瓶，別看他表面冷，裡頭卻熱，其實很富感情。他和夫人情愛彌篤，生了八個子女。夫人病逝，他悲傷不已，揮毫寫了一副悼念亡妻的對聯，從中可看出他「熱」的一面。對聯云：

　　撫育八個子女，欣看自主自強自愛，
　　恰青山滿目，應知君無憾；
　　結褵六十春秋，經歷家難國難黨難，
　　正老境如蔗，忍撇我先歸！

　　我曾聽一位跟他相知的同事形容他的臉是一支晴雨錶。逢到政治寬鬆，他就心情舒暢，也會平易近人，有說有笑，說話百無禁忌；而一旦政治風雲突變，他就捂緊嘴巴，冷若冰霜了。豈止他一人，哪一個知識分子不是懷著這種心情的？
　　一九六二年，他率上海評彈團出訪香港。香港聽眾好久沒有欣賞到大陸評彈名家的彈唱，因而到處贏得一片掌聲。出訪歸來，不少單位邀請他去作報告，談他此行的觀感。他口才好，議論風生，大受歡迎。那時候，大陸閉關自守，外面的情況封鎖嚴密，即使像香港是怎樣一個社會，也無從得知。有一天，他在報社辦公室裡接到一通電話，估計也與他訪問香港一事有關。不知對方說了些什麼話，他勃然大怒，厲聲回答說：「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說香港如何如何腐敗，如何如何不好！不是提倡實事求是嗎？！」
　　作為總編輯，他在編輯部與下屬閒聊時，矜持的時候多，但有時也會口沒遮攔。有次他說：「我在香港訪問時，吃膩了，只想要一碟揚州醬菜調調口味。」當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饑荒席捲大陸。報社食堂裡極少供應葷腥，難得吃到一塊江豬肉或野兔肉，已算是打了牙祭。誰知他接著說：「我最愛吃花生米，現在連殼都吃不到。」此話一出，大家都有同感，只是不敢說出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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