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1946【終戰80年紀念版】：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

作者簡介

姓名：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
生於布達佩斯。家人以難民身分離開匈牙利時，他年紀還很小。投入新聞工作以來，在許多報社工作過，包括《泰晤士報》、《每日郵報》、《紐約時報》。目前為美國《新聞周刊》副主筆。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垮台時，他從東歐各地發出報導，也報導過前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曾在倫敦的《旗幟晚報》擔任外事主編、媒體主編、首席社論主筆。他的第一部著作《十二日》（Twelve Days），以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起義為主題，是備受肯定的歷史書。第二部著作《一九八九革命》（Revolution 1989）描述蘇聯帝國的傾覆，佳評如潮。

個人網站：victorsebestyen.com/about/

相關著作：《1946：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

譯者簡介

姓名：黃中憲

政大外交系畢，專職筆譯。譯有彭慕蘭《大分流》，傑克．魏澤福《蒙古帝國》三部曲，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約翰．達爾文《未竟的帝國》、《帖木兒之後》，史蒂芬．普拉特《帝國暮色》、《太平天國之秋》、《湖南人與現代中國》，以及卜正民《維梅爾的帽子》、《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等書。

書籍目錄

導讀：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蔣竹山
推薦文：由零走向未知的第一步---陳思宇
　
地圖
前言

1.　「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
2.　美國世紀
3.　俄羅斯人：「一個信奉沙皇專制統治的民族」
4.　Stunde Null （零時）
5　.奧地利忘了它的過去
6.　古琴科事件
7.　力行撙節的英國
8.　波修瓦劇院的一場演出
9.　冷戰宣言
10.　退位危機
11.　姦淫劫掠
12.　大難臨頭，德意志人大驅逐
13.「願意去任何地方，就是不要回鄉」
14.「這個中國泥沼」
15.　鐵幕
16.　難以捉摸的情勢
17.　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日暮途窮
18.　難民
19.　嘗試與錯誤
20.　一場希臘悲劇
21.　倖存者
22.「一樁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聯手的計謀」──血祭誹謗
23.　反恐戰爭
24.「世人聽著，這是關鍵時刻」
25.　法國的榮光：「心裡的抵抗」
26.　史達林對土耳其的虛張聲勢
27.　加爾各答的大屠殺
28.「半修女、半妓女」
29.　國王歸來
30.「把沙灌進鼠洞裡」
31.　通用規則──民主
32.　大寒

後記
誌謝
插圖一覽表
參考書目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導讀】 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
中央大學歷史所教授兼出版中心總編輯　蔣竹山

著名歷史學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他那本著名的全球史著作《新全球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這樣描述二戰的結束，他的標題是：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造了和平的景象：蘇聯和美國士兵在易北河密切合作，慶祝他們對德軍的勝利；維克托．托利與一個日本男孩和他的家人靜靜地喝著茶；盟軍轟炸機成為仁慈之機，正在為德國和日本人運送糧食和藥品。共同的人性即使在這場最致命的戰爭中也拒絕死亡，儘管在戰後，還等待著人性的進一步考驗。」雖然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單，但也許道出了二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全世界要面對的新問題才正要開始。

由於去年正值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各家出版社都卯起來出版有關二戰的書。像是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小熊英二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茉莉．曼寧（Molly Manning）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砲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約翰．托蘭（John Toland）的《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這些書有的是談帝國，或是談中日戰爭時淪陷區的合作，以及描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比較少涉及二戰之後的衝擊。

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看，二戰的書當然不該只談戰爭期，有的重點則是放在戰後結束之後的世界發展。其中，就以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於二○一四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以下簡稱《一九四六》）最受矚目。作者謝別斯琛是位英國記者，曾著有《十二日：一九五六年革命》、《一九八九年革命：蘇聯帝國的衰頹》。從這兩本書可看出，謝別斯琛特別著重在變動的關鍵那一年，所談的主題都是以年代當做是書籍的標題。

身為記者的謝別斯琛，多年來報導過許多重大事件，從柏林圍牆倒塌到前蘇聯瓦解，一直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存在問題引發的冤冤相報的報復行動。當他以史家的角度試圖找出這些事件和故事的根源時，都會回到一個時間點，那就是「一九四六」，戰後的那一年。就是這一年，為當代世界奠立了基礎。

在這一年，冷戰開始，歐洲開始以「鐵幕」為界，開始受意識形態主導，劃分為兩半。那是大英帝國聲望開始走下坡，印度獨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民主國家的一年；那一年也是猶太人創建家園的那年；一九四六年更是中國共產黨為打贏內戰，發動最後攻勢的一年，此後開始以大國姿態重現世界舞台的那一年。從這些現象來看，本書的主要觀點在探討一九四六年所做的決定的那些人，如何形塑了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的研究區域雖然以歐洲為主，但研究方法卻帶有全球史的視角，因此同時也探討了一九四六年的情勢如何影響到亞洲及中東的未來。

在這些故事中，冷戰帶來的持續四十年的文明衝突，以歐洲最為激烈，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新的軍事衝突。二次大戰時為了要阻止德國掠奪歐洲，雖然平息了攻勢，卻迎來蘇聯將德國取而代之的危險。有的國家在戰爭結束後漁翁得利，變得超級強大。美國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之後，開始以世界性經濟、金融、軍事強權的身分稱霸世界。而亞洲大多處地方如東印度群島、越南、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紛紛開始脫離歐洲傳統帝國的殖民統治。對於一九四六年的大多數人來說，最害怕的事，除了挨餓與生病外，就屬擔心全球性戰爭再度捲土而來。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與書寫脈絡下，作者用三十二則或長或短的故事，呈現出一九四六年的時代特色。在這些篇章中，他談論許多課題，像是：美國人世紀的到來；史達林與俄羅斯；德國的「零時」；成為冷戰重要舞台的奧地利；美加境內的俄羅斯間諜網；瀕臨破產的英國；史達林的莫斯科演說；冷戰宣言與圍堵蘇聯擴張的觀念；日本天皇的退位危機；戰後復仇與姦淫劫掠；驅逐德意志人；戰俘問題；美國人的國共調停；鐵幕的開始；伊朗危機；英國的印度難題；聯合國救濟總署與難民；去納粹化的審判；希臘的代理人戰役；猶太人建國；波蘭的反猶屠殺事件；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美國的第一次水下核子彈試爆；巴黎和會與法國；美蘇與土耳其問題；加爾各答大屠殺；馬歇爾的使華調停失敗；裕仁天皇與日本新憲法；歐洲最冷的一天與絕望。每一則故事都將事件、人物、時代緊密地串連在一起。

本書的結構相當特別，許多事件看似亂無章法的書寫，但仔細閱讀，你會發現每則故事的先後是刻意安排的結果。雖然這些文章並不完全有很明確的前後文關係，但是作者還是相當細膩地以時序來呈現這些故事。從第一篇一月的〈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寒〉，這期間的大大小小事件，謝別斯琛都盡量以時間先後出現。在寫作技巧上，謝別斯琛和以往類似主題著作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具有記者追查新聞的敏感度及犀利的文筆，往往在書寫一個事件時，能夠透過不同人物所說過的話來烘托出當時人的看法。

就我而言，本書雖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非虛構寫作，卻能充分利用各種文獻，將時代發展的脈動，深入淺出地呈現。基本上，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球史取向：雖然本書的書寫是以歐洲為主，但還是兼顧到中東、南亞、及中國、日本與台灣。雖然三十二個故事篇篇都能單獨閱讀，各自有各自微觀的故事重點，但若將觀看鏡頭拉遠，放到更大的時空脈絡來看，這些故事都與美國及蘇聯兩大強國有關，尤其是美國。在〈後記〉裡，謝別斯琛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借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話：「一九四六年是『決定之年』，美國決意將其影響力、意識形態和軍力擴及到全世界的一年。」蘇聯拜希特勒及美國之賜，赫然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緊跟在美國之後。若不是納粹入侵蘇聯，二戰結束時，就不會有蘇聯占領東歐、中歐大部分地方，也不會具有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構成挑戰的帝國姿態。在戰爭時，給予蘇聯武器、糧食，以及工業實力者，正是美國。正如同謝別斯琛所說的：「布爾什維克始終具有輸出『革命的意志』，美國則提供他們輸出『革命』的工具」。

同樣的情況也可套用在中國身上，共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的勝利，雖然與蘇聯的援助毛澤東有關，卻不如美國人不願無限援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關係來得大。中共之所以可以贏得內戰，這與美國的杜魯門及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有密切關係。

二、資料的豐富性：作者雖非專業史家，卻能蒐集各式各樣的史料與當代研究來呈現故事的多元性。在檔案方面，已經利用「蘇聯領導人檔案」、「波蘭流亡政府檔案」、「蘇聯外交政策檔案」、「德國聯邦檔案」、「CNN冷戰系列檔案」、「冷戰國家歷史計畫檔案」、「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猶太人歷史博物館與檔案」及「匈牙利國家檔案」等等。除了檔案，還大量運用已公開的文件，像是「德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文件」。他所使用的資料當中，最多的還是歷來學者們的專著，像是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一至三卷，以及跟《一九四六》的寫作手法很相似的著作，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三、鋪梗高手：作者的每一篇事件都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在進行，既有敘事，也有析論。尤其是每篇文章的第一段，他會先來一段微觀的現場報導式前言，以一則小故事帶入整章要談論的核心，這種方式容易讓讀者有種親臨歷史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三章〈俄羅斯人〉，他寫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第四章〈零時〉：「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們仍在煤礦截面附近找到屍體。元旦三天前，在漢諾威東邊不算太遠的派內一地的煤礦場，下午班就要結束時，搭載礦工回地面的升降籠，在礦坑豎井裡墜落數百呎深，造成四十六名礦工死亡。」在〈古琴科事件〉這章，他說：「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

四、以人寫事：作者雖然以事為核心，但相當擅長用人物的對話來呈現事情本身或是對事情的看法，文中充斥著大大小小人物所說的話。像是〈零時〉這章，主要談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納粹投降生效開始俗稱「零時」之後的德國發展。作者在描述戰後德國柏林城市的毛骨悚然的氣氛時，引用了一位在戰前住過柏林的軍人的回憶錄，這人說：「最叫人難忘的印象，不是視覺上的，而是聽覺上的印象。」又或是〈退位危機〉中天皇退位這章，麥克阿瑟提醒艾森豪，如果起訴天皇：「日本會陷入極大的騷動，……會引發報復心態……冤冤相報的循環可能要數百年才會結束……毀了他，這個國家會解體。」

五、以數字呈現歷史：要呈現戰爭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文字的敘述與人物的感覺書寫外，另外就是以數字來呈現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傷害程度。有關這點，我覺得多少有受到戰後歐洲史專家賈德著作《戰後歐洲六十年》的影響。譬如賈德書中提到：在蘇聯所占領的德國區域，出生了十五萬至二十萬「俄羅斯寶寶」；光是柏林一地，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就有約五萬三千名無家可歸的小孩；在德國的美國占領區，一九四五年時，官方給一般德國消費者的每日配給僅有八百六十大卡，這和戰前的兩千多卡有極大的差距。

《一九四六》中也可處處見到以數字來呈現戰爭帶來的各種影響與生活變化。這場戰爭造成德國有形的東西幾乎全毀。超過五百五十萬德國人死於戰爭，戰後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無家可歸。德國的民宅近二分之一遭摧毀，比一九四○年納粹德國空襲倫敦期間的傷害還要大。此外，戰後的德國馬克一文不值，大家所認定每日使用真正的貨幣竟然是香菸，而且是美國牌子Lucky Strkie。一九四六年初時，一包這個牌子香菸可換四盎司麵包，到了夏天卻買不到兩盎司麵包。

在難民方面：一九四六年春天，歐洲仍有四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包括有集中營裡倖存的猶太人、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納粹送到德國的奴工。在收容營內，也可以見到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超高的出生率。一九四六年中，美國占領區的收容營，一個月誕生七百五十名新生兒。十八至四十五歲的猶太女人，三分之一已經生產或懷孕。當時有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法國醫生解釋說：「無聊是原因之一，在收容所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

　　姦淫和劫掠的數字也讓人看的觸目驚心。除了強暴德國女人外，蘇聯占領下引發最大的民怨是要求龐大的戰爭賠款，這數目是一千兩百八十億美元。從勝利那一刻起，俄羅斯人就派「賠款小組」拆除德東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運回蘇聯。據估計，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東德工業產能被奪走。美國人則估計在占領區內的前十五個月，蘇聯就拆走近八成的機器。蘇聯軍官的非正式劫掠也很讓人訝異，才占領不到一年，軍人就從德東運回了六千台鋼琴、四十九萬五千架收音機、十八萬張地毯、一百萬件家具、二十六萬多個壁鐘、十萬個火車車廂的各種建材及家用品、三百三十萬雙鞋、一百二十萬件大衣、一百萬頂帽子。對蘇聯而言，德國根本就像是一座巨型商場，隨他們任意收刮。

人員的跨國移動的數字也值得關注，最受注目的是德國人被驅離的數字。戰爭結束兩年後，有兩百五十多萬德意志人被驅離出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人有許多是先被關在集中營，再遭驅離，其遭遇就像戰時猶太人的處境一樣，所有德裔人都得在衣服上繡上大大的字母N。這些人不得進入公園，若想進入商店，只有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買完東西後才能進去購買。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左右的德國人抵達美國及英國的德國占領區，以及有七十八萬多人抵達蘇聯占領區。這過程中，死亡人數說法不一，本書作者推估約有二十一萬左右，大多死於飢餓、疾病、監禁、毆打、虐殺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四六》書中，作者還點出不只是德國人被驅離，有許多地方都將非我族群者驅離出境。這之後，德國的人口比戰前還要多，一九四六年底時已經有六千六百萬。這情況相當特別，歐洲人口組合上的族群同質性，比以往高出很多。弔詭地是，希特勒曾夢想建立一個單一族群的歐洲，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底時，拜德國戰敗之賜，這夢想似乎已經達成。

儘管《一九四六》有上述這些特色，但仍有一些論點值得進一步商榷。

像是在〈這個中國泥沼〉這章，作者提到：「日本的占領手段非常殘暴，很少讓戰俘活命。日本人炸毀黃河堤防，展現其惡意破壞的心態，殘忍程度罕有匹敵。一百五十萬公頃的中國良田瞬間沒入水裡，使數百萬人陷入嚴重饑荒。」關於這段日軍炸毀黃河河堤的說法完全錯誤。

事實上，一九三八年造成花園口黃河決堤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這在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被遺忘的盟友》中有清楚的交代。米德提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來沒有承認是他們，而非日本人幹下決堤。但是真相很快就廣為人知。」由於決堤造成約五十萬人的死亡及三百多萬的難民，雖然戰術上短期阻擋了日軍的進攻，但蔣介石政府深知內情曝光會嚴重傷害政府聲譽，因此決定推卸責任，對外宣稱黃河是在日本人的空襲下才決堤的。就連外國媒體也沒能分辨事情真偽，當時的《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的報導也誤認為這是日本人幹的壞事。

此外，台灣讀者若想要在這本書中找到二戰後台灣在一九四六年歷史的話，可能會有點失望，作者僅在〈「把沙灌進鼠洞裡」〉簡單用不到兩頁的篇幅提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首度踏上台灣島，一來是要準備後路，找尋新的據點進行軍事部署；另外也是要測試一下台灣人的忠誠度。事實上，有關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發生的事，除了二二八事件有比較多的歷史書寫外，仍有一大片空白值得史家好好研究。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是先讀了二○一五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簡體版，才知道有《一九四六》這本書。很高興馬可孛羅出版社請到翻譯好手黃中憲重新翻譯，讓我們有個新的翻譯本可看。兩個譯本一比，立刻可以看出台版的優勢是什麼。首先，簡體版的英文題目有誤，封面寫的是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正確的寫法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次，譯文的精確性，除了小部分的瑕疵外，還是黃中憲的譯筆較佳。而在內容的刪節上，原書〈這個中國泥沼〉提到毛澤東幾乎未出力抗日，共黨種植鴉片來賺取暴利來武裝軍隊、餵飽人民及支持高幹的豪奢生活的部分，礙於意識形態，簡體版悉數刪除，光是這章的字數就少了三頁的篇幅，這做法明顯剝奪讀者知的權益。

如果你讀了這本《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對二戰後的世界發展還意猶未盡的話，建議可以再去找伊恩．布魯瑪在二○一三年出版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來看，一個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個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兩者有許多重疊的地方。相較於謝別斯琛著重於各種事件的發生，布魯瑪則透過「歡騰」、「飢餓」、「復仇」、「回家」、「法治」、「教化」等主題來認識一九四五年所締造的世界。

這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都在關懷一個大的命題，那就是戰爭真的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嗎？還是如有些史家所說，全世界的對抗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走向終結？或許這些都不是，而是「這是個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然而，不管結束了沒，一九四六年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文章試閱

「這個中國泥沼」
　　一九四六年春，抵華的美國特使心情愉快。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是美國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贏得勝利背後的總策劃者，具有過人的組織長才，得到羅斯福和其繼任者杜魯門兩位總統的尊崇。杜魯門稱他是「美國歷來所孕育出，或甚至其他任何地方所孕育出，最偉大的軍人」。馬歇爾深信，他已達成先前的調停人所未能達成的外交突破：居間促成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協議，結束以蔣介石為首且受承認的國民政府，和由毛澤東領導的共黨叛亂分子之間，打打停停已將近二十年的中國內戰。
　　三月四日和五日，馬歇爾已在毛澤東於西北延安的根據地，和毛澤東本人、毛的顧問談過。馬歇爾堅定反共，但對毛「主席」個人，對毛之軍隊的紀律和其身邊的政治助手，非常佩服。始終注重實際的馬歇爾，來華才幾個月，就已深信中共遲早會主宰中國─就美國的立場來說，這事當然是晚發生比早發生好。
　　一離開延安，他即向華府回報，內戰調停協議，或至少持久的停火，指日可待。「我與毛澤東長談過，我非常坦白表達了看法，」他告訴杜魯門總統：「他沒有一絲慍怒，向我保證會合作。」
　　對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馬歇爾遠沒那麼欣賞。蔣介石政治手腕靈活，喜歡別人稱他委員長。蔣介石竭力推動中國現代化，對一九○○年代清帝國崩潰後，割據中國各地的軍閥發動一連串討伐，贏得傑出軍事領袖的名聲。他把中國大半地區統一在國民政府下。儘管，美國以軍援和金援支持蔣介石，但隨著國民黨失去民心，貪腐加劇，未能解決中國悲慘的經濟情勢，美國對他的支持愈來愈不積極。不過，刻苦自持但極為自負的蔣介石告訴馬歇爾，他原則上也願意接受停火。
　　二戰奪走約六千萬人的性命，其中將近四分之一是中國人。那是在西方敘述裡，鮮少提及的悲慘統計數據。中國在二戰的傷亡人數，僅次於蘇聯。在一場比歐戰還長了將近三年的衝突中，一千五百萬左右的人喪命，比德、英、法、美死亡人數的總和還多兩倍。一九三一年吞併滿洲的日本人，於一九三七年二度侵華。日本的占領手段非常殘暴，很少讓戰俘活命。日本人炸毀黃河堤防，展現其惡意破壞的心態，殘忍程度罕有匹敵。一百五十萬公頃的中國良田瞬間沒入水裡，使數百萬人陷入嚴重饑荒。河堤修復和重建花了幾十年。
　　對日抗戰結束後，中國人仍未能脫離殺戮、死亡的日子。自一九二七年起，國民黨一直想消滅共產黨的武裝叛亂。一九三○年代初期蔣介石差點如願，最終功虧一簣。國民黨掌控了大部分國土，轄下人口四億三千萬左右，包括最肥沃的農地和大部分大城，但共產黨控制華北、華東大半地區─這片地帶有人口超過一億五千萬，國民黨無法剷除這地區的共黨勢力。雙方陷入僵持。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不管生活在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的統治下，都一樣極其窮苦且受暴力壓迫。毛澤東日後統一中國獨掌大權時，以不斷的清洗而惡名昭彰，而此時，他已在試驗極權主義式的不斷清洗方法。國民黨在清朝遭推翻後崛起，最初是一股溫和的社會主義勢力。蔣介石於一九二○年代初期成為該黨領袖後，它成為軍事獨裁組織，成為齷齪、貪汙、無能的代名詞。
　　中國是世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而且還在變得更窮。通膨肆虐。一九四六年，政府赤字是前一年的四倍，一九四七年開始時更會變成六倍。上海的生活成本是戰前水平的九百倍。據某經濟學家的說法，「一九四○年，法幣一百元可買一隻豬；一九四三年一隻雞；一九四五年一條魚；一九四六年一顆蛋，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火柴盒。」
　　戰時，中國抗日攸關美國利益。日本占據華東大部分地區和滿洲，但並非中國全境。美國需要中國繼續抗日，盡可能把日軍牽制在中國，使太平洋諸島上的美軍可少對付日軍。國土遭日本人占據期間，國共兩黨維持不穩定的同盟關係，但雙方偶有小衝突，都對對方有不少怨言。國共都在等日本人離開中國，然後重啟內戰。羅斯福未派出大量部隊助華抗日，但派了一批高階軍事顧問助蔣，還送給他包括重砲和戰鬥機在內的大批武器和大筆金錢。
　　美國的援華任務碰上麻煩，而且麻煩就來自自己人。美國援華團的首腦是外號「醋酸喬」的史迪威（Joe Stilwell）將軍，他生性固執、粗暴、言語直率，軍事履歷出色，但做人不夠圓融。碰上作風陰柔的蔣介石，他根本不是對手，而且兩人互看不順眼。史迪威曾告訴美國《時代》雜誌記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中國，問題癥結很簡單。我們的盟友是個無知、不識字、迷信的婊子生的農民兒子。」他在日記裡更不客氣，把蔣介石稱做「花生米」或較易懂的「響尾蛇」，但未說明為何如此稱呼他。
　　抵華後不久，史迪威告訴美國陸軍部，「在中國，事情要能做成，都會是因為未遭……（蔣）和他的軍中派系阻撓，而非因為他們的幫助……中國軍隊的狀況整個慘不忍睹，吃不飽，領不到薪餉，沒訓練，受冷落，貪汙腐爛。我們能把他們拉出這個糞池，但持續的讓步已使這位大元帥認定他只要堅不退讓，我們就會讓步。」後來，他告訴華府，「中國政府是個建立在害怕與恩寵上的結構體，掌控在一個無知、專斷、頑固的人手裡。」蔣介石或許專斷、頑固，但肯定不是無知之徒。他向一些有影響力的美國朋友，例如《時代》雜誌發行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和幾位共和黨籍資深國會議員，訴說了史迪威的不是。對其中一人，他抱怨道，史迪威「不重視組織與具體方案及整體實施計畫」。
　　美國於參戰隔年以贈予和貸款的形式給了中國五億美元的援助，而這時，史迪威發現了這筆錢的流向。大半款項消失在蔣介石親信的銀行戶頭裡，其中又大部分流入他大舅子外長宋子文手裡。宋子文談成援華貸款，且把貸款條件建立在不切實際的匯率上，從而使他和他的家人賺進大筆錢，損害國家利益。因此直接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出現龐大的政府赤字。國民政府的貪汙橫行是其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使得理應會支持它對抗共黨的都市中產階級轉而遠離。西方報界有關中國境內貪汙腐敗的報導，令大部分美國人憤慨，而沒有美國的支持，國民黨難以獨力挺住。蔣介石知道他的人貪贓枉法。他在日記裡寫道，就連他身邊的助手都「窮奢極侈，狂嫖濫賭……招搖勒索，無所不為」。但他未阻止他們。
　　蔣介石還知道宋氏家族侵吞了國家的黃金儲備，但他縱容妻子宋美齡。蔣宋婚姻不符傳統，就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的標準來看，肯定如此。宋美齡在美國名校受過教育，迷人、性感，以善於利用女性魅力著稱。史迪威稱她「女皇夫人」，而且不只他一人惱火於她的自大姿態。自從她在白宮一場接待會上，要求美國給予國民政府更多援助和金錢，而使羅斯福感到難堪之後，羅斯福就一直很不喜歡她。他說不想再讓她坐在他附近，或者用他的話說，因為「她會想勾引」他。他告訴妻子埃莉諾（Eleanor）：「她讓人覺得是個纖細、老練的女士，穿著兩側開叉的高雅絲質旗袍，卻硬如鋼鐵。」杜魯門說他「不希望她到華府附近」。兩位總統大概都聽過蔣夫人與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的緋聞。一九四○年總統大選時，威爾基是羅斯福的共和黨籍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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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蔣介石曾奮力抗日，儘管大多吃敗仗。毛澤東則幾乎未出力抗日。中共掌權後，努力打造他們領導武裝抗日的迷思。這有助於賦予他們統治的正當性，但此說卻是建立在謊言上。事實上，誠如紅軍指揮官林彪所私下坦承的，在裝備、訓練都遠較精良的日軍手裡吃了幾次敗仗之後，「我們做好行動準備」。共產黨想保存他們在華北軍隊的實力，以便日後用於對付毛澤東眼中的主要敵人：國民政府。那是蘇聯赴華特使彼得．弗拉基米羅夫（PetrVladimirov，中文名孫平）所理解但無法贊同的方針。他告訴莫洛托夫，中國共產黨「長久以來既不願積極也不願消極對付侵略者」。二戰快結束時，他發電文回莫斯科，說明毛澤東的軍隊「被嚴令不得對日本人採取有力的戰鬥或對付行動，甚至遇攻擊時撤退，謀求停戰」。
　　毛澤東在延安的山頂藏身處度過戰爭的大部分時期，在那裡壯大自身力量，改良他的個人崇拜運動，在他所控制的地區試行諸多不同的治理方式。就是在那時，毛澤東開創了直到一九八○年代晚期才被廢除的中國版集體化農業，以及據稱建立在「誠實自我批判」上的「整風運動」。但誠如中國某歷史學家所說，整風運動「使數千人被整死」。美國人派了一組人到延安。由於該小組進入「叛軍」地盤，該小組在美國被稱做「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蔣介石允許八名美國軍人和官員自由會見毛澤東，結果他們被毛的魅力完全迷住。他們向華府報告，毛澤東基本上是民主主義者，是貧農國家裡的溫和農民社會主義者，極推崇美國革命和美國，只想著要和國民政府合作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和改革。隨團同赴延安的兩名記者，《時代》雜誌的白修德和賈安娜（Annalee Jacoby），注意到毛澤東似乎從別人對他的「歌功頌德」中得到病態程度的快感，而且歌功頌德者「依樣畫葫蘆頌揚的流利口才，到了幾乎令人作嘔的程度」。
　　但這些美國人都只看到小地方而忽略了全局─這也不能太怪他們，因為毛澤東極力掩蓋真相。共產黨資金嚴重短缺，他們倚賴一項中國傳統作物來武裝軍隊，餵飽人民（因為集體農場已顯露敗象），並支撐毛澤東與其主要黨工的豪奢生活：鴉片。中文檔案說明了鴉片業的經營範圍和共產黨人掩蓋他們此一活動的用心。鴉片由共產黨人稱之為「土產公司」的機構經銷。記錄鴉片銷售額時，不直稱鴉片，而稱之為外貿「特產」，有時稱之為「肥皂」。毛澤東禁止在其控制區吸食鴉片，卻在延安大量生產鴉片，在武裝衛隊的嚴密保護下偷偷運出邊區，透過可靠的商人銷往中國其他地方和國外。
　　俄羅斯人知道這門非法生意，偶爾會向毛澤東指出，毒品買賣這一行，不符共產黨人的正派作風。弗拉基米羅夫向莫斯科報告道，中國人「認知到那不可取」，但毛澤東和他的人「決意讓鴉片扮演先鋒角色」，因為它為中共賺進許多錢。一年有一百萬箱鴉片賣給中間人，每箱重半公斤，然後再轉到亞洲各地的經銷商手上，提供了中共總收入的四成。
　　毛澤東和史達林從一開始關係就不穩固。毛澤東知道他需要俄羅斯支持；沒有這一支持，他打不贏內戰。但向莫斯科伸手求援，令自視甚高的他深感丟臉。史達林或許是全世界共產運動的領袖，但毛澤東有自己的主張，一旦機會來臨，他要施行他的主張，把那視為蘇聯模式之外的替代道路。總體而言，他不露鋒芒，似乎乖乖跟在蘇聯老大哥後面，但他極不喜歡屈居任何人之下。毛澤東寫信到莫斯科，乞求拜會史達林，以便「討論革命策略」。一九四六年兩次敲定訪俄日期，但兩次都在最後一刻遭史達林取消。後來，毛澤東掌控中國之後，寫道：「史達林要中國避免製造革命，他說我們不應該進行內戰而應該和蔣介石合作，否則中國這個國家必定滅亡，但是我們沒有照他的話去做。」
　　史達林擔心毛澤東成為社會主義理念的宗師，與他分庭抗禮。但他考量到共產主義的大局，意識到如果世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加入共產主義陣營，將是社會主義的一大勝利。那將證明歷史站在馬克思主義這一邊。另一方面，如果六億中國人由一位走獨立自主路線的後起之秀（毛澤東比史達林年輕十五歲）領導，此一勝利將是帶著苦味的勝利。有所提防的史達林，提供物資和金錢協助中共，但從未對毛澤東的需求照單全收。不過他也承認蔣介石是中國的合法國家元首，在一九四五年，中國外長訪問莫斯科時告訴對方，就中國在華北領土上讓步換取蘇聯「對中國完整性的保證」─換句話說制止毛澤東叛亂─一事，他已準備好和國民政府達成協議。他還告訴宋子文：「關於中國境內的共產黨，我們不支持，也無意支持。我們想與中國和同盟國真誠交往。」但史達林常常兩面都騙，這次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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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最後幾個月，史迪威遭撤職。美國人覺得他與蔣介石的長期不和，危害抗日大業。美國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不久就換成赫爾利（Patrick Hurley）。赫爾利是百萬富翁級的奧克拉荷馬州石油業者，保守的共和黨員，曾任胡佛總統的陸軍部長，但對中國或中國人的習俗一無所知。他不知中國人姓在前，名在後，因而稱蔣介石夫婦為「石先生與夫人」（Mr and Mrs Shek）。他拜訪延安時，在晚宴上模仿美洲原住民作戰時的吶喊聲而令東道主驚訝。他以刻意的失禮，將毛澤東和極老練、有學問的共產黨員周恩來稱做Moose Dung（「麋糞」）和Joe N. Lie（「說謊喬」）。
　　赫爾利的使命，乃是找出共產黨與國民政府所能接受的折衷辦法，推動組成戰後聯合政府。了解蔣介石名字的涵意之後，赫爾利對蔣大為佩服。蔣介石讓他相信，協議既不可取也不可能談成。「共產黨禽獸不如。」蔣介石告訴他，而赫爾利頗有認同之意。但他還是居中促成蔣毛二人的直接會談。兩人其實都不想見對方，但蔣介石想讓美國人高興，史達林則接連三次發電文給毛澤東，懇求他去，勸誘他去，最後以幾乎命令的語氣要他去。

　　兩人在蔣介石的首都重慶會面。毛澤東堅持與赫爾利搭同班機前往。他認為只有這樣，他才不致喪命途中，而到了重慶，每次用餐前，他必定要兩名試吃員先小嚐過，他才肯用。雙方達成含糊的協議，但每個人都清楚那是虛應故事。在這幾星期前，日本人已投降，蘇聯軍隊如同盟國所同意的已出兵占領滿洲一部分，毛澤東的部隊則攻擊了在滿洲其他地區的國民政府軍隊。
　　赫爾利認為美國政府未盡力支持蔣介石。十二月，未事先告知杜魯門，他大動作公開辭職。他指責國務院裡的共產黨人和其同路人「出賣」美國，作風類似不久後將籠罩美國歇斯底里般的白色恐怖作為。他在辭職聲明中表示：「國務院裡有相當多的人正拚命支持整個共產主義勢力，以及特別是中國境內的共產主義勢力。」他未出示證據，但報界和國會還是根據赫爾利的說法發出連番抨擊，指杜魯門對共產主義不夠強硬。杜魯門主持赫爾利辭職後的第一場內閣會議時，以「看看那個混蛋（赫爾利）對我做的好事」開場。
　　杜魯門需要人來解決他政府的中國危機，於是挑了美國境內最廣受尊敬的人士擔此重任。馬歇爾將軍是美國德高望重的軍界大老，受崇敬的程度連艾森豪或麥克阿瑟這兩位將軍都比不上。儒將的特質，他一應俱全：仁慈、睿智、寬厚，一個未捲入政治是非，連國會保守派都幾乎未予批評（至少當時如此）的人物。「我愈是和他見面、交談，愈是深信他是當今的偉人。」杜魯門如此說他。他唯一的弱點似乎是太愛吃楓糖味糖果和太愛看低俗小說。他沒有意願去中國，自認無法勝任杜魯門所欲交付的任務。軍旅生涯超過四十年，他首度未列入現役名單。他已六十五歲，期盼退休，他的妻子凱瑟琳也抱著同樣想法，但誠如他向身邊助手和好友所說的，他找不到辦法跟總統推掉這差事。
　　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新年時，帶著許多好處使華（譯按：他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抵華）。他向國共兩黨保證，如果他們能找到合作的辦法，美國會提供他們五億美元協助中國現代化，重建中國破敗的經濟。才幾個星期，他就讓國共談成雙方原則上都接受的協議，樂觀認為國共能予以落實。他在中國待了將近一年，想把他的使命完成。但這是個注定失敗的馬歇爾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