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另一個東方：近代中國社會的印度想像（1895－1949）

作者簡介

陳建維

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並取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碩、博士學位。
現為山峽藍工作室共同創辦人暨總編輯，並為教育部部定助理教授。曾參與地方文化組織與出版工作，歷任業務、專案企畫與編輯等職務，熟悉內容製作與通路結構，累積完整的出版策劃經驗。
長期關注地方文化、歷史記憶與社會參與議題，致力於在學術研究與文化實踐之間建立對話，推動歷史知識的公共轉譯，以及三峽藍染文化在當代語境中的再詮釋與創新發展。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透過歷史脈絡、媒體再現、消費文化與教育體系，呈現中國知識分子及大眾對印度複雜且矛盾的想像！

書籍目錄

導論　中國為何需要一個「印度」

第一章　知識界佛教救國論述中的印度角色
　第一節　宗教救國與國家認同
　第二節　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與打造國族主義
　小結

第二章　政治菁英對於印度的想像及其影響
　第一節　大亞洲主義與聯印外交政策
　第二節　尼赫魯主辦泛亞會議威脅大亞洲主義
　第三節　「愛走大路的印度人」取代中國領導亞洲
　小結

第三章　在教科書裡急需教化的印度小老弟
　第一節　在大中國歷史陰影籠罩下的小印度
　第二節　地理課本中那個坐享其成的野蠻人
　第三節　社會與國文課堂上的敗犬代言人
　小結

第四章　近代大眾媒體中的印度形象
　第一節　現代化視角下的印度：秩序與治理
　第二節　漫畫圖像裡的印度怪客
　小結

第五章　師「印夷」之技以制「印夷」
　第一節　印度眼科專家在中國
　第二節　印度咖哩飯店是上海「最高尚」西餐廳
　第三節　用印度戒煙藥以制印度鴉片之毒
　小結

結論　作為他者的印度
謝辭
徵引書目

文章試閱

〈導論　中國為何需要一個「印度」〉

一、多方視角下的印度研究

　　世界上最奇妙的國家莫過於印度了。曾經是佛教發源地，被佛教徒視為「阿彌陀佛所居住的極樂世界」，而佛教卻在印度近乎絕跡；印度是全世界文盲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年文盲人口數達二點八七億人，占全世界文盲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七，但她同時又是全世界選舉人口數最大的民主國家，總共超過九億人；從千年來的諸多風雨，經歷穆斯林、蒙古人的屠刀統治，也遭老牌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滅亡，飢荒、屠殺，乃至於傳染病等接連發生，至今仍未曾絕跡，印度人民憑藉著對於痛苦的絕佳承受能力，搭配特殊的社會結構與信仰模式，培養出強大的緩衝能力，屢屢化險為夷，走過一次又一次的劫難。
　　印度因著佛教的傳播在亞洲建立相對優越的文化地位（Culture Location），東亞及東南亞等地主要皆成信奉佛教的國家。其中，印度與中國之間同樣藉由佛教而建立了一段文化上的聯結關係，兩地僧侶與佛理的交流往來密切。到了唐代，為了取得印度佛法的「東傳」，以為度化中國萬千苦難百姓的重要媒介，玄奘選擇前往佛教發源地的「西天」取經，不只成就宗教傳播的一段佳話，也影響了中國文史哲等方面的發展。中古時期的印度在笈多王朝之後，因改信回教而使佛教式微，在境內跡近滅絕；相反地，佛教在中國卻深根茁壯，「內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儘管印度因向外輸出佛教而享有較高的文化地位，但信仰傳統夷夏觀的中國知識分子卻並未因為佛教傳入等因素而改變對於自身社會制度與文化美學的優越感，也就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強調的中國文化主義（culturalism）。
　　古老型態的印度佛教經由早期的借用與適應的過程，逐步進入中國人的世界。同時，原本印度神祕主義的抽象概念與想像透過文字的轉譯與假借，「內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佛教在中國步入普及與獨立發展的階段。」曾經對外輸出佛教，而佛教卻逐步匿跡的西方淨土——印度，從真實存在的經典發源地，成為中國佛教信眾想像中的夢幻國度，也從原本占據高處的文化位置，如同其他亞洲國家一般，成為內中國外夷狄之夷夏關係的一部分。
　　長久以來中國人對於自身文化的優越感，卻在一八九五年的一場戰役中遭到空前的挑戰。甲午戰爭，一個被中國人認為是中華文明邊緣的小島——日本像大衛（David）般地竟能擊倒亞洲的巨人歌利亞（Golyat），這結果不只讓中國人大感震驚，也震撼全世界。戰後的清政府根據《馬關條約》，必須向日本付出割地賠款等龐大代價，中國知識分子為此感到無比憤怒與痛心疾首。面對戰後可能帶來亡國滅種的民族慘劇，不但促使沙培德（Peter Zarrow）所提到的「儒家激進主義」（Confucian radicalism）孕育而生，也迫使中國的民族主義產生變化，「正是由於列強的百般蹂躪，使得『夷夏』觀念（傳統民族主義）經由排外思想（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型態）而進至近代民族主義。」
　　以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強調的「被發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來說，內中國外夷狄之傳統夷夏觀就是由慣例與常規所發展出來的產物，也是中國人設定便於既定意義事務的實際操作而出現的概念，可以迅速修正或中止以應付新局勢所需的。在遭遇日本的強力挑戰之下，傳統夷夏觀的迅速土崩瓦解，對於習慣以世界領導者自居的中國人來說，便成為建構具有國際視野之國族主義的重要推力。
　　張之洞、康有為及梁啟超等中國知識分子在甲午戰爭之後高舉救亡圖存的旗幟，將已經亡國的印度插在旗杆上，透過不斷重複的儀式及訊息的傳播，試圖警示中國人若不戮力改革，則將重蹈覆徹，慘遭亡國滅種之苦。即透過排「印」思想及行為的推波助瀾，中國知識分子藉此「刻意創造、建構」（constructed and formally instituted）一個合乎時代需求的自我認同與內外關係之國族主義。同時，這國族主義的形式可依循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到有關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的想法，他將國族定義為一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但卻有主權的共同體。國族是在現代化過程中被「想像」出來的，以一系列的集體性形象認知為基準，建構我群的成員與他群之界線。
　　一八九八年，張之洞著書提到「五知」，其中第二項就是要「知懼」，包含懼為印度等國。面對佛教發源地——印度亡國的現實狀況，他歸因為印度人多「蠢愚」，而使得自佛滅度後十世紀，佛教在印度絕跡，因此先後遭蒙兀兒帝國、東印度公司及英國的統治。在中國知識分子力主佛教救國的同時，以印度成為亡國奴的強烈反差為例，張之洞提醒中國人要引以為戒，別像印度一樣步入棄絕佛教而亡國的悲慘命運，進而建構以中國佛教為主體的救國之路。
　　受到進化論影響，種族之間的競爭似乎成為西方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憂慮亡國滅種之唯一解釋。柯瑞佳（Rebecca E. Karl）認為中國與印度被異族（滿人、英國）統治的背景經驗相當，而具有「可替換性」（interchangeability），導致中國知識分子常引印度為例，透過避免重蹈覆轍的恐懼感，增加論述的影響力。被異族統治的經驗固然重要，但與其說是具有可替換性，不如說是中國與印度的文明經驗、自然環境等條件的相似度甚高，因此，中國知識分子經由許多印度失敗或無能的故事與想像，得以儘速創造一個足以避免亡國滅種的國族主義。
　　清末民初，報紙等大眾傳播媒體成為知識分子傳遞知識、重複訊息的重要場域。報章媒體的讀者未必曾前往印度當地旅行，但透過文字及圖像的宣傳，在上海——全中國最為萬眾矚目的焦點——擔任警察的印度紅頭阿三的特殊形象，就成為中國人想像亡國的印度（人）時最直接的聯想對象。如此一來，印度警察在上海等地成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管理當時因著帝國主義入侵而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中國人，這種認知的矛盾終於在報紙所記載的新聞事件中爆發出來。從民初包含《申報》、《大公報》及官方喉舌的《中央日報》論述中，透過印度在論者或讀者的心中與「亡國」、「奴隸」與「迷信」等負面印象產生聯結，達到中國知識分子期待傳遞排「印」思想與建構國族主義的目標。
　　中國不乏有章太炎等知識分子對於印度抱持正面提攜的看法，且孫中山認為要濟弱扶傾，聯合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以對抗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然而聯合各民族需要建立在共同的中心思想之上，中國知識分子如戴傳賢等選擇以佛教為亞洲共同溝通的平台。一九四二年，力主成立「中印學會」與中印交流的戴傳賢寫信與時任河南省省主席李培基時，提到「今後吾國為亞洲民族領導，已為世界所共認，內則蒙藏青康，外則印緬暹羅與南洋諸地，其民族結合，實以佛教為中心。」若此，佛教從清末民初以來就扮演了救國的理論角色，及至民初時期為聯合亞洲民族的重要核心，在這個時代議題之下，印度所擔任的角色為何；中國人又將如何從傳統經典所記載的佛國發源地，重新認識當時的印度，都將會是本書所要探討的重點。
　　經由梳理包含知識界之見解、媒體呈現內容、教科書文本、遊記記述及圖像等項目相關印度的內容，嘗試理解與發現在甲午戰後，中國知識分子創造近代國族主義之際，印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挖掘深埋於中印兩國外交關係底下，受到歷史記憶所影響的蛛絲馬跡，發現一個中國社會之印度觀的建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