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三冊：從友好的鄰人到對立的敵人－日本人眼中的朝鮮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簡介

池內敏
　　一九五八年生。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肄業，文學博士。現任名古屋大學教授。專攻日本近世史、近世日朝關係史。主要著作有：《近世日本與朝鮮漂流民》（『近世日本シ朝鮮漂流民』，臨川書店）、《大君外交與「武威」》（『大君外交シ「武威」』，名古屋大學出版會）、《薩摩藩士朝鮮漂流日記》（『薩摩藩士朝鮮漂流日記』，講談社選書métier）、《竹島──另一種日韓關係史》（『竹島──パよチシコソ日韓関係史』，中公新書）、《絕海的碩學──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絕海ソ碩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大學出版會）等多部著作。

譯者簡介

林美琪
　　於出版界工作多年，現為專職譯者。對翻譯工作一往情深，嗜譯小說、散文，樂譯勵志、養生等實用書，享受每一趟異國文字之旅，快樂筆耕。

書籍目錄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大君的外交
第二章 「武威」之國
第三章　元祿竹島事件
第四章　漂流與遣返
第五章　謊報出身地的漂流民
第六章 人與人的交流
第七章　繪畫與器物
第八章 史實與改編
第九章　十九世紀的鬱陵島
第十章　竹島納入日本領土
第十一章 韓國皇太子訪問鳥取前後
第十二章　關於「鮮人」的考察
第十三章 細井肇翻譯的《海游錄》
終章 「鎖國」與朝鮮觀

後記
參考文獻
年表

推薦序/導讀/自序

前言
「鮮人」與「朝鮮人」
「北鮮」、「南鮮」以及「鮮人」這些詞彙，常被視為對朝鮮與朝鮮人帶有蔑視的用語，即所謂的「蔑稱」。這些詞彙曾被認為是在一九一○年韓國被日本合併之際，由統治者所創造出來的「支配者語言」。於是，像「滿鮮」、「渡鮮」等用法，也可解讀出某種鄙視之意，進而以是否使用這些詞語，來衡量一個人是否帶有歧視朝鮮的觀念。
另一方面，在整個殖民統治時期，即使是「朝鮮人」、「韓人」這類看似中性的詞語，也往往帶有蔑視意味。我們不妨看看以下這段文字（畫線部分為引用者所加，若無特別註明，以下皆同）：

某日，我難得有了空閒，在星野的帶領下走進韓人街。幾乎家家戶戶都是朝鮮人開的小店。忽然，我看到一家店門口，有日本小孩與朝鮮小孩正在用半日語半朝鮮語交談玩耍。仔細一看，那其實是家日本人經營的小店，店裡陳列的東西也如同朝鮮人的店鋪般貧窮破舊。不過商品擺設比朝鮮人還來得整齊些，略顯不同風味。店內坐著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穿著髒兮兮的日式衣服，束著細細的腰帶。她左手拿著一面小鏡子，右手則用梳子整理沾滿灰塵的頭髮，那是個髮根垂下的「蝴蝶髻」。星野皺著眉頭說：「變成這樣的話，日本人反倒被朝鮮人化了。」但我環顧四周，在這個朝鮮小城，無論所見所聞，全都充滿朝鮮風情。日本人也過著與朝鮮人一樣骯髒貧困的生活，然而他們仍穿著日本服裝、綁著日本式髮型，在灰塵滿布的環境中梳整頭髮。因此，我並未完全相信星野的說法。

這是高濱虛子於一九一一年在《大阪每日新聞》等報紙上連載的小說《朝鮮》中的一段。文中雖反覆使用「韓人街」、「朝鮮人」、「朝鮮語」等詞彙，並未出現「鮮人」，但即使僅從這段描寫中，也能強烈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俯視朝鮮與朝鮮人的態度。小說中「朝鮮」的假名標註為「サよオモ」（teusen），而星野所說的「朝鮮人化」則標註為「ыпろ」（yoboka）。這裡的「ып」（yobo）也是當時日本人對朝鮮人常用的蔑稱。
此外，歷史學者喜田貞吉於一九二○年前往「京城日出小學」演講前，曾接到一項提醒：「請盡量避免使用『殖民地』或是『朝鮮人』、『鮮人』等詞彙，因為當地人會反感。」（喜田貞吉《庚申鮮滿旅行日誌》）。山田昭次也指出，農民詩人遠藤源一郎在一九二○年代後期的詩作與日記中，選擇使用「朝鮮之人」這種說法，避免使用「鮮人」與「朝鮮人」，這是因為他已意識到這些詞語蘊含的歧視意味。詩人秋山清也回憶道：「過去一直把『朝鮮人』這個詞當作侮辱來使用，然而戰後朝鮮獨立，本應理所當然要稱呼為『朝鮮人』的時候，我卻做不到，不小心說成了『朝鮮的人』。」因為這件事，他曾被中野重治嚴正指責，要求他應當正確地稱作「朝鮮人」。此外，在一場題為「日本文學中的朝鮮觀」的座談會中，四方博表示：「我們在戰前盡量避免使用『朝鮮』這個詞」、「即便戰後初期，說出『朝鮮人』時仍會感到抗拒，但如今已能毫無偏見地使用這個詞了。」這些談話，都清楚地呈現出戰後初期日本社會對「朝鮮人」一詞的使用抱持著某種猶豫的氛圍。
前面提過的山田昭次也曾指出：「『朝鮮人』這個詞原本並非歧視語，但在近代日本，它卻轉化成了歧視性用語。」而中野重治的言論也同樣明確指出，「朝鮮人」這個詞本身並無歧視意涵。可見，是圍繞這個詞的社會語境，使它最終染上了岐視的色彩。
缺乏對蔑稱的自覺
日本人於殖民地時期普遍使用的針對朝鮮及朝鮮人的稱呼，隨著時間流逝，已逐漸失去了對這些詞語為蔑稱的意識。這種「不自覺的使用」甚至延續到了戰後。有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經常被人們提起的岩波書店出版的《廣辭苑》所引發的爭議。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五年《廣辭苑》初版將「北鮮」、「鮮人」列為詞條。後來，由於外界的抗議，到了一九七○年秋天發行的第二版第四刷中，這本詞典修改了「北鮮」詞條的內容，並且刪除了「鮮人」這個詞條。
針對這一修正，有人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廣辭苑》……僅為了從第二版第四刷中刪去『鮮人』二字，竟花了戰後二十幾年的時間。」或是指責說：「（岩波書店）長達十六年來一直在擴散歧視，卻從未試圖承擔責任。」然而，如果考察實情，對這個問題反應最快、也最為敏銳的「日本朝鮮研究所」，是在一九七○年7月才對岩波書店提出抗議，而岩波書店也在同年秋天的第二版第四刷中進行了修正。從時程上看，岩波書店的應對其實不算是怠慢。此外，日本朝鮮研究所對這個問題的察覺，似乎也不是早於一九七○年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關注的。既然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間，無人察覺《廣辭苑》存在這樣的問題，也無人提出抗議，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責難若只單單指向岩波書店，恐怕並不公平。
事實上，整個一九六○年代中，即便在日本朝鮮研究所發行的《朝鮮研究》期刊中，有論文使用了類似「鮮人」這類「蔑稱」，也從未引起問題或爭議。除了極少數例外，對朝鮮人蔑稱的敏感與關注，其實是從一九七○年代才開始逐漸浮現的。這股關注風潮的開端，應可追溯至一九七○年齊藤力所發表的兩篇文章：〈稱呼「北鮮」者的真面目〉以及〈《廣辭苑》所列「北鮮」詞條的錯誤〉。緊接著，內海愛子於一九七四年發表〈關於「鮮人」這個詞〉一文，延續這一波的反思與批判。
此外，一九三七年出生於高知縣的在日韓國人姜琪東（又作姜基東），曾於加藤楸邨主編的俳句雜誌《寒雷》發表一句作品：「鮮人敲著火盆，悲泣起來」。隨後作家李恢成致信指出：「使用『鮮人』這個詞並不恰當，即使字數超過了限制，也應寫作『朝鮮人』才對。」這首俳句刊載於一九七一年5月號，可以推知李恢成的批評也是在那個時候提出的。像這樣針對用詞的質疑與提醒，若非進入一九七○年代，是不太可能被公開提出的。包括「北鮮」、「南鮮」、「鮮人」，以及「滿鮮」、「渡鮮」這些詞語在內，曾在殖民地時期用來貶抑朝鮮人的歧視意涵，一度被人遺忘，直到一九七○年代才被「重新發現」而揭露出來。
《漂流朝鮮人之圖》
讓我們把話題轉換一下。一九九三年，當時在鳥取縣舉辦了中國五縣總務部長會議。會場選在仁風閣寶隆院，當時擔任鳥取縣總務部長的片山善博（後來成為鳥取縣知事，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便思索：是否能在寶隆院的「床之間」中懸掛一幅合適的掛軸，為會議增添些許象徵性？片山善博向鳥取縣立圖書館館長濱崎洋三（已故）請教，濱崎洋三便推薦了館藏中的《漂流朝鮮人之圖》掛軸。片山善博採納了建議，將這幅畫掛在寶隆院中。他後來回憶道：「當時鳥取縣正打算以面向日本海的視角，展開環日本海時代的各項發展策略，而這幅畫，正好象徵這樣的方向與精神。」這幅掛軸的內容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描繪文政二年（一八一九年）有十二位朝鮮漂流民漂流至鳥取藩領的畫像；二是其中一位名為安義基的漂流民，寫給鳥取藩士岡金右衛門的漢文感謝信；三是安義基以韓文記述的漂流經過。對此，濱崎洋三表示：「比起單純畫工精緻、藝術價值高的作品，我更希望挑選一件在內容上更適合總務部長會議精神的掛軸來展出。」片山善博也補充說道：「自近代以來，日本與韓國之間的關係一直相當複雜且緊繃。但這幅掛軸展現了日韓交流的起點，我覺得其中蘊含一種將兩國關係引導至更好方向的可能性。」
如今已合併為一幅畫的《漂流朝鮮人之圖》，其實最初是分成三部分流傳的。它首次對外公開展示是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年）7月，當時韓國皇太子造訪鳥取，這三件作品才被裝裱成一整幅畫，並且首次公開亮相。這些在十九世紀漂流事件不久後所創作的圖畫與文字，原本已被塵封遺忘，直到韓國皇太子來鳥取拜訪才展示出來，之後又再次沉寂，一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才由鳥取縣立圖書館進行修復並收進地下書庫。這段歷史，因為一次總務部長與圖書館長的簡單對話，而重回眾人眼前。這也是「遺忘與重現」的一個具體案例。而這種「重現」，總是需要背後的契機與脈絡。對於「朝鮮」的觀點與想像也一樣，那往往取決於表達者當時所處的背景與立場。換句話說，某種觀點若出現於某個時期，也未必會原封不動地流傳下去。
日韓交流的源流調查
隨著「漂流朝鮮人之圖」重新浮現於世人眼前，一項尋找畫中那十二位朝鮮漂流民後代的調查行動也悄然展開，就是鳥取縣所推動的「日韓交流源流調查計畫」。一九九四年11月，時任總務部長的片山善博與圖書館長濱崎洋三，率先前往韓國慶尚北道蔚珍郡，也就是這些漂流民的故鄉，展開實地調查。此後，相關地區的資料調查也陸續進行著。濱崎洋三回憶這項事業的起點時曾說：「如果感謝狀上的收件人岡金右衛門與安義基船長的後代能在鳥取重逢，不僅會讓這幅掛軸的價值大增，更將象徵這件文物牽起跨越一百八十年的相逢，有助於深化今日日本與韓國，甚至江原道與鳥取縣之間的情誼。」
一九九六年，濱崎洋三在任上與世長辭。之後在一九九九年，片山善博就任鳥取縣知事，這項事業也由縣政府持續推動，成立了「連結二十一世紀的日韓交流源流探究檢討委員會」，正式延續原有的調查計畫。二○○○年4月，由時任總務部長的平井伸治（現任鳥取縣知事）擔任團長，第三次造訪蔚珍郡的調查也順利展開了。參與這次行動的?本敬司（當時為鳥取縣立博物館學藝員）如此回顧道：「雖然我們這次仍未能確認那十二位漂流民的後代，但一些具體的歷史資料與後續的調查方向已逐漸明朗。在調查過程中，各地民眾對鳥取縣這項努力都表達了高度的關心。我也能感受到，韓國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日韓交流的重要性。這次的經歷，讓我更加喜歡韓國了。」
本書的視角
本書以江戶時代的日朝關係史為核心，探討自十六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段時期中，日本人對朝鮮的觀感是如何展現、轉變與發展的。起初，筆者原本是以「日本人對朝鮮觀念的歷史性形成」為構想出發點，但在深入研究後，我認為將前近代的身分制社會下的朝鮮觀，與近現代實現了形式上四民平等後的朝鮮觀直接連接，並不恰當。因此，與其稱之為「歷史性形成」，不如將重點放在探討「不同時代下，其觀點表現形式的差異」。基於這樣的考量，本書的敘述並非嚴格依循時間軸展開，而是盡可能以各章自成一格、彼此獨立的「類專題集」形式呈現。更重要的是，本書不將日本人的朝鮮觀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認知，而是當作一種隨時間而變化（被遺忘、又重新被發現）的歷史現象來理解，同時也關注它在不同地域所呈現的差異。這樣的觀點，正是筆者長年研究近世至近代日朝關係史的累積成果所孕育出來的視野。本書也試圖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整理並以「日本人對朝鮮的觀感」為核心視角進行闡述。除了終章外，讀者可從任何一章開始閱讀，並不會影響理解。
近年來，我們時常看到一股風潮，無視歷史學（文獻史學）的基礎方法論，隨心所欲地談論歷史。這種現象的特點是：人們根據自己偏好的劇情來排列史料，並將論點導向他們事先期待的結論。在這樣的趨勢中，往往潛藏著一種錯誤認知：認為不需要經過專業訓練，任何人都能輕易地讀解與詮釋史料。這種對專業性的輕視，也與整體社會對人文學科的輕視相呼應。本書的敘述雖不必然依循時間順序展開，卻是透過歷史學的閱讀與詮釋，逐一確立其內容的。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大君的外交
日本國大君
在十七世紀前半，東亞各國致德川將軍的外交文書中，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都稱呼為「日本國王」。然而德川將軍本人在對外的文書中，從不自稱為「日本國王」，而是一直使用「日本國源某」這樣的稱號。這個稱號最初是在足利義持時期，為了對朝鮮自稱而創造出來的，到了江戶初期，也逐漸用於面對其他國家的場合。從外交上來看，各國稱德川將軍為「日本國王」，顯示出日本在客觀上仍被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之中；而德川將軍自己不使用這一稱號，則被視為一種主觀上對中國體制的自我區隔或自立的宣示。
當時，「將軍」這個稱呼，「在中國是中下級官職（於漢唐為中下之官）」（林羅山、林永喜）之意，因此被視為不適合作為對外名號。於是從寬永十二年（一六三五年）開始，德川幕府選用了全新且與中國王朝官職無關的外交稱號──「日本國大君」或簡稱「大君」。德川將軍本人仍稱「日本國源某」，而外交對象則稱之為「日本國大君」，這種不對稱的稱號制度，一般認為是一種偏離當時東亞國際秩序慣例的外交形式。
「日本國大君」、「大君」這些稱號，正是在日朝關係的歷史脈絡下，於寬永十二年所制定的。不過，要注意的是，德川將軍本人並不這樣自稱，而是由外交對象、幕府老中、大名等在提及德川將軍時所使用的。除了一六四四年至一七一四年間與琉球王國的外交中偶見「大君」的使用之外，這個稱號主要還是用於日本與朝鮮的交流上，這也正是它最具代表性的特徵。
另一方面，在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佩里的書簡中所附的中文翻譯文中，出現了「大君」這個稱號。這是因為幕府自嘉永三年（一八五○年）起編纂外交文書集《通航一覽》時，再次確認並使用了「大君」這個稱號。從締結和親條約的時期開始，「大君」稱號在與朝鮮的往來中依舊按照既有的用法使用；但在與西方列強的外交上，則被重新定位為既可用來自稱，也可用於他稱的稱號。「大君」一詞誕生於十七世紀前半，原是為了符合當時日朝關係所創造的稱號。到了日本開國之際，它被賦予了作為外交名號的廣泛適用性，然而隨著幕府的瓦解，最終也被棄置不用了。
關於「大君」稱號的意涵，在超過二百年的江戶時代中，歷經了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多種詮釋。這些詮釋上的搖擺，有時也為當時的外交體制投下細微但不無影響的漣漪。例如，自文久二年（一八六二年）至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間擔任駐日英國公使的外交官薩道義（Ernest Satow），就在著作中這麼寫道：「關於『大君』的稱呼，當時英文使用的是『His Majesty』（陛下），與我們英國女王同列為平等地位。但在日文譯文中，卻譯為與『Highness』同義的『殿下』。若將大君與英國女王視為同等，那麼英國的國家元首便等同於地位在天皇之下的存在。」、「後來我才得知，『大君』這個詞原本就是與天皇同義的。」（薩道義《一名外交官眼中的明治維新》上，第十四章，?田精一譯，岩波文庫）
薩道義之所以會這麼書寫，是因為他派駐日本之際，正值日本的外交權（例如締結與批准條約的權限）逐漸從幕府移交至天皇手中的過渡時期。因此，他的敘述反映了當時權力轉移的脈絡。但須注意的是，「大君」這一稱號是在近世初期創立的，那時天皇完全沒有外交實權。像薩道義這種將大君與天皇地位混為一談的想法，在「大君」初創時是完全不存在的。試圖以後代的眼光解釋前代的歷史資料，這種做法已偏離了歷史學應有的方法。我們首先應該回到「大君」這個稱號誕生的時代，根據當時的歷史事實與常識，來探究它產生的背景與真正的意涵。
日本國王與日本國源某
關於為何德川將軍特別在對朝鮮的外交往來中不自稱「日本國王」，人們常引用江戶初期外交僧人以心崇傳的記述作為說明依據。
以心崇傳曾寫道：「『王』這個字，自古以來在對高麗的外交文書中從未使用。那是因為從日本的立場來看，高麗屬於戎國（西方的野蠻之國）。日本之王與高麗之王並無書信往來。」（《異國日記》一六一七年九月四日條）基於這段史料，後人推測當時日本確實有將自身地位視為高於朝鮮的意識。再進一步看來，以心崇傳這番「不使用『王』字」的說明，也被認為是近世日本對朝鮮觀念固定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然而，關於「日本之王與高麗之王並無書信往來」這句話，也有人解釋為「天皇不與朝鮮國王通信」，但其實以心崇傳的本意是：「兌長老（西笑承兌）所撰的外交文書是依據歷來先例所寫，既然從未有使用『王』字的慣例，自然不會使用。」室町時代的武家外交多由五山禪僧負責，而十五世紀中期編纂的《善隣國寶記》，正是這類外交活動的結晶。從戰國時代到江戶初期，武家的外交實務由西笑承兌承接，之後又傳承到了以心崇傳。而以心崇傳也有一本重要的參考文獻，那就是《善隣國寶記》。所謂「依據歷來先例所寫」，指的正是參照《善隣國寶記》來起草外交信函。
查閱《善隣國寶記》中所載，室町將軍與朝鮮國王的往來文書中，無論是將軍自稱或朝鮮方的稱謂，都從未出現「日本國王」這一用法。將軍的自稱為「日本國源某」，朝鮮對他的稱呼則為「日本國殿下」。另一方面，在室町將軍與明朝皇帝之間的往來文書中，發信人與收信人所使用的稱謂，分別為「日本國王臣某」與「日本國王源某」。舉例來說，在明宣德皇帝下達給足利義教的敕書中，有「你的父王道義（足利義滿）む爾父王道義め」的字句，從這一點就可明確看出，「日本國王」指的正是室町幕府的將軍。
因此，這句「日本之王與高麗之王並無書信往來」，意思是：從來就沒有將軍以「日本國王」的身分，與「朝鮮國王」互換外交文書的先例。換言之，正是基於這樣的歷史前例，以心崇傳才會說明：「自古以來，外交書信中從不使用『王』這個字稱呼高麗，因為高麗被視為比日本低一等的夷國。」「日本之王與高麗之王並無書信往來」這句話是在元和三年（一六一七年）朝鮮通信使（回答兼刷還使）停留伏見期間所寫的，當時正值德川秀忠擬定回覆朝鮮的國書之際，由此可見，以心崇傳的認知也的確為幕府高層所共享。不過，儘管這一點顯示了當時日本確實存在一種將自己置於朝鮮之上的優越意識，但我們也不能就此斷言，在所有外交領域中，這種意識無所不在、完全主導一切。
對等外交的風貌
在十七世紀初，自安南國（今越南）寄來的外交文書中，發信人的頭銜使用了「大都統」等「較為謙遜」的稱號，而未使用「國王」一詞。對於收信人方面，文書中則出現如「日本國內太宰執原王」、「日本國源王」、「日本國國王」等不同說法，雖然都包含「國王」一詞，但表達方式多樣。而在年號方面，越南使用的是其本國特有的年號，甚至在部分數字書寫中，也使用了越南特有的國字。另一方面，日本與暹羅（今泰國）之間的外交往來，則可明確分為兩類：一是國王層級之間的文書往返，二是相當於部長級官員間的往來。舉例來說，有一封致日本老中土井大炊頭利勝的文書，發信人署名為「暹羅國王握雅西潭麻喇」。其中「握雅西潭麻喇」實為一種官職稱號（即朝廷授予的名號），指負責從各地徵收稅金的高官，因此，這位發信人實際上並非國王本人，而是閣僚級的官員。此外，該文書中所使用的年號，不是泰國本土的年號，就是以干支紀年。而日本自「大君」號建立後，向朝鮮發出的國書中，會自稱「日本國源某」，使用日本的年號；相對地，朝鮮發出的國書中，則自稱為「朝鮮國王」，並以「大君」作為對日本將軍的尊稱。至於所用年號，一六四四年以前採用的是中國明朝的年號，之後則改為僅使用干支紀年。
從這樣的交流方式中，可以看出幾點。首先，比起「必須互相以『國王』的稱號來往，才算是對等外交」的觀念，更能看出的是，各民族在保持民族自覺（尤其是從中國獨立的意識）的同時，也會各自使用本民族的稱號、年號與文字來進行交流，而這同樣被視為對等外交。這點在日本與暹羅的交流中尤為明顯：國王層級之間交換文書，閣僚層級也各自對應地往來文書，雙方在階級上盡可能尋求對等，也成功實踐出來。在首度迎接朝鮮通信使並開始使用「大君」稱號時，江戶幕府甚至詳細調查了使節團中每位官員所持官位的高低，這便是為了在各階級之間也維持對等外交禮儀而做的準備工作。
另一方面，正德五年（一七一五年），幕府藉由是否持有由其頒發的「信牌」來規範長崎的貿易行為。當時有中國商人持有日本頒發的信牌，引發清朝方面的不滿。在這場爭論中，有關年號的使用也引起討論，留下了以下的記載：
若是商人背離朝廷而依附他國，並使用外國的年號，這絕對是不容許的……。然而關於年號，既然各國各地自有其年號，如果信牌是在當地發行的，那麼記載當地的年號也不是無理之事。（關於廣東船頭李韜士的故事記錄，《華夷變態》下）
這段話一方面反映了當時普遍認為，使用外國年號象徵著「依附他國」的觀念；但另一方面也承認，在國際社會中，各國自有其年號，在該國發行的文書中使用該國年號，本是理所當然之事。依照這樣的理解來看，前面提及的日本與安南、暹羅、朝鮮等國的外交往來，其實都不應被視為存在著上下從屬關係。因為日本並未強制對方使用日本的年號，對方也同樣未要求日本採用其年號，雙方尊重彼此主權，正是一種實質的對等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