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大宋繁華：璀璨盛世下的底層真相

作者簡介

姓名：諶旭彬
筆名言九林，歷史研究者，騰訊歷史頻道原主編，對歷史有著深入的研究，頗有心得。曾出版歷史暢銷書《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活在洪武時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運》《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等。

書籍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北宋繁華的真相
峰值人口過億
糧食畝產提升
財政「蛋糕」變大
食稅規模暴增
富養統治基礎
繁華的底層邏輯

第二章 人口史的脈絡：從秦漢到隋唐
峰值停滯近千年
人頭稅是限制因素
秦漢貧民生子輒殺
三國百姓生子不舉
兩晉與南朝的情況

第三章 人口史的脈絡：從唐到宋
均田制刺激人口恢復
千萬唐民選擇大逃亡
在帝國的「人礦」裡挖呀挖
兩稅法意外「解放」子宮
百萬禁軍刺激人口繁榮

第四章 兩宋人口盛世的真實歷史
北宋百姓不要第四個孩子
南宋百姓寧殺子不輸稅
與遼、金、元橫向比較
與明清兩代縱向比較

第五章 無為的紅利
「田制不立」是一場大解放
依賴市場勝過依賴權力
權力有為的悲劇之青苗法
權力有為的悲劇之市易法
權力有為的惡果之義倉
權力有為的惡果之居養院等
制度不變，司馬光困境無解

第六章 差役與鄉下人
將統治成本轉嫁給民戶
孀母改嫁，老父自殺
百姓不敢成為富人
去東京，逃離二三線地區
田主不做，要做佃戶
大家一起去做和尚
民間自救舉步維艱
數據裡的「共同貧窮」

第七章 行役與城裡人
城裡人的錢算誰的錢？
行會是控制的手段
房子是汲取的工具
商業繁榮的畸形成因
兩種截然不同的城市

第八章 趙宋政權的統治邏輯
「共治」只是統治術
為內部維穩而養兵
地方郡縣徒有其名
向民間推卸賑災責任
自欺欺人的面子遊戲
階層躍遷，宋民的終極夢想

第九章 兩種歷史記憶
被《東京夢華錄》遮蔽的苦難
紙做的衣服，紙做的被子
「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結語
附文：關於宋朝的兩則當代神話
宋朝的人均糧食占有量
宋朝的 GDP 問題
感謝
注釋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小切口見大歷史，戳破繁華的假象」（豆瓣讀者 @歷史書蟲）
「讀完這本書，徹底改變了我對《東京夢華錄》的印象。作者從人口、賦稅的小切口切入，還原了『生子不舉』『自殘避役』的慘狀 —— 原來開封的寶馬香車，是用千萬農民的血汗堆出來的。最震撼的是『汲取型繁華』的論點，它讓我明白：評價一個時代，不能只看頂層的文化與消費，更要看底層是否有生存尊嚴。」

「秦制視角下的宋朝，冰冷卻真實」（得到讀者 @書齋客）
「作為谌旭彬『秦制系列』的老讀者，這本書延續了他一貫的風格：不講帝王將相的故事，只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司馬光困境』的分析尤其深刻 —— 只要權力不受制約，再好心的改革也會變成剝削工具。書中引用的蘇軾記載『黄州百姓不養第四子』，比任何宏大論述都更能體現宋朝的底層困境。」

「歷史應有溫度，而溫度來自底層」（《文史月刊》評論）
「本書最寶貴的是『溫度』—— 它沒有沉迷於數據與制度分析，而是反覆追問『普通百姓過得好不好』。作者通過梳理『人口史隱形脈絡』，讓漢唐至兩宋的貧民生存狀況連成一線，證明秦制下的『繁華』從未真正解決底層的生存問題。這種底層視角，在當前宋史研究中尤為稀缺。」

「不僅是寫宋朝，更是寫秦制的邏輯」（歷史學者袁燦興）
「我以『小題大做』評價這本書 —— 從人口、財稅切入，最終談的是秦制兩千年不變的汲取邏輯。作者將宋朝與遼、金、元橫比，與明清縱比，證明宋朝的『變』只是統治技術的調整，『不變』的是對底層的剝削本質。這本書不僅是宋史研究的佳作，更是理解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關鍵讀物。」


序言
一
這是一本解讀兩宋繁華的書。
關於宋朝，傳統意見多強調其積貧積弱。近年則有一股新觀念，認為兩宋的經濟與文化都很發達，不但是個寶馬香車、雕樑畫棟、新聲巧笑、按管調弦、集四海之奇珍、會寰區之異味的時代，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如此」。繁華，成了近些年認識兩宋的新標籤。
論證兩宋繁華可以找到很多資料。僅《東京夢華錄》與《夢粱錄》中的記載，便足可使人對那個時代的開封與臨安生出許多嚮往。但承認了兩宋的繁華，仍有許多疑問未解——這繁華從何而來？誰是這繁華的締造者？誰是這繁華的受益者？誰成了這繁華的代價？普通宋人在這繁華中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為什麼會過上那樣的生活？關於繁華的敘述如果缺失了這些問題的解釋，會顯得空洞，也顯得可疑。歷史是人的歷史，應該關懷具體的人，對時代繁華的敘述不應脫離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所以，本書實際上也是在試圖復原被統治者的歷史，是在講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輾轉騰挪。
本書共計九章，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前五章的重點是解釋兩宋繁華，後四章的重點是介紹兩宋普通百姓如何在這繁華時期掙扎求生。前五章中，第一章是總論，即回歸常識來討論兩宋繁華的成因及其本質。隨後用多達三章的篇幅來試圖重構一條中國人口史的隱形脈絡，並因之將視線自兩宋追溯秦漢，晚至明清。這種寫法看似有些「離題」，實則非如此不可。因為在筆者看來，兩宋繁華的因素眾多，最關鍵者卻是空前的人口紅利。而要理解這一空前人口紅利為何沒有發生在秦漢至隋唐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而獨獨發生在兩宋，那就必須將那條被長期忽略的人口史隱形脈絡勾勒出來。也唯有正視這條隱形脈絡的存在並廓清其發生機理，從所謂的「大歷史」角度，才能更準確地定位兩宋繁華在中國兩千年秦制時代的座標，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宋人的生活邏輯與其祖輩的生存境遇的差異。「大歷史」不能僅指從長遠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變化來觀察歷史走向，也應關懷具體的人。不關懷具體的人而奢談歷史趨勢或歷史規律，那樣的大歷史不會有溫度。而沒有溫度的歷史是危險的，很容易掉進宏大敘事的某種陷阱。
第五章談的是無為紅利，即在那官權力完全不受民意制約的時代，「老爺們不幹什麼」往往要比「老爺們幹了什麼」更利於社會發展，更能給社會帶來（或謂存留）活力。筆者認為，在造就兩宋繁華的諸多因素中，無為紅利的重要性僅次於人口紅利。為了更好地說明無為也是紅利這個樸素的道理，本章一方面介紹了趙宋政權不立田制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集中列舉了諸多朝廷雄心勃勃意欲有為而造就的悲劇。這些悲劇無一例外，最終只能由普通百姓來「埋單」。
第六章談宋代的鄉下人（即鄉戶），第七章談宋代的城?人（即坊郭戶）。之所以分開來談，一是因為歷史進入宋代後，中國終於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口，大量普通人進入城市謀生，而在宋代之前，城市居民的主體始終是統治者及其附屬服務人員。二是因為針對城鄉民眾，趙宋政權有著不同的控制與汲取政策，城鄉民眾也有不同的應付手段。有必要注意的是，這些應付手段絕非什麼「被統治的藝術」，而是普遍呈現為慘烈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即通過主動傷害自己來躲避官權力，以免被官權力逮到，進而造成更嚴重的傷害。唐太宗貞觀年間，百姓為逃避繁重的徭役與兵役而自殘手腳，且將殘手殘腳稱作「福手福足」，便是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典型案例。在喪失性命與自殘手腳之間，被統治者毅然選擇了後者，這慘烈的做法與「藝術」二字實在是毫不搭界。兩宋經濟上號稱繁華，政治上號稱清明，可類似的兩害相權並未消失，兒子逼著老母再嫁，父親為了後代自殺，農戶不敢做田主而紛紛化身佃戶給人打工，商人積極選擇歇業絕不肯再開張，百姓寧願保持貧窮也不敢努力致富……如此種種，皆是兩宋百姓在以兩害相權的方式輾轉騰挪，艱難求生。這種自損八百避害一千的兩害相權，可以說是整個秦制時代底層民生的基本特徵，內中只有血淚。
第八章介紹兩宋政權的統治邏輯，涉及政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軍事（禁軍制度）、地方郡縣運作、政府救濟責任等諸多方面，實際上是想要回答「趙宋王朝是個怎樣的政權」「普通宋人呈現出怎樣的精神面貌」這類問題。本書其他章節不可避免也會或多或少涉及這個問題，這?集中起來談只是為了讓答案變得更加清晰——政治結構會嚴重影響國民性格，統治滑坡必然誘發道德滑坡。在一個以特權治國的時代，在一個以維持內部控制和汲取力度為要務的時代，在一個官府想盡辦法推卸社會救濟責任的時代，普通宋人會養成慕權慕強的國民性格，實在不足為奇。
第九章談的是歷史記憶，也是全書的收束。《東京夢華錄》?的寶馬香車與雕樑畫棟很迷人，但再迷人，也只是爛遊疊賞的官宦子弟對帝都昔日繁華的追憶。官宦之後的歷史記憶無法等同於普通宋人的歷史記憶。普通宋人無力記錄自身命運，也無力解釋自身命運，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關懷這些沉默者的命運，正是歷史研究者和寫作者應該關注的命題。
二
總體而言，本書無意頌揚宋朝的偉大，也無意讚美兩宋的明君賢臣，更無意討論宋朝是不是中國近世的開端這個問題，而更願意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就被統治者即普通百姓的命運而言，宋朝的出現意味著什麼？它相比前代有哪些變與不變？
有些變化很大。比如兩宋廣義人頭稅的徵收力度較之前代已大幅削弱，民眾的生育意願獲得了大解放；再比如兩宋不立田制，朝廷不再以暴力手段干預田畝的市場流通，這也是生產力的一次大解放。只是，這些變化既不能視為兩宋政府的制度創新，也不能視為兩宋政府的歷史功績——因為話語權長期掌握在官府手中，許多人或許已習慣於將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歸功於衙門；也因為臣民實在做得太久，許多人或許也會真以為自己是皇帝養活的。實則兩宋廣義人頭稅負擔的削弱與不立田制的出現，皆非偶然，而是唐朝中後期實施兩稅法的必然結果。而唐朝政府之所以實施兩稅法，又是因為不受制約的官權力與租庸調製度結合，已將唐朝百姓逼至極艱難的困境。百姓紛紛兩害相權取其輕，拋棄了田宅家園，拋棄了年邁的父母，寧願如無根浮萍般去做逃亡者，也不肯再做唐王朝的編戶齊民。消極抵抗也是抵抗。在官權力不受制約的時代，在民意缺乏力量轉換機制的時代，消極抵抗更是最後的抵抗，也是最有力的抵抗。不是皇帝們發了善心，而是普通民眾的消極抵抗逼著皇權在賦稅制度與田畝制度上做出了改變。皇權願意改變，不過是因為做出改變有助於延續政權壽命罷了。
政權的統治模式是影響民眾日常生活面貌最重要的因素。當趙宋政權的賦稅徵收不再以人頭稅為主，而轉以田畝稅（資產稅）為主時，很多事情都會發生變化。主戶們（在農村有田產或在城市有房宅店鋪者）不敢求富，客戶們（在鄉村為人傭耕或在城市被人雇傭者）變成了更自由的打工人，鄉村?出現了草市，城市?湧入了市民，如此種種，皆是統治模式與汲取模式變更後的產物。然而，種種變化之外，秦制這個基本底色沒有變。趙宋皇權仍以官僚集團和軍隊為統治基礎，其皇權與官權仍然不受制約，其施政仍以控制與汲取而非提供公共服務為第一要義。換言之，兩宋的變化只是統治技術層面的變化，它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秦制政權，與之前和之後的朝代並無本質區別。
敘述這些變與不變，不可避免會有許多針對趙宋政權的批評。或許會有人認為這些批評太過苛責，是在用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其實，站在普通民眾即被統治者的立場，而非站在帝王將相的立場，去審視統治者的施政，去審視時代的進步與退步，是中國文化古已有之的傳統。早在先秦時代，老子便以「聖人」（即統治者）為批評對象，要求他們收斂自己的欲望，收斂其實踐所謂「雄才大略」的衝動。老子深信只有「聖人」不折騰，民眾才能過上好日子。孔子也常以統治者為批評對象，要求他們「克己復禮」，克制欲望約束自己，儘量不要去做折騰百姓之事。孟子更是旗幟鮮明地主張民貴君輕，以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作為評價君王的終極標準。太史公撰寫《史記》點評帝王，同樣將施政是否有利於民生放在了首位，同樣厭惡統治者的「雄才大略」，更欣賞安靜無為之君。所以他才會既在《史記》?如實記載呂后伏殺韓信、毒殺趙王、虐殺戚夫人等諸多殘忍變態的事蹟，又在「太史公曰」裡對呂后不吝讚美之詞：

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在太史公的認知?，長達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呂后時代，漢帝國百姓能過上稍好一點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與呂后幹了什麼，而是他們沒有幹什麼。所謂「垂拱」，所謂「政不出房戶」，所謂「刑罰罕用」，皆是指統治者不搞事。統治者不搞事，便是最大的好事。太史公有史德，不會漏記呂后在高層政治鬥爭中的殘暴與變態。太史公也有史識，故而在評價呂后的歷史功過時，更在意她的「政不出房戶」讓普通民眾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可以說，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而非代入秦皇漢武這些統治者的角度去審視歷史與現實，是中國早在先秦兩漢時代便已成型的文化基因。留存普通人的輾轉騰挪，廓清普通人的命運浮沉與權力施政的關係，當然要有批評。支撐這些批評的標準古已有之，不存在苛責古人的問題。遺憾的是，上述文化基因在後世不斷遭到污染，已變得面目全非。為了將自己打扮成英明神武的救世主，秦皇漢武們啟動了一輪又一輪文化閹割，消滅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知識份子，長期致力於將天下讀書人統統培養成條件反射式要與皇權共情的畸形種。故而才有梁啟超於清末劇變之際幡然醒悟，痛斥中國傳統史書只見一家一姓不見民眾，只見統治者而不見被統治者，實可謂無史。
筆者從事歷史寫作已有十餘年，常被問「你最喜歡歷史上的哪個時代」「你最想穿越到哪個朝代」這類問題。實則所謂時代不過是歷史寫作的剖析對象，無所謂喜歡或者不喜歡，兩宋自然也是如此。書寫歷史是在朝後看，朝後看的目的絕不是要製造一個存在於昔日的美好幻象，而是要從那來路中看到經驗與教訓。史學起源於現實關懷，不斷地朝後看，是為了更好地朝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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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繁榮的畸形成因
今人談及宋代的城市化時，常讚譽宋代商業繁榮，認為商業繁榮僅是宋代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實則除了經濟發展，宋代的商業繁榮還存在其他緣故。
第一個緣故是宋代養活著規模遠超前代的統治階層。統治階層的消費支撐起了開封、洛陽、杭州這類城市的商業繁榮。流入這些城市的商品與服務，主要是為了滿足統治階層的需求。《東京夢華錄》與《夢粱錄》等資料對此有相當充分的記載。宋代統治階層的規模與城市繁華程度的關係，詳見本書的第一章，這?不再贅述。
第二大緣故是宋代的賦稅貨幣化程度加深。所謂賦稅貨幣化，指的是朝廷以政策強迫百姓用貨幣來繳納賦稅。如此，百姓便不得不將生產出來的實物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以換回錢幣來納稅。宋代鄉鎮普遍出現稱作「草市」與「墟市」的定期集市，與賦稅的貨幣化有直接關係。正如宋史學者汪聖鐸在其《兩宋貨幣史》中所總結的那樣：「宋代統治者為了增加稅收，不斷提高農業稅中的貨幣比重，這種情況大大超越了當時商品貨幣經濟的實際發展程度。」意即朝廷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強行提升賦稅貨幣化的比重，屬於汲取方式過於「先進」，脫離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
賦稅貨幣化程度加深的直接結果，是逼迫底層民眾不得不參與商業活動以獲取貨幣，進而造成一種商業繁榮的假像。之所以將這種商業繁榮稱作假像，是因為農民乃是被迫參與其中，其進入市場的核心目的是獲取貨幣以繳納賦稅，而非賺取利潤。市場雖然繁榮，但商品生產者並不能從這繁榮中得到好處。宋代士大夫對此其實已有很深入的觀察。如北宋人李覯說：「公有賦役之令，私有稱貸之責。故穀一始熟，腰鐮未解而日輸市焉。」為了完成官府的賦稅，為了償還欠下的私債，稻穀剛剛收完，腰上的鐮刀沒來得及解下，農民就得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出售。南宋人陸九淵也說：「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多不復能藏，亟須糶易以給他用，以解逋責。」南宋百姓同樣須在收穫之後，立即將糧食拿到市場上出售以換取金錢，以繳納朝廷的稅賦並償還私人的債務。大量的糧食集中在收穫季湧向市場，必然造成糧價下跌。李覯說「糶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陸遊說豐收之年農民更慘，「百錢鬥米無人要」，皆是這個原因。
當出賣農產品已無法獲得足額貨幣來繳納稅賦時，底層百姓便不得不另謀副業。朱熹在給宋孝宗的奏疏中說「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賠貼輸官」，便是在痛心南宋百姓為了繳納賦稅，於農耕之外還得擠出精力從事其他經營活動。另一位南宋人王柏也說，南宋百姓為了獲得納稅所需的貨幣，「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必須在耕作之外另有經營，或去做小買賣，或是給別人打工。宋代城鄉小商販眾多且勞動力市場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這?。這實際上是用稅賦制度榨幹了百姓的休閒時間，可以視之為一種前現代的「加班文化」。
除了穀賤傷農和逼迫農戶「加班」，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強行提升賦稅貨幣化的比重，還會傷害整個經濟體的健康。南宋人蔡戡在給朝廷的劄子裡說，災年對農民來說是噩夢，豐年對農民來說也是噩夢。農民種田十年能遇上一次大豐收就算運氣很好了。為了給官府納租，為了償還欠款，農民必須把糧食拿到市場上去賣，結果卻因豐年賣糧者眾多而賣不出價，其收入連眼前的稅賦與債務都填補不上。米價低賤而錢幣難得，百姓為了繳納稅賦，為了應付州縣的各種催科，就會緊緊捂住口袋?有限的錢幣，不願拿出來消費。百姓不消費，就會造成「客旅稀少，市井蕭條，工商遊手之徒，莫不坐困」的惡果，整個經濟體都將陷入蕭條。不過，其他行業的萎縮不影響官府在草市和墟市徵收商稅。據漆俠的統計，宋代「村市商稅量不大，但是全國村市和鎮市商稅集合起來，熙寧十年為1546192貫（其中包括152608貫鐵錢），占該年商稅總額的18.12％，也頗為可觀了」。
北宋政府強推賦稅貨幣化最激進的時段，是宋神宗啟用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在熙寧五年（1072）秋赴湖州視察，寫有詩作《吳中田婦歎》，內中說吳中地區本年氣候不佳，農戶收了糧食後趕緊拿去市場上賣，結果卻「價賤乞與如糠粞」，許多人被逼到了「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的程度，為了繳納賦稅只好把牛賣了，也顧不上明年沒了牛耕作還能不能順利。如此慘況究其根源，全在於「官今要錢不要米」，朝廷自變法之後，越來越多的賦稅改為以貨幣繳納，農戶沒辦法只好賣糧食賣牛。司馬光也在熙寧七年上奏說，新法打著便利百姓的旗號處處收錢，實則很多百姓已被逼至賣耕牛賣田宅的地步：
今有司立法，唯錢是求。民值豐歲，賤糶其穀以輸官，至凶年，無穀可糶，吏責其錢不已，欲賣田則家家賣田，欲賣屋則家家賣屋，欲賣牛則家家賣牛。無田可售，不免伐桑棗，撤屋材，賣其薪，或殺牛賣其肉，得錢以輸官。一年如此，明年將何以為生乎？故自行新法以來，農民尤被其害者，皆斂錢之咎也。
司馬光的這段敘述，千年後讀來仍使人觸目驚心。朝廷認為收取貨幣是比收取實物更好的斂財方式，所以借變法大力推行賦稅貨幣化。底層農民被逼帶著糧食、耕牛和田宅進入市場，鄉鎮中的草市與墟市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各類物資在草市與墟市廉價流入商人之手，又會進一步流入城市之中，以滿足城市居民尤其是食稅群體的需求，當然也會促進城市的商業繁榮。只是這場商業繁榮的起點，也就是那些被迫進入市場的底層農民，並沒有從繁榮中獲得紅利。相反，他們正是這場所謂繁榮最直接的代價。
這種統治下的畸形繁榮，也是有數據可證的。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縣以下的收稅單位——指官府派駐了稅務人員或包稅人員的商業貿易場所，包括鎮市、場務、鋪店、渡口等，共計有1013處。其中年稅收在1000貫以下者占到了總數的三分之二（這當中，不超過500貫者有424個，不超過100貫者有152個，10貫以下者有49個），可見多數稅收單位的商業繁榮度相當有限。然而，僅僅數年後，到宋神宗元豐末年，由官府正式命名且委派了官吏監管商稅的鎮市就增至1871個。如果將商業鎮市數量的大幅增長想當然地等同於經濟出現了大發展，那麼，上述數據很容易讓人得出「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是個大好時期」的錯覺。實則不論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如何，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這場變法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官權力的聚斂運動，大多數宋民並不願生活在變法如火如荼的熙寧元豐時期。正如王曾瑜所總結的那般，「王安石變法的重點，是加強對貧民下戶的搜刮和鎮壓」「神宗在位的熙豐時代，其實並不是國泰民安，人民日子過得稍好一些的時代，而是民不聊生、民怨沸騰、民變迭起的時代」。
為什麼一個大肆聚斂的時代，一個民怨沸騰的時代，商業鎮市的數量反而出現了大增長？玄機便在於司馬光所說的「今有司立法，唯錢是求」。王安石變法的諸多專案中，青苗法是強制放貸，要百姓借錢還錢；免役法是改差役為募役，要百姓繳免役錢、助役錢和免役寬剩錢；市易法更是官府直接參與到商業活動當中，從民間汲取金錢。青苗法和免役法大大提升了普通百姓對金錢的需求，沒有錢就應付不了朝廷的這些新汲取。市易法靠權力壟斷賺取利潤，讓民間的錢幣大量流入官府的口袋，又加劇了民間的錢荒問題，提升了普通百姓獲取金錢的難度。於是，熙寧七年（1074），當開封府轄下諸縣官府以逮捕鞭笞的方式督責索要青苗錢甚急時，民間便發生了百姓「伐桑為薪以易錢貨」的惡劣現象。熙寧十年，四川也出現了「現錢大半入官，市井少有轉用」「見（現）錢絕少，物價減半」的情況。桑蠶是農戶重要的謀生資產，不到萬不得已，農戶不會為了獲得現錢而將桑樹砍了去當柴火賣。物價減半則意味著民眾必須拿出雙倍的物資，才能在市場上換取足夠的現錢去納稅。當開封的百姓迫不得已將桑樹變成柴火拿到市場上，當四川的百姓也迫不得已將雙倍物資拿到市場上，宋神宗熙豐年間的畸形商業繁榮也就出現了。草市、墟市、場務與鋪店的交易量上升，商稅額增加，由官府派員監管稅收事務的鎮市數量自然也會隨之激增。
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的這場變法，實際上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朝廷通過變法，大幅提升了百姓以錢幣納稅的比例，迫使百姓不得不將更多勞動力與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上以換取貨幣，造成了商業交易的畸形繁榮。大量貨幣通過稅賦形式流入國庫，又導致民間出現錢荒。民間出現錢荒，又使得農產品價格暴跌，進一步逼迫百姓將更多勞動力與農產品投放到市場上。投放到市場上的勞動力和農產品越多，勞動力與農產品的價格就越低，就越難售賣出去。對於這一惡性循環，親歷變法的宋代士大夫留下了許多描述。如張方平於熙寧九年（1076）秋上奏宋神宗，以應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丘一帶，北宋以之為南京）舉例說道：

畿內七縣，共主客戶六萬七千有餘戶。……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有零貫。又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積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九萬三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戶到，科校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搜索殆盡。

據張方平見到的統計數據，應天府共有6.7萬餘戶百姓，未變法時須用貨幣納稅的主要專案是屋稅，為5000餘貫。王安石變法後，光免役法加上青苗法這兩項，須以貨幣納稅的額度就暴增至17.55萬貫。應天府百姓為了湊足納稅的貨幣，只能大規模出售勞動力與農產品，市場是繁榮了，百姓的口袋卻被掏空了。
與張方平類似的觀察，也見於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殿中侍禦史孫升的奏疏。當時，宋神宗已駕崩約一年，高層權力的更迭使得檢討熙豐變法的歷史教訓成為可能。孫升遂上奏說道：

自免役出錢以來，鄉村極力人戶破蕩殆盡，所存無幾。……臣近詢問福建路提刑喻陟，言福建一路八州，見有寬剩錢猶可支雇役十年之費。而殿中侍御史呂陶自成都府路回，言西川每歲坊場錢可足一年所用。或諸路例皆如此。……今東南民間所用無完錢，皆烏舊缺邊，而鄉村所出穀帛賤無人售。城郭人戶比十五年前破家者十七八，皆因納錢免役之患，此上下共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據孫升的觀察，熙豐變法雖然打著為百姓好的旗號，實際上卻將鄉村有財力有人力的人家掃蕩一空；與變法之前相比，城市居民也十之七八皆已破產。真正獲利的只有朝廷，福建路從百姓身上榨取出來的免役寬剩錢，足可讓當地官府雇役十年，西川路僅坊場錢一項就可供當地官府一年之用。因為貨幣都以稅賦的形式被官府汲取走了，東南地區民間只剩下黑舊缺邊的殘缺貨幣在流通，鄉村百姓迫切想要賣掉穀帛以換取納稅用的貨幣，但根本就賣不掉。
據此，我們可以說，那種將宋代賦稅貨幣化、將宋代草市與鎮市數量的激增，皆視為宋代經濟大繁榮、社會大發展的自然結果的看法，實在過於簡單。權力不受節制的斂財欲，是兩宋政府大力推行賦稅貨幣化的核心動力；賦稅貨幣化逼迫民眾必須想盡辦法出賣勞動力、出賣農產品與手工業產品去換取貨幣，又推動了商業的畸形繁榮，推動了草市與鎮市數量的激增。這是一場殘酷的汲取遊戲，在這場遊戲?，那些努力耕作創造財富的普通民眾受到了極大傷害。
此外，還有一些暴政也會造就商品貿易的畸形繁榮。比如，官府為了斂財，會強迫不產絹帛的地區在納稅時繳納絹帛。程俱在南宋初年做過秀州知府。據他披露，秀州鄉村主要種植水稻，鮮少種植桑樹，但朝廷每年都要秀州百姓以絹帛繳納夏稅，於是每年到了納稅日前後，就會有許多商人從出產絹帛的杭州、湖州等地低價買入絹帛，運到秀州高價出售。百姓必須趕在納稅日結束前繳足夏稅，只能忍痛從商人手?購買高價絹帛。秀州的絹帛市場，遂出現了季節性的畸形繁榮。此類苛政甚多，在兩宋也是常態，就不逐一詳述了。

文章試閱

前言

一
這是一本解讀兩宋繁華的書。
關於宋朝，傳統意見多強調其積貧積弱。近年則有一股新觀念，認為兩宋的經濟與文化都很發達，不但是個寶馬香車、雕梁畫棟、新聲巧笑、按管調弦、集四海之奇珍、會寰區之異味的時代，而且「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如此」。繁華，成了近些年認識兩宋的新標籤。
論證兩宋繁華可以找到很多資料。僅《東京夢華錄》與《夢粱錄》中的記載，便足可使人對那個時代的開封與臨安生出許多嚮往。但承認了兩宋的繁華，仍有許多疑問未解——這繁華從何而來？誰是這繁華的締造者？誰是這繁華的受益者？誰成了這繁華的代價？普通宋人在這繁華中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為什麼會過上那樣的生活？關於繁華的敘述如果缺失了這些問題的解釋，會顯得空洞，也顯得可疑。歷史是人的歷史，應該關懷具體的人，對時代繁華的敘述不應脫離普通人的生存境遇。所以，本書實際上也是在試圖復原被統治者的歷史，是在講述普通宋人生活的輾轉騰挪。
本書共計九章，大體可分為兩個部分。前五章的重點是解釋兩宋繁華，後四章的重點是介紹兩宋普通百姓如何在這繁華時期掙扎求生。前五章中，第一章是總論，即回歸常識來討論兩宋繁華的成因及其本質。隨後用多達三章的篇幅來試圖重構一條中國人口史的隱形脈絡，並因之將視線自兩宋追溯秦漢，晚至明清。這種寫法看似有些「離題」，實則非如此不可。因為在筆者看來，兩宋繁華的因素眾多，最關鍵者卻是空前的人口紅利。而要理解這一空前人口紅利為何沒有發生在秦漢至隋唐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而獨獨發生在兩宋，那就必須將那條被長期忽略的人口史隱形脈絡勾勒出來。也唯有正視這條隱形脈絡的存在並廓清其發生機理，從所謂的「大歷史」角度，才能更準確地定位兩宋繁華在中國兩千年秦制時代的坐標，才能更真切地理解宋人的生活邏輯與其祖輩的生存境遇的差異。「大歷史」不僅要從長遠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變化來觀察歷史走向，也應關懷具體的人。不關懷具體的人而奢談歷史趨勢或歷史規律，那樣的大歷史不會有溫度。而沒有溫度的歷史是危險的，很容易掉進宏大敘事的某種陷阱。
第五章談的是無為紅利，即在那官權力完全不受民意制約的時代，「老爺們不幹什麼」往往要比「老爺們幹了什麼」更利於社會發展，更能給社會帶來（或謂存留）活力。筆者認為，在造就兩宋繁華的諸多因素中，「無為」紅利的重要性僅次於人口紅利。為了更好地說明「無為」也是紅利這個樸素的道理，本章一方面介紹了趙宋政權不立田制帶來的好處，另一方面集中列舉了諸多朝廷雄心勃勃意欲有為而造就的悲劇。這些悲劇無一例外，最終只能由普通百姓來「埋單」。
第六章談宋代的鄉下人（即鄉戶），第七章談宋代的城裡人（即坊郭戶）。之所以分開來談，一是因為歷史進入宋代後，中國終於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口，大量普通人進入城市謀生，而在宋代之前，城市居民的主體始終是統治者及其附屬服務人員。二是因為針對城鄉民眾，趙宋政權有著不同的控制與汲取政策，城鄉民眾也有不同的應付手段。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應付手段絕非什麼「被統治的藝術」，而是普遍呈現為慘烈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即通過主動傷害自己來躲避官權力，以免被官權力逮到，進而造成更嚴重的傷害。唐太宗貞觀年間，百姓為逃避繁重的徭役與兵役而自殘手腳，且將殘手殘腳稱作「福手福足」，便是這種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典型案例。在喪失性命與自殘手腳之間，被統治者毅然選擇了後者，這慘烈的做法典型地反映了統治者的取民無藝。兩宋經濟上號稱繁華，政治上號稱清明，可類似的兩害相權並未消失，兒子逼著老母再嫁，父親為了後代自殺，農戶不敢做田主而紛紛化身佃戶給人打工，商人積極選擇歇業絕不肯再開張，百姓寧願保持貧窮也不敢努力致富……如此種種，皆是兩宋百姓在以兩害相權的方式輾轉騰挪，艱難求生。這種自損八百避害一千的兩害相權，可以說是整個秦制時代底層民生的基本特徵，內中只有血淚。
第八章介紹兩宋政權的統治邏輯，涉及政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軍事（禁軍制度）、地方郡縣運作、政府救濟責任等諸多方面，實際上是想要回答「趙宋王朝是個怎樣的政權」「普通宋人呈現出怎樣的精神面貌」這類問題。本書其他章節不可避免也會或多或少涉及這個問題，這裡集中起來談只是為了讓答案變得更加清晰——政治結構會嚴重影響國民性格，統治退步必然誘發道德退步。在一個以特權治國的時代，在一個以維持內部控制和汲取力度為要務的時代，在一個官府想盡辦法推卸社會救濟責任的時代，普通宋人會養成慕權慕強的國民性格，實在不足為奇。
第九章談的是歷史記憶，也是全書的收束。《東京夢華錄》裡的寶馬香車與雕梁畫棟很迷人，但再迷人，也只是爛遊疊賞的官宦子弟對帝都昔日繁華的追憶。官宦之後的歷史記憶無法等同於普通宋人的歷史記憶。普通宋人無力記錄自身命運，也無力解釋自身命運，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關懷這些沉默者的命運，正是歷史研究者和寫作者應該關注的命題之一。

二
總體而言，本書無意頌揚宋朝的偉大，也無意讚美兩宋的明君賢臣，更無意討論宋朝是不是中國近世的開端這個問題，而更願意這樣一個問題：就被統治者即普通百姓的命運而言，宋朝的出現意味著什麼？它相比前代有哪些變與不變？
有些變化很大。比如，兩宋廣義人頭稅的徵收力度較之前代已大幅削弱，民眾的生育意願獲得了大解放；再比如，兩宋不立田制，朝廷不再以暴力手段干預田畝的市場流通，這也是生產力的一次大解放。只是，這些變化既不能視為兩宋政府的制度創新，也不能視為兩宋政府的歷史功績——因為決策權長期掌握在官府手中，許多人或許已習慣於將社會的改良與進步歸功於衙門；也因為臣民實在做得太久，許多人或許也會真以為自己是皇帝養活的。實則兩宋廣義人頭稅負擔的削弱與不立田制的出現，皆非偶然，而是唐朝中後期實施兩稅法的必然結果。而唐朝政府之所以實施兩稅法，又是因為不受制約的官權力與租庸調制度結合，已將唐朝百姓逼至極艱難的困境。百姓紛紛兩害相權取其輕，拋棄了田宅家園，拋棄了年邁的父母，寧願如無根浮萍般去做逃亡者，也不肯再做唐王朝的編戶齊民。消極抵抗也是抵抗。在官權力不受制約的時代，在民意缺乏力量轉換機制的時代，消極抵抗更是最後的抵抗，也是最有力的抵抗。不是皇帝們發了善心，而是普通民眾的消極抵抗逼著皇權在賦稅制度與田畝制度上做出了改變。皇權願意改變，不過是因為做出改變有助於延續政權壽命罷了。
政權的統治模式是影響民眾日常生活面貌最重要的因素。當趙宋政權的賦稅徵收不再以人頭稅為主，而轉以田畝稅（資產稅）為主時，很多事情都會發生變化。主戶們（在農村有田產或在城市有房宅店鋪者）不敢求富，客戶們（在鄉村為人傭耕或在城市被人雇傭者）變成了更自由的打工人，鄉村裡出現了草市，城市裡湧入了市民，如此種種，皆是統治模式與汲取模式變更後的產物。然而，種種變化之外，秦制這個基本底色沒有變。趙宋政權仍以官僚集團和軍隊為統治基礎，其皇權與官權仍然不受制約，其施政仍以控制與汲取而非提供公共服務為第一要義。換言之，兩宋的變化只是統治技術層面的變化，它仍然是一個典型的秦制政權，與之前和之後的朝代並無本質區別。
敘述這些變與不變，不可避免會有許多針對趙宋政權的批評。或許會有人認為這些批評太過苛責，是在用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其實，站在普通民眾即被統治者的立場，而非站在帝王將相的立場，去審視統治者的施政，去審視時代的進步與退步，是中國文化古已有之的傳統。早在先秦時代，老子便以「聖人」（即統治者）為批評對象，要求他們收斂自己的欲望，收斂其實踐所謂「雄才大略」的衝動。老子深信只有「為無為，則無不治」，「聖人」不折騰，民眾才能過上好日子。孔子也常以統治者為批評對象，要求他們「克己復禮」，克制欲望約束自己，儘量不要去做折騰百姓之事。孟子更是旗幟鮮明地主張民貴君輕，以百姓生活得好不好作為評價君王的終極標準。太史公撰寫《史記》點評帝王，同樣將施政是否有利於民生放在了首位，同樣厭惡統治者的「雄才大略」，更欣賞安靜無為之君。所以他才會既在《史記》裡如實記載呂后伏殺韓信、毒殺趙王、虐殺戚夫人等諸多殘忍變態的事蹟，又在「太史公曰」裡對呂后不吝讚美之詞：

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在太史公的認知裡，長達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呂后時代，漢帝國百姓能過上稍好一點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與呂后幹了什麼，而是他們沒有幹什麼。所謂「垂拱」，所謂「政不出房戶」，所謂「刑罰罕用」，皆是指統治者不搞事。統治者不搞事，便是最大的好事。太史公有史德，不會漏記呂后在高層政治鬥爭中的殘暴與變態。太史公也有史識，故而在評價呂后的歷史功過時，更在意她的「政不出房戶」讓普通民眾獲得了喘息的機會。
可以說，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而非代入秦皇漢武這些統治者的角度去審視歷史與現實，是中國早在先秦兩漢時代便已成型的文化基因。留存普通人的輾轉騰挪，廓清普通人的命運浮沉與權力施政的關係，當然要有批評。支撐這些批評的標準古已有之，不存在苛責古人的問題。遺憾的是，上述文化基因在後世不斷遭到污染，已變得面目全非。為了將自己打扮成英明神武的救世主，秦皇漢武們啟動了一輪又一輪文化閹割，消滅了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知識分子，長期致力於將天下讀書人統統培養成條件反射式要與皇權共情的畸形種。故而才有梁啟超於清末劇變之際幡然醒悟，痛斥中國傳統史書只見一家一姓不見民眾，只見統治者而不見被統治者，實可謂無史。
筆者從事歷史寫作已有十餘年，常被問「你最喜歡歷史上的哪個時代」「你最想穿越到哪個朝代」這類問題。實則所謂時代不過是歷史寫作的剖析對象，無所謂喜歡或者不喜歡，兩宋自然也是如此。書寫歷史是在朝後看，朝後看的目的絕不是要製造一個存在於昔日的美好幻象，而是要從那來路中看到經驗與教訓。史學起源於現實關懷，不斷地朝後看，是為了更好地朝前看。

諶旭彬
2024年3月寫於海淀北下關

＊注：自秦漢至明清的兩千餘年，有稱之為封建時代者，也有稱之為帝制時代者，還有稱之為東方專制主義時代者。筆者更願意用「秦制時代」來概括這一歷史階段，一如譚嗣同所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筆者對於秦制時代的定義 與分析，可參見拙作《秦制兩千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二一年出版）。

＊注：將宋朝視為中國近世的開端，始於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一八六六—一九三四），其在二十世紀二○年代進行了系統性的闡述。內藤參考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分期法，將唐代視為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將宋代視為近世的開端，分界的重點落在「貴族政治的衰顏和獨裁的興起」。內藤湖南的區分法曾產生很大影響，但當代很多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已不認同這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