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東亞：600年宗教、貿易、戰爭、疆域與地緣政治的動盪歷史

作者簡介

熊顯華

專職歷史作家，畢業於中國東北師範大學。長期關注研究國際局勢，善於以生動筆法將史料與典籍活躍呈現。譯有經典名著《海權論》Alfred Thayer Mahan著），並著有《海權興衰兩千年（全三冊）》（大旗出版社）以及《印度簡史》。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最完整的東亞發展史
本書講述自元帝國的分裂到近代東亞的局勢發展，帶領讀者看見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區域發展進程。

★精美彩圖
收錄相關人物及器物畫作或照片，讓讀者從中身歷其境，感受那些影響東亞歷史的關鍵。

書籍目錄

第一章 迴光返照：蒙古帝國在東亞的角色與影響
第二章 元麗聯姻：大元兀魯思與高麗的相處之道及東北亞局勢
第三章 認識他者（一）：以火器為引子述及明朝、日本、朝鮮三國記憶中的關鍵點
第四章 認識他者（二）：以萬曆朝鮮之戰的影響述及建構大清
第五章 歐亞交匯：雅克薩之戰背後的重塑問題
第六章 禮儀之爭：當東方禮制遇上西方天主教
第七章 毒品戰爭：虎門銷煙燒到歐洲
第八章 朝貢貿易：明清時期海外資本運作探秘
第九章 戰爭歸結：朝鮮與中國東北支配權的爭奪抑或其它
第十章 嘉永六年：當日本人遇上美國人
第十一章 歐洲之行：日本的海上新世界
第十二章 交匯思想：中日韓同塑在東亞
第十三章 微議之調 勇敢的自救與步入現代的東亞
第十四章 捨東趨西：黑格爾及其陰影下日本形象
第十五章 浪人作祟：黑龍會內田良平在時局中的重要作用
第十六章 變的形式：從二戰到冷戰的一些思考和反思

文章試閱

第六章 禮儀之爭：當東方禮制遇上西方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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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西禮儀之爭的影響範圍廣泛而深遠，事前雙方都沒有預料到。
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期間，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對中國傳統禮儀是否違背天主教義展開了一場長期爭議，甚至連皇帝也被捲入其中，與羅馬教皇及其使節進行了激烈的交戰，言辭之激烈 讓人驚歎！
任何爭議都有其淵源。這場爭議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歐洲傳教士進入東亞的歷史時期。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歐洲教士進入中國，獲得清政府的官方任命，在欽天監、內務府等重要部門工作，負責制定曆法、測量土地、繪製地圖、設計武器，並在對外事務中充當翻譯。這引發了西方行為方式與東方傳統方式之間的激烈衝突，就像水浪拍擊岩石一樣。這種情況讓人們內心感到不安，試想一下：一個重視武力、以農業為基礎的帝國會主動將某些職能委託給信仰與其不同的外國人會激起怎樣的浪花？長期以來，我們認為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東亞是一個相對封閉、保守的世界。以清帝國為例，我們常常稱其為閉關鎖國。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閉關鎖國固然是存在的，但是真的完全鎖住了嗎？大環境下確實鎖國了，但鎖國的同時也存在相對開放的情況。
西元一七三六年，義大利畫家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西元一六八八年—一七六六年，義大利米蘭人，清帝國宮廷畫家） 為中國皇帝乾隆創作了一幅朝服相，這標誌著他作為中國清帝國宮廷畫家之一的成功。郎世寧以其卓越的繪畫技巧將歐洲和中國傳統繪畫風格相融合，呈現出生動和氣韻十足的作品。他的成功不僅僅源於他的藝術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捕捉了清帝國皇廷審美趣味的精髓。與他同時代的其他中西畫師無法與他相提並論，他也因此獲得了眾多榮譽和高位。雖然他的作品未必堪稱美術史上的巔峰之作，但它們卻最能反映清帝國盛世時期幾位皇帝的品味和氣度，並在五十年間經歷了明顯的風格演變。
我們不能僅從郎世寧的藝術家身份來審視他的成功。因為，郎世寧不僅是藝術家，還是清帝國的臣子。更重要的，他是一名天主教耶穌會士。十九歲時，他加入了耶穌會，並被派遣作為畫家前往東亞。西元一七一五年，他抵達澳門，在那裡學習漢語和中國文化。進入皇宮後，受命創作了大量專供皇族欣賞的花鳥、走獸、山水、園林、人物，主持設計了圓明園西洋建築群，還負責以圖像記錄皇家生活以及軍事征伐。由此，他備受乾隆皇帝的寵愛—雖然一般御用畫師不被授予官銜，但乾隆皇帝特別看重這位外國畫家，真心地授予他內務府奉宸苑卿的高官職位。
內務府奉宸苑卿屬正三品，由此可引出一個重要問題——清帝國是否真的是「封閉」和「保守」的帝國。事實並非如此，這種評價是近代才出現的意識形態說法，與當時的歷史條件無直接關聯。那麼，一個被認為封閉的帝國如何如此開放地接納外來文化和外國人呢？郎世寧在清帝國受到了特殊待遇，以他為代表的耶穌會士的活動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有助於深入瞭解十六至十八世紀歐亞大陸之間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這一時期通常被稱為早期現代，後來西歐崛起為強勢地區，而東亞相對衰落。當西歐人通過海上途徑進入東亞時，他們並不陌生，因為之前已經存在一些交流，儘管不像現在這樣有系統。早期的交流和認知平臺是零散的，而郎世寧等耶穌會士的到來使東西方文化更為系統地相互瞭解。文明的碰撞通常會留下深刻的影響，如果能夠產生深入的互動和交流，一定會加深文化交流的世界級影響。例如，耶穌會士的到來就引發了一場重要的文化交流，其影響力可用曹操《觀滄海》中的詩句來形容，即「洪波湧起」。
基督教在東亞的傳播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當時景教傳入該地區。景教源自敘利亞的聶斯托留派，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據說，景教傳教士在東亞的傳播非常成功，甚至使一些民族完全同化。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這個教派在元末後開始衰退。從情感上來說，這令人不禁感歎—與十六世紀通過海路傳入東亞的天主教相比，景教對現代東亞的影響力顯得較小。
歷史事件往往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這些人物大都會引發連鎖反應。從某種角度來看，歷史其實是人類偶然或非偶然活動的結果。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西元一五○六年—一五五二年，西班牙人）是基督教歷史上著名的聖者之一，他被天主教尊稱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傳教士」，也是令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先驅之一。他的足跡遍佈東亞各地，傳教旅程長達數千里，勸導了三萬多人入教。另外一個人是彌次郎（Anjirō），關於他的資訊很少，我們只知道他生活在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兒島，最初是薩摩藩的一名武士，因殺人而逃亡。葡萄牙商船曾抵達日本九州，而且在西元一四五三年就有火繩槍入口日本。這表明九州沿岸可能存在葡萄牙商船的往來，也意味著沙勿略與彌次郎的相遇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逃亡過程中，彌次郎偶遇了一名被日本人稱為「南蠻」的葡萄牙船長 。出於同情或其他原因，這位船長意外地願意幫助彌次郎逃離日本，並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然而，由於彌次郎上錯了船，他來到了另一艘由區華利（Jorge Alvarés） 船長指揮的葡萄牙船上。請注意，這個區華利與最早到達中國的葡萄牙航海家名字相同，但他們並非同一人。我們不清楚這兩人是如何溝通、如何克服語言障礙的。唯一知道的是，區華利聽了彌次郎的遭遇後願意幫助他，並指示一個人帶他去麻六甲，尋找正在那裡傳教的耶穌會士沙勿略。於是，這位日本逃犯便來到了已被葡萄牙佔領的麻六甲。不巧的是，沙勿略剛好離開了那裡，去往摩鹿加群島。失望的彌次郎決定返回日本，在途中遭遇了一場風暴，船隻被吹到了中國沿岸。也許這就是上天的安排！在那裡，這位日本人遇到了一位葡萄牙船長。船長告訴他，沙勿略已經回到了麻六甲。經歷了這一番奇遇，彌次郎終於在西元一五四七年四月見到了他憧憬已久的人。然後，彌次郎用他學會的一點兒皮欽（pidgin）葡萄牙語，一種簡化後的葡萄牙語 來向沙勿略請教，並向他介紹了日本。對於彌次郎來說，沙勿略講述的基督教是新奇的，與他熟悉的日本佛教大不相同。因此，他決定跟隨沙勿略回到印度果阿的耶穌會亞洲總部。在那裡，彌次郎深入學習了葡萄牙語和基督教教義，接受洗禮並成為了聖信保羅（Paul of the Holy Faith） ，成了有史料記載的日本第一位天主教徒。
彌次郎向沙勿略許諾，表示日本人崇尚理性，一心向化，他們一定能夠在六個月內全面接受基督教洗禮。他堅信日本民眾急需一套善法來替代現行的法律體系，因為日本經書法律中早已包含了萬法歸一的內容。彌次郎認為，沒有比基督教更為完善的法律體系了。他說自己已得到上帝的祝福，堅信自己是已被上帝選中，自己就是要將基督教引入日本的使者。與此同時，協助彌次郎的船長區華利向沙勿略彙報，稱日本是一個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地方，這一彙報與彌次郎的看法相互印證。於是，沙勿略下定決心必須前往日本，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花費了一些時間向耶穌會以及支援耶穌會的葡萄牙國王解釋，明確表示日本的重要性遠超過印度。在獲得了必要的許可後，沙勿略與彌次郎、另外兩位耶穌會士以及兩名隨從一同出發。西元一五四九年八月，他們登陸鹿兒島，開始在日本傳教，從而開啟了一段具有特殊歷史意義的旅程。
從這個角度來看，彌次郎和沙勿略的相遇產生的重要意義一定遠超過他們所交流的內容。為了深入理解這一重要相遇的含義，我們有必要瞭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在鄂圖曼土耳其開始封鎖航道並徵收高額稅款的同時，大航海時代已經拉開帷幕，許多歐洲國家決定繞過這個危險的帝國，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航線。這一時期，許多探險家和探險團隊積極參與到開闢新航線的事業中。由於探險事業充滿了偶然性和非偶然性，例如，哥倫布原本打算開闢通往印度的航線，卻意外地發現了美洲。換句話說，即使沒有彌次郎和沙勿略的相遇，也肯定會有其他相遇事件發生。而且，耶穌會已經在開展亞洲事業，在教會方面得到了羅馬教廷的支援，在世俗方面獲得了葡萄牙的資助，沙勿略就是其中一位。作為耶穌會傳教士中的第一位海外傳教士，沙勿略被派往果阿地區為殖民當局提供宗教服務。然而，他對殖民者在當地的墮落行為感到厭惡——沙勿略的理想是創建一個新的天主教國度。因此，在西元一五四二年抵達印度後，他急切地希望向當地民眾，尤其是底層人民傳播基督教。底層人民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但在種姓等級森嚴的印度社會中，他卻無法說服統治階層接受新的信仰。帶著遺憾，他於西元一五四五年離開了印度，前往麻六甲和摩鹿加群島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傳教工作。恰逢此時，他與彌次郎相遇。得知日本這個高度發達且充滿宗教熱情的國家的存在時，沙勿略內心燃起了對東方基督國度的幻想和宗教熱情。他毅然決定去日本，寧願放棄在印度已建立的地位。回到兩人相遇意義這個問題上，我們完全有理由去相信，沙勿略的存在必然會激發其他傳教士的渴望，希望跨越海洋來到東亞和南亞傳教。還有，別忘了，由於伊斯蘭世界的崛起，歐洲人越來越認識到離開鄂圖曼帝國的重要性。加之在中世紀的歐洲存在著一個傳說，稱在鄂圖曼帝國東方有一個神秘的基督教國，由祭祀王約翰（Prester John） 統治。如果能夠找到這個神秘國，東西方就能夠聯手對抗鄂圖曼帝國。當然，這個神秘國是否在還是一個未知數，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隨著鄂圖曼帝國不斷西進，給歐洲人帶來的困擾倒是增多了。在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多重因素下，羅馬教廷與西班牙、葡萄牙兩個強大的海上帝國建立了聯盟。他們的共同目標是實現「突圍」，盡可能地拓展歐洲以外的世界。這場聯盟的建立，以及簽署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和《薩拉戈薩條約》，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前者被人們熟知為「教皇子午線」，後者則因為麥哲倫的同伴完成了歷史上首次環球航行，並驗證了地球是圓的。這兩個條約的簽署標誌著在太平洋上的明確分界點的出現。
由於當時存在技術和其他條件的限制，歐洲人對新大陸的地理瞭解並不明確。《托德西利亞斯條約》的簽署實際上將全世界分割開來，除了歐洲以外的地區。這種分割讓兩個海上強國能夠在地球上幾乎完全平分勢力範圍，可見其野心之大。隨著歐洲探險和擴張事業的進展，這種以「教皇子午線」為分界的劃分變得越來越「不合理」。歐洲人證實了地球是圓的，這意味著無法通過子午線實現徹底的瓜分。由此，地球兩側的領土最終會相連，這樣的情況也導致了兩個海上帝國艦隊在繞地球的過程中在香料群島相遇。不過，這種相遇並不浪漫，反而充滿了緊張氣氛。換言之，對海外殖民地的渴求不可避免地引發了遙遠海洋上的衝突。
最終，兩個海上帝國幾乎將地球東西對半瓜分：西班牙擴展向美洲和太平洋西部（包括菲律賓），而葡萄牙則擴展從巴西東部（包括非洲、亞洲大部分）到印尼群島。這使得耶穌會士在亞洲的傳教事業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羅馬教廷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援，葡萄牙帝國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援。雖然這兩種支持並沒有明確分工，但都是為了共同的目標。除了宣傳福音傳教之外，葡萄牙在西元一五一○年成功佔領了印度西岸的果阿，這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一地區是印度洋重要的殖民地點之一。次年，葡萄牙又佔領了麻六甲，從而建立了在印度群島的戰略基地。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明帝國時期，正在經歷一場由太監劉瑾策劃的「叛亂」。在正德皇帝的積極干預下，這場「叛亂」很快被平息，著名的太監劉瑾於西元一五一○年被淩遲處決。從這個角度來看，明帝國似乎沒有精力來監管麻六甲這個通往亞洲出海口的門戶，再加上當時明帝國實行海禁政策，雖然存在走私現象，但大多不了了之。此外，明帝國與東南亞國家的朝貢關係只是紙上政治，註定束之高閣。在這些因素和背景的影響下，葡萄牙的商船很快就能在中國南部沿海活動。在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向澳門和日本九州擴張，這表明東西方的相遇和碰撞有了更多的空間。此後，歐洲的耶穌會士前往東亞的路線基本上都是先在葡萄牙停留，然後經過果阿、澳門或麻六甲前往中國和日本。
所以，我們仍有必要繼續探討對彌次郎與沙勿略的相遇意義。因為這次相遇，揭開了東西交往的新篇章；因為這次相遇，也為今後的大爭議埋下了伏筆。沙勿略曾興奮地預言—這是他生前寫給耶穌會的最後一封信：「蒙耶穌基督垂青，我們在這些封國會大有收穫，我對此抱有極大希望。像這樣一個聰慧、溫和、渴望教導、由正確的理性所指引，而又兼備其他優秀品質的民族，理應成為一片有望結出累累碩果的沃土，正如其從來所是。」
沙勿略所說的封國是指日本。他在日本只待了兩年多，收穫卻極大。然而，沙勿略最初在日本傳教並不順利。他來到日本時，最初獲得了薩摩藩大名島津貴久（西元一五一四年—一五七一年，島津宗家第十五代家督） 的允許傳教，但後來受到佛教寺院的壓力，島津貴久被迫禁止了他的活動。他隨後前往京都拜訪了「國王」 ，但未能獲得任何結果。在這期間，沙勿略進行了反思並深入研究了日本的歷史、政治和文化。他意識到日本是一個經濟文化發達且社會控制相對嚴格的國家。他明白之前在歐洲和印度的傳教經驗在日本並不適用。他之前強調與下層民眾的交流以及貧困生活的方式在日本很難引起人們的關注。沙勿略發現，日本的精英階層對天主教和歐洲的最新科學知識非常感興趣，意識到只要上層人士接受了天主教，下層民眾也有可能隨之改宗。
沙勿略決定徹底改變他的傳教策略。回到南方後，他開始與日本的精英階層建立聯繫，並爭取他們的支援。他放棄了原本的簡樸教士服裝，開始穿上最華麗的服飾，整個人都煥發出光彩。在此之前，他曾前往拜見山口領主大內義隆（西元一五○七年—一五五一年，日本戰國時期的大名），然而，由於他的衣著樸素和言談舉止與街頭巷尾默默流動的人們相仿，大內義隆並未給予他任何重視。再次拜見大內義隆時，沙勿略自稱為特使，並帶著一群身著鮮豔衣服的隨從。他還攜帶了來自印度總督和果阿主教的信劄以及珍貴的禮物。他的言談舉止展現出貴族身份和優雅風度。這次的改變讓大內義隆對沙勿略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觀，立即允許沙勿略在自己的領地傳教。沙勿略內心無比激動，在後來寫給耶穌會的信中，他提到了在短短兩個月內在山口地區給約五百人施洗的事實，並且強調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由此可證明他當時的激動心情。
更為重要的是，在親自感受到日本人聰明好學、對事物生成與運作規律的極大興趣後，沙勿略更加堅定地選擇日語作為日常交流和傳教的工具。他對於將天主教與本土文化建立聯繫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動力。他深知直接讓日本人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概念並非易事，然而，日本人對自然知識的好奇心卻無比強烈。因此，沙勿略向他們介紹了地圓說、世界地理、天體運行以及雷電等知識，這些新奇的資訊在日本經典文化中從未記載過。這些知識不僅回答了人們的疑慮，滿足了日本人對自然知識的好奇，還贏得了日本學者的尊重。當然，沙勿略並沒有忘記以這些知識為工具來傳播天主教。他告訴日本人，萬物的最終規律皆源自創世之主。他向歐洲同事們傳達了這樣的信念：「廣博的知識可以在日本人心中撒下基督教的種子，為傳教鋪平道路。」
沙勿略之所以能夠在十六世紀的日本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巧妙地迎合了當時日本精英階層對外來事物的興趣和需求。在戰國時代，由於舊有的社會秩序崩潰，各大領主開始相互爭鬥。這種情勢下，競爭的焦點逐漸從武力和財富轉向了技術和文化。沙勿略抵達日本時，他不僅代表了一種新的精神引導，更代表了日本封建領主們渴望與歐洲發展貿易關係的機會。葡萄牙商船帶來的海外貿易利潤豐厚，並且火砲的引進使得歐洲火器在日本迅速聲名遠揚。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友宗麟（西元一五三○年—一五八七年，日本戰國時代九州的戰國大名，也是位天主教大名）非常重視沙勿略的到來。他邀請沙勿略前往豐後國，主要目的是通過他與葡萄牙國王的接觸，建立貿易關係，並轉達自己致送給葡萄牙統治者的書信和禮物。同時，他還請沙勿略帶著來自豐後的使者前往印度，向印度的葡萄牙總督示好。作為回報，大友宗麟保證在自己的領地內保護傳教士和信徒。沙勿略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並以日語進行日常交流和傳教。此外，沙勿略還與日本的上層人士合作，與各地大名建立聯繫，並借助耶穌會和葡萄牙之間的合作關係，提供貿易和武器的便利。這種積極努力和迎合日本精英階層興趣的策略，使得天主教在日本得到了迅速擴張。
沙勿略離開日本時，已有八百名日本人接受了洗禮成為吉利支丹（日本稱天主教徒），耶穌會的傳教士們也源源不斷地來到日本。他們繼承了沙勿略的策略，擴大了教會的影響力，並在南方地區與葡萄牙頻繁貿易的情況下迅速擴大了勢力。長崎成為他們的基地，也成為日本與歐洲之間最重要的貿易港口。
西元一五七四年，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西元一五三九年—一六○六年，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被派往東方傳教，天主教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在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傳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西元一五七九年，范禮安作為耶穌會遠東巡視員抵達日本，致力於天主教在該地的傳播。他組織了一支名為「天正遣歐使團」的團隊，他們不僅訪問了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地，還學習並帶回了當時歐洲先進的印刷術。此外，范禮安還將天主教傳播到了中國，他是繼沙勿略之後，又一位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在西元一五八二年，他從印度果阿徵召了幾名年輕的耶穌會士前往中國傳教，而這些年輕的傳教士中就包括了後來以溝通中西方文化而聞名的利瑪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