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泰國的歷史：從王朝秩序到人民政治，一部關於權力、衝突與民族國家的故事

作者簡介

克里斯．貝克 Chris Baker
著名歷史學者，曾於劍橋大學教授亞洲歷史，移居泰國生活逾四十年。現為獨立作家、學者與翻譯家。

帕素．蓬派吉 Pasuk Phongpaichit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長期致力於研究泰國政經結構與社會。

兩人合著有多部泰國史與泰國研究經典，包括《阿瑜陀耶史：早期現代世界中暹羅》（A History of Ayutthaya: Siam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泰國的危機》（Thailand's Crisis）、《塔克辛：泰國的商業與政治》（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等，並翻譯了泰國經典文學《坤昌與坤平》。2017 年兩人共同榮獲福岡亞洲文化獎（Fukuoka Prize），評審盛讚其作品具備跨學科的廣度，並融合東西方與不同性別的視角，為泰國乃至整個亞洲研究開創了全新視角。

譯者簡介

陳以恆
自由譯者，主要從事商業管理、當代議題等類型書籍之翻譯。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本書特色

1. 從官方神話回歸人民視角
本書挑戰了傳統以王室為唯一核心的歷史敘事，轉而關注那些被忽略的主角：從農民、移工，到現代都市中的中產階級與抗爭青年，從多元的角度，寫出「民族國家」在衝突中形成與轉化的故事。

2. 經濟學家與歷史學者的跨界合作
作者各自從歷史與經濟、東方與西方的角度出發，形成跨界、跨領域的分析，書中不僅談政治與權力，更深入探討華人移民、農民、經濟發展、思想、大眾流行文化與社會價值觀的重要性。

3. 與時俱進、切合時事的內容
泰國局勢變化劇烈，作者亦持續修訂書中內容。本次中譯版特別採用最新修訂的第四版作為底本，完整收錄泰國到2020年代前後的發展，讓讀者能從歷史根源，看懂當下的新聞事件。

4. 理解當代泰國的必讀之作
由「福岡亞洲文化獎」得主克里斯．貝克與帕素．蓬派吉合力撰寫。不同於傳統枯燥的政治史與編年史，本書以犀利、生動且具批判性的筆觸，將泰國幾百年的複雜演變，濃縮進這部公認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

書籍目錄

目次


前言
泰國歷史大事年表

第一章 曼谷王朝之前
第二章 舊秩序的轉型（1760年代-1860年代）
第三章 改革浪潮（1850年代-1910年代）
第四章 農民、商人與官員（1870年代-1930年代）
第五章 民族主義浪潮（1910年代-1940年代）
第六章 美國時代與發展（1940年代-1960年代）
第七章 意識形態 （1940年代-1970年代）
第八章 全球化與大眾社會 （1970年代至2000年代）
第九章 政治角力 （1970年代-2000年代）
第十章 動盪時期 （2005-2021年）

後記 泰國的未來
重要人物簡介
歷代國王與總理
延伸閱讀
註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歷史是為民族國家量身打造的。它常會營造出「一個民族主體自始至終一貫存在、並沿著時間演進的虛假統一性」（借用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說法）。民族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然存在，彷彿自古便有，只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裡才獲得真正的落實。為了反制這種傾向，當代史家往往選擇書寫人民、事物、思想、地方、區域，甚至是全球的歷史，卻偏偏迴避「民族」（nation）。或者，他們會撰寫充滿反思的歷史，探討民族如何在歷史建構中被形塑，又如何反過來影響歷史的敘述。

本書的切入點，則是直接把民族國家的發展歷程作為敘事焦點。書中有兩大主題，其一是民族概念與民族國家制度如何在泰國建立，不同社會力量又如何使用它，例如透過重新詮釋「民族」的意涵，或嘗試掌控和影響國家權力的運作；其二是這些社會力量自身的發展軌跡。除了導論之外，各章將交替探討這兩個主題，這裡的劃分並非截然分明，而是一種粗略的區別。

本系列的宗旨，是讓一般讀者也能容易理解，因此在出版社要求下，篇幅不會過長，註解也不會過於繁複。我們的慣例是僅對直接引文標註出處。「延伸閱讀」部分以英文著作為主，但事實上，過去數十年關於現代泰國的英文研究並不算多。反而是泰文著作以及未出版的泰文、英文論文更為豐富。我們對這些著作的依賴，相信作者群與其他專家讀者一看便知。這些作品的代表人物包括：希薩．瓦利博塔瑪（Srisak Vallibhotama）、傑夫．韋德（Geoff Wade）、披色．賈賈蓬（Phiset Jiajanphong）與頌沙瓦迪．翁沙坤（Sratsawadi Ongsakun）研究早期歷史；尼迪．尤西翁（Nidhi Eoseewong）與賽春．薩塔亞努拉克（Saichon Sattayanurak）研究早期曼谷社會；達威沙迪．帕索姆（Davisakdi Puaksom）、阿塔查．沙塔亞努拉（Attachak Sattayanurak）與魯查亞．阿帕孔（Rujaya Abhakorn）研究朱拉隆功改革時期；平帕拉派．披沙布（Pimpraphai Phisanbut）、查農詩麗．魯寧（Chamnongsri Rutnin）與帕尼．巴萊（Panni Bualek）研究城市社會；查提．納蘇帕（Chatthip Nartsupha）、大衛．約翰斯頓（David Johnston）與北原淳（Atsushi Kitahara）研究農村社會；以及納哈林．梅特拉（Nakharin Mektrairat）、村?英治（Eiji Murashima）、探隆薩．佩洛塔南（Thamrongsak Petchloetanan）、查尼達．蓬帕雅（Chanida Phromphayak）、賽春．薩塔亞努拉（Saichon Sattayanurak）、查勒姆吉亞．皮亞努安（Chaloemkiat Phianuan）、莫拉科．朱瓦欽達（Morakot Jewachinda）、威奇通．納．蓬貝乍拉（Vichitvong na Pombejra）、彭披蘇．因塔披隆（Phenphisut Inthraphirom）與麥特．科普蘭（Matt Copeland）等人對民族主義的探討；查隆．順特拉瓦尼（Chalong Soontravanich）、頌沙．詹提拉沙功（Somsak Jeamteerasakul）、素他猜．尹帕沙（Suthachai Yimprasoet）與查威．卡塞西里（Charnvit Kasetsiri）對「美國時代」的研究；以及帕帕．平托堂（Praphat Pintobtaeng）、提拉育．汶密（Thirayuth Boonmee）、阿內．勞探馬塔（Anek Laothamatas）、烏汶叻．斯里育瓦沙（Ubonrat Siriyuvasak）、詹姆斯．奧基（James Ockey）、卡先．提乍披拉（Kasian Tejapira）與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對一九七五年以後泰國的研究。我們在此一併表達謝意，也對引用時若有疏漏致歉。

雖然本書是在泰國撰寫，但若沒有各地圖書館與研究中心的支持，實難完成此作。特別要感謝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哥本哈根北歐亞洲研究所、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以及澳洲國立大學與劍橋大學圖書館的協助。

同時也感謝凱文．休森（Kevin Hewison）、克雷格．雷諾茲（Craig Reynolds）、馬爾科姆．福克斯（Malcolm Falkus）、格蘭特．埃文斯（Grant Evans）、安德魯．布朗（Andrew Brown）與約翰．芬斯頓（John Funston）對初稿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在插圖資料的蒐集方面，亦承蒙以下機構與人士協助，謹此致謝：泰國國家檔案館（Thailand National Archives）、法政大學檔案館（Thammasat University Archives）、《曼谷郵報》（Bangkok Post）、《民族報》（The Nation）、暹羅學會（Siam Society），以及阿納克．納維卡穆尼（Anake Nawikamune）、查威．卡塞西里（Charnvit Kasetsiri）、查差萬．查素提猜（Chatchawan Chatsuthichai）、道隆．瑙通（Daoruang Naewthong）、艾卡林．拉特塔沙西里（Ekkarin Latthasaksiri）、肯．薩里卡（Kane Sarika）、戈威．沙南登（Kovit Sanandaeng）、克萊洛．納納（Krairoek Nana）、南提亞．唐威素提集（Nantiya Tangwisutijit）、尼克．諾斯蒂茲（Nick Nostitz）、帕那．詹維洛（Pana Janviroj）、皮里亞．克萊里（Piriya Krairiksh）、薩阿．安昆瓦（Sa-ard Angkunwat）、薩克迪那．恰特拉坤．納．阿育陀耶（Sakdina Chatrakul na Ayudhya）、桑加．魯查帕塔那空（Sanga Luchapatthanakon）、莎朗．歐圖爾（Sharon O’Toole）、宋素達．雷亞瓦尼加（Somsuda Leyavanija）、史蒂夫．范．比克（Steve Van Beek）、素帕特拉．汶米普拉帕（Subhatra Bhumiprabhas）、探隆薩．佩洛塔南（Thamrongsak Petchloetanan），以及瓦魯妮．歐薩塔蘭（Warunee Osatharam）。

第四版說明
新版新增一章，專門處理二まま五年以來的政治動盪事件，並依據最新資料與研究成果補充了一百多處內容。謹此感謝艾姆．辛彭（Aim Sinpeng）、克雷格．雷諾茲（Craig Reynolds）、大衛．馬利茲（David Malitz）、道格拉斯．桑德斯（Douglas Sanders）、凱文．休森（Kevin Hewison）、肯通．通沙昆隆朗（Khemthong Tonsakulrungruang）、馬修．里德（Matthew Reeder）、帕彭．瓦尼查卡（Parkpume Vanichaka）、派翠克．喬里（Patrick Jory）、彼得．傑克遜（Peter Jackson）、西蒙．蘭迪（Simon Landy）、托馬斯．拉爾森（Tomas Larsson）、泰瑞爾．哈伯康（Tyrell Haberkorn）與蒙通．帕帕孔吉亞（Monton Praphakonkiat）等學者的協助與指教。

文章試閱

摘文


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七名男子在巴黎聚首，並在接下來的五天內，策劃了一場推翻暹羅專制體制的革命。成員包括三名軍校學生（其中包括鑾披汶．頌堪），一位法律系學生、一位理科學生、一位在倫敦執業的大律師，以及暹羅駐巴黎使團的一名副官。他們自稱「人民黨」（khana ratsadon），刻意使用當時曼谷媒體熱衷的泰語「人民」（ratsadon）一詞，以凸顯與統治者的對立。

這個團體的靈魂人物是才華洋溢的法學學生比里．帕儂榮，當時年僅二十七歲。他受法國法律傳統啟發，深刻體認到必須把國王置於憲法的框架之下。他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研習，則使他接受戰後歐洲流行的理念：國家是推動經濟成長、促進公平的有力工具。在巴黎會議上，他們確立了兩大目標：第一，把專制君主制轉型為君主立憲制；第二，以六點綱領為核心，運用國家力量推動經濟與社會進步，這套綱領正是曼谷媒體多年來討論議題的集大成，包括真正的獨立、公共安全、經濟規劃、平等權利（王室也不例外）、全民自由與普及教育。

這七人先在歐洲秘密招募學生，返國後又在暹羅本土繼續擴展勢力。他們最關鍵的支持者來自一批資深軍官，這些人多出身平民，早年曾赴歐洲軍校（特別是德國）受訓。軍方領袖披耶拍鳳．蓬帕育哈社那（Phraya Phahon Phonphayuhasena）回憶，他之所以加入，是因為「親眼見到當時政府高官與王公貴族恣意妄為，不願聽取平民的聲音」。

一九二ま年代末，媒體的焦點逐漸從批判專制統治的腐敗，轉向提出替代方案。越來越多文章向讀者解釋憲法與議會制度的益處，少數甚至公開討論共和主義。地下共產組織散發革命小冊子。隨著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襲，批判聲浪達到高峰。當商界請願要求紓困時，巴差提朴國王反諷道：「你們是想要政府像蘇維埃俄羅斯那樣搞五年計劃嗎？」早在一九二七年，他的政府就已將教授經濟學列為刑事犯罪。

當局一邊裁減官員、削減教育經費，一邊加重工薪階層的稅負，以維持收支平衡。雖然調查揭露多個部門貪腐，但真正受罰的往往只是基層小官。政府堅持維持金本位制，批評者認為此舉推高泰銖，嚴重打擊稻米出口，正好證明暹羅受制於外國勢力。一九三二年二月，巴差提朴甚至向軍官坦承：「金融戰爭的確艱難至極。連專家們都爭得面紅耳赤⋯⋯我從未歷經如此困境；因此，如果我犯了錯，誠然希望暹羅的官員與人民能予以寬恕。」怨氣已瀰漫至高層官僚。政府為此草擬了一部反布爾什維克法案，最後卻修訂用來壓制各種異議，重罪可判死刑。愈來愈多報社被勒令關閉，記者遭到恐嚇與威脅。移民法則將許多批評者驅逐出境。

一九三二年初，農民與商人接連請願，要求採取新的經濟政策；報章雜誌上充滿的討論國家興衰原因的文章；咖啡館裡則流傳政變謠言。教育大臣達尼．尼瓦（Dhani Nivat）王子甚至建議國王效法墨索里尼，透過法西斯式教育重建對專制政體的支持。但巴差提朴卻無奈地說：「如今連學童的父母都習慣詆毀國王，我想昔日國王的人氣與威望已不可能恢復。」

到一九三二年六月，人民黨已有百名成員，其中大約一半來自軍方。六月二十四日清晨，他們在短短三小時內逮捕了王家衛隊指揮官，拘捕約四十名王室成員與親信，並正式宣布推翻專制王室。民眾對專制的深切怨恨，保證了政變的成功。老百姓踴躍加入人民黨，工商與勞工團體也表示支持，各地紛紛來電聲援，反對聲音微乎其微。全城只發生一次輕微槍擊事件，無人喪生。比里隨即發布宣言，以經濟民族主義、社會正義、人文主義與法治為基礎，闡述革命正當性：

國王依然高居法律之上，任用無德無能的親信與諂媚者為官，漠視百姓的呼聲。官員濫權舞弊，在政府工程與採購中收受賄賂⋯⋯更讓王室血脈（phuak jao）的成員享有凌駕百姓之上的特權。他的統治毫無章法⋯⋯在這種王權專斷之下，國家既找不到出路，也無法復甦⋯⋯王室把百姓當作奴隸⋯⋯甚至如同畜牲，從未將其視為人類。

隨後，親王內閣遭解散，約一百名王室與保王派人士被逐出軍隊與高級官僚體系。六月二十七日，人民黨頒布新憲法，開宗明義宣告「國家最高權力屬於人民」，並設立由議會與「人民委員會」組成的新政府。

然而，政變的順利只是表象。六月二十四日當晚，國王與隨行人員還曾討論過「是否應當接受人民黨的要求，還是要抵抗」。軍方顧問甚至主張調動內陸部隊包圍首都，但國王否決了任何可能引發流血的方案，選擇與人民黨合作。但保王派則另組勢力，意圖奪回權力，他們謠傳革命是「共產黨」陰謀，並向西方使館遊說，希望外國介入這種「共產黨」惡行。前警察局長出資煽動人力車夫罷工，以在首都製造混亂。

人民黨封鎖了辦公室，開始攜帶配槍，並謹慎行事。他們就比里宣言中的煽動性言論，向國王致歉，並同意國王的提議，也就是現行憲法僅屬臨時性質，而且國王應參與起草永久版本。七十名臨時議會成員中，納入了二十五名高級官員；首屆政府也由八名高官組成。人民黨推舉人稱「曼諾」的披耶瑪諾巴功．尼蒂他達（Phraya Manopakon (Mano)Nithithada）出任首相，他曾是樞密院中少數非王室成員，妻子曾是皇后的侍女。這部「永久憲法」宣稱主權屬於人民，但由國王行使，並規定「國王之尊嚴神聖不可侵犯」，這是直接援引自一八八九年日本明治憲法的條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頒布時，更被刻意包裝成國王賜予人民的恩典。

表面上看來一切順利，不過，接下來三年，舊勢力與新勢力之間展開了激烈角力。核心爭點有二：國王的財產，及其憲政地位。

曼谷媒體直言：「我國王室成員的財產總額，已超過暹羅全國的資本額。」他們呼籲新政府沒收王室與貴族的土地，用以救濟經濟。雖然政府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提出了遺產稅與繼承稅草案；比里則更進一步，推出經濟計劃大綱，主張推動全國土地在自願的前提下成為國有化。

這些舉措嚇壞了王室。巴差提朴在寫給親戚的信中說：「我真想好好收拾他們（人民黨），但又怕讓王子們受到波及⋯⋯我們在思考各種行動方案⋯⋯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奮力一搏。」面對比里的經濟計劃，他發表一篇語帶輕蔑的長文，將比里比作史達林。起草「永久」憲法時，國王堅持要求由君王任命一半議員，並保有法律否決權，但在比里力阻下未能通過。國王於是轉而遊說曼諾與其他高官背離人民黨。最終，曼諾說服內閣，否決了比里的計劃，並派軍威嚇制憲議會。議會拒絕屈服後，曼諾乾脆解散議會，並聲稱該計劃違背「泰國傳統，帶有共產色彩」。比里被迫流亡，他在內閣中的支持者也遭到排擠。兩名保王派將領重掌要職，年輕的人民黨軍官則被調往外省。一部反共法案迅速通過，將任何提及「廢除私有財產」的理論都定為共產主義。

然而，曼諾的勝利曇花一現。一九三三年六月，人民黨中的年輕軍官再次發動政變，解散曼諾政府，並清洗更多保王派軍人。他們重新組建內閣，這次更為謹慎，任命披耶拍鳳為總理，並召回流亡的比里。

保王派再度散播有關社會動亂與外國干預的謠言，到了十月，有批保王派軍官（其中數人剛被清洗出軍隊）在前戰爭部長波瓦拉德（Boworadet）親王領導下發動武裝叛亂。他們計畫動員九支內陸駐軍包圍首都，但最終只有三支抵達，其他則臨陣退縮。首都駐軍堅定支持人民黨，商界與各組織也踴躍捐款支援。

雙方大多避免實戰，多數炮擊只是宣傳。人民黨透過廣播與傳單痛斥波瓦拉德勢力為「叛軍」和「匪徒」，叛軍則以空投傳單指責人民黨閹割國王權力。經數日炮火後，叛軍潰散，退回呵叻高原，幾天後，多數領袖開始逃亡，主要前往西貢。事件共造成二十三人死亡，兩百三十人被捕，其中兩名退役高級軍官遭到判刑和處決，一名王子被判終身監禁。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又發生了兩次反政變企圖。第一次事件後，兩名王室成員與其他十三名人遭到監禁。

國王在波瓦拉德叛亂爆發時已乘船南下避難。他雖未公開支持，但事後卻頒布大赦。人民黨認為他既參與了策劃，也提供了資金援助。後來發表的回憶錄也證實此事。經過漫長談判，國王同意返回曼谷，卻在三個月內以赴歐求醫為由離境。流亡期間，他拒絕簽署政府通過的法案，包括一項他認為將把王室財產局控制權移交政府，並將使國王受繼承稅約束的法案，以及將會削弱王室特權的新《刑法》。面對外界請其回國的呼聲，他要求對憲法進行重大修正，以強化王權，包括賦予他立法否決權。一九三五年三月，他人在歐洲，宣布退位。政府認定合法繼承人為巴差提朴國王的侄子，時年十歲、正在瑞士求學的阿南達．瑪希敦（Ananda Mahidol）親王。此後十六年間，泰國境內再無常駐的在位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