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商品簡介

內容簡介
第一部從白團幹部視角書寫的白團史

剛剛戰敗的日本帝國軍人為什麼願意來到台灣援助蔣介石政權？
古寧頭大戰真的是靠日籍參謀打贏的嗎？
白團究竟對於戰後台灣的國防建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被台灣政府視為禁忌的白團史裡面有多少悲傷的故事？

蔣介石的一生，可以說是與日本有著切也切不斷的「緣份」。這並不只限定於蔣介石個人，而是生在那個激動時代的中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無法不去面對、時時刻刻來自鄰國日本的「時代的邀請」。
在蔣介石的人生中，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出當時日本與中國關係的顯著投影；因此，作者野島剛認為：研究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就等於是探索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而在這當中，最能特別體現出橫跨在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名為「學習與克服」這一橋樑的事物，正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由日本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團，白團。
野島剛從近年公開發表的《蔣介石日記》為起點，鍥而不捨探索散落台灣、美國、日本三地的龐大史料，透過對相關人士的緻密取材，忠實呈現「政治家蔣介石」最真實的面貌，以及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實際活動的情況。

目次
序章 病榻上的前陸軍參謀

第一章 蔣介石是怎樣的人？
1. 空前絕後的日記
2. 在因緣的土地上
3. 兩度的日本體驗

第二章 岡村寧次為何獲判無罪？
1. 身為「中國通軍人」的岡村
2. 「以德報怨」演說與協助國民黨
3. 如果岡村被判處死刑的話……

第三章 隱藏在白團幕後的推手
1.曹士澂檔案
2.環繞著「螞蟻雄兵」的種種
3.關鍵人物•小笠原清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1.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
2.古寧頭戰役之謎
3.儼然「軍師」般的存在

第五章 他們所留下的成就
1.奇貨可居的敗北者
2.在圓山的日子
3.模範師與總動員體制

第六章 戶梶金次郎所見的白團
1.軍人的肺腑之聲
2.不只是理想與理念
3.解散的預感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1.東洋第一的軍事圖書館
2.「調研第00號」
3.服部機關的影子

第八章 「白團」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歷史？
1. 白團的存在應當被攤在陽光下嗎？
2. 楊鴻儒的悲劇
3. 日中台與蔣介石，以及白團

尾聲　溫泉路一四四號

稍微有點長的後記
參考文獻
關連年表
索引

選文

《最後的帝國軍人》台灣版序

在這篇序文的開頭，我想先坦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台灣史的複雜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劇意涵，對於像我這種站在外部研究台灣的人而言，實在充滿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對於受大和民族壓倒性的支配、走在「萬世一系」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線性歷史軌跡上的日本人來說，在台灣這個並不算大的島嶼上，那充滿著民族、族群、政治勢力、外國（當然也包括日本）彼此糾結交織關係的近現代史，確實是令人由衷感到驚歎不已的。
在我看來，白團的存在，正是這種台灣複雜性的象徵，而受到這種複雜性所深深吸引的我，在萌生的求知之心下所誕生的成果，正是這本《最後的大隊》。
台灣，在今年正逢開戰一百二十週年、蔚為話題的甲午戰爭中，隨著清朝遭到擊敗，被納入了日本的掌中。對於這樣的清朝感到失望、投身革命的年輕蔣介石，從日本學習了相當多的事物。爾後，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與日本交戰，並打敗了日本，但隨後卻又遭到毛澤東擊敗，狼狽地逃到了從日本手中收復的台灣島上。就在這種局勢下，以台灣為據點的蔣介石，為了抵抗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攻勢，從日本號召了過去曾與自己交戰的舊日本軍人，並將重建一度土崩瓦解軍隊的重責大任託付給了他們。
這種充滿著層層矛盾的關係，究竟該從何開始釐清才好呢？白團的存在，或許正是解開這層迷霧的最佳素材吧！
正因為其間的關係是如此錯綜複雜，所以解明的作業也相當耗時費力。我對「白團」這個名稱有些神祕的集團產生興趣，是始於二○○八年夏天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發現了許多有關白團的記述，於是下定決心，要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可是，隨著調查工作的日益深入，我所涉獵的範圍已經不止於白團活動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還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這五年間，甚至一路回溯到中日戰爭，乃至於辛亥革命；在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一邊收集資料，一邊也反覆進行著相關的訪談。
在這樣的作業之中，我最後所探尋得出、有關這一切的原點是：近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這就是本書最後得到的結論。
我很清楚在台灣，有關蔣介石的歷史與政治評價一向是相當敏感的主題，不過我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對蔣介石做出正確的理解，不只是對台灣、對日本乃至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也都是相當有助益之事，而這部分的工作，以現在的狀況而言，不過是剛剛起步罷了。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對於蔣介石的研究，正以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開展。在這各方面的優秀人材不斷努力踏出的步伐當中，我希望自己的這本作品，能夠成為這廣大洪流的一部分，為正確理解蔣介石的重大任務略盡微薄之資。更進一步說，能夠讓對蔣介石理解最深的台灣人閱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同時也是相當嚴格的試煉，令我不禁感到誠惶誠恐。但願書中描寫有關白團的過往種種，能夠多多少少喚起台灣的人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的求知與好奇心，這是我由衷的期盼。
本書在日本付梓的時間，是二○一四年的四月。或許是相當的巧合吧，就在同一時間，日本與台灣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白團顯彰會」；顯彰會初次的活動是在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舉行對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也就是白鴻亮的逝世三十五週年追思儀式。而在這之前，他們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中邀請了我，以及在本書中也有登場的陳鵬仁先生擔任講師，就白團的相關內容發表演講。和本書的刊行幾乎有志一同的顯彰會成立一事，令我不禁感到緣分的不可思議。不只如此，在會中，有許多原來彼此互不相識的白團成員遺族從日本前來參加活動，他們一方面互相確認父親生前的活動，同時也彼此進行交流；在這過程中，筆者之前為了本書取材而蒐集的白團成員住所與電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於自己多少能夠為我取材的主題——白團的成員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我個人感到相當欣慰。
關於白團幹部的實際情況，我這本書還有許許多多未能道盡的部分。包括我手邊所擁有的戶梶金次郎日記等資料，以及留存在國防大學裡，「富士俱樂部」尚未整理的龐大資料與藏書，雖然不知對於後世的研究是否真能有所幫助，但我希望今後能為這些史料的系統性保存與整理，繼續盡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書是我的第五本作品，就台灣譯本而言則是第四冊，同時也是聯經出版的第三冊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這本《最後的大隊》是我寫過篇幅最長、耗費時間最多，同時也是最殫思極慮的作品。
關於本書的刊行，我想在此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多所關照。對於他們溫暖與寬容的態度，以及盡可能配合身在海外的筆者我諸多任性的要求，請容我在此由衷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情。同時，對於譯者盧小姐力求正確且謹慎的工作精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
時值台灣版刊行之際，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採訪的現場」、「執筆的現場」，更是「讀者們生活的現場」，這是我最深的體悟。

序章 病榻上的前陸軍參謀

糸賀公一
在東京都國立市老人療養院的一張白色病床上，這位前陸軍參謀正等著我的到來。
彷彿正在評斷眼前對象般的視線，不住緊緊纏繞著我；這大概是經常在衡量某些事物的人，固定會產生的習癖吧！
那是二○○九年的某個傍晚。當時，糸賀公一九十八歲，我則是四十歲。
「年號或是數字之類的，老實說我記不太起來了……」

面臨敗戰的三十四歲
糸賀公一於一九一一年，出生在出雲大社附近的島根縣簸川郡多伎町(現出雲市)，是家裡十一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子。他的父親是農會的會長，在地方上是相當知名的人物。
根據糸賀的長男—前富士銀行常董糸賀俊一所述，糸賀家原本是和歌山地方的鄉野武士，當時家族的姓是「糸我」，後來在南北朝時期隨同南朝作戰，轉戰於山陰一帶，最後輾轉來到出雲地區落腳，在這過程中才改姓為「糸賀」。
糸賀公一中學畢業之後，通過了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考試，從此開始踏上成為陸軍菁英的道路。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他以陸士第四十四期的身分入學，並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自陸軍大學畢業。因為他的身體有一陣子出了問題，所以在陸士擔任了兩年的戰術教官；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糸賀升任大本營陸軍參謀，並於第二年被派遣到滿洲，配屬在自馬來亞返回的山下奉文大將麾下，擔任對蘇作戰的第一方面軍參謀。
可是，隨著南方戰線的情勢日趨不穩，糸賀的任務也變了調。
「滿洲的兵器漸漸被抽調走，滿洲的陸軍也被抽掉了骨幹，對蘇聯作戰已經變成了不可能之事。於是我先是轉任到參謀本部，接著又被派到新加坡。」
糸賀在陸軍最後的職務，是以新加坡的第七方面軍參謀身分畫上句點的。當時第七方面軍的司令官，是在東京大審中做為A級戰犯被判處死刑的板垣征四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三月他升任中佐，八月戰爭便結束了。
之後，糸賀在新加坡負責與回歸當地的英軍之間進行斡旋，在樟宜收容所和戰犯們一起渡過了兩年。據俊一先生所述，糸賀幾乎不曾提過他在新加坡的這段經歷，不過讓俊一先生至今印象猶新的是，父親曾經有過這樣的感想：「英軍那些傢伙的腦袋很好、也相當好說話，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讓人無法掉以輕心，因此必須時時保持警戒才行。」
復員之後，三十七歲的糸賀回到了故鄉島根縣，也回到了帶著四個幼子，一直等待他回來的妻子身邊。舊日本軍的解體以及公職追放（譯註：GHQ的統治政策之一，禁止戰犯、舊日本軍人、軍國主義者等人士從事公職。），讓糸賀半生積累的專業瞬間化為泡影。

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
接下來該怎麼過活才好？糸賀的心中一片晦暗。
「軍隊沒了、國家也沒了，再就職也不可能；要賺點錢的話，到底該怎麼做才好，真是頭大啊！……算了，就先從農夫開始做起，耕種自己的田地，想辦法努力活下去吧！」
身為長男的糸賀，肩負著擔起一家生計的重責大任。不只是妻兒，他的弟弟妹妹們，也都跟兒子俊一的年紀相差不了多少。
雖然之前幾乎沒有任何種田的經驗，不過糸賀生來就是熱心研究的性子，於是，只見他不知從哪裡弄來了當地特產無花果的新種子，接著便一頭栽進農業之中，最後總算維持住了一家的生計。
當糸賀在陸軍的學長小笠原清捎來訊息表示「希望你能到東京一趟，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時，已經是糸賀回到故鄉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五○年（昭和二十五年）的夏天。
小笠原清，正是日後以白團日本方面事務局長的身分，活躍一時的人物。他以最後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心腹中的心腹自居，日本敗戰之後，岡村停留在南京安排日本軍民的歸還，小笠原也寸步不離的追隨在側，將一絲希望寄託在中國；岡村回國之後，和蔣介石攜手共同推動白團的組成，而小笠原也做為岡村的股肱，為了白團的運作而盡力奔走。
對這個時候的糸賀來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只要有工作就謝天謝地了。於是他搭上了夜車，一路趕到東京和小笠原見面，而他從小笠原那裡聽到的，是這樣一個模模糊糊、細節不清的工作內容：
「希望你能前往台灣，幫助蔣介石和共產黨作戰。報酬當然相當優渥，只不過，這可能是份得賭上性命的工作唷！」
當時，已經有好些八卦週刊履履在報導所謂「台灣義勇軍」的話題。為了幫助蔣介石而前往台灣的前日本軍人—這樣一個有如痴人說夢般的計劃，居然會和我扯上關係？糸賀實在完全無法想像。
雖然糸賀之前曾在滿洲服勤過，但是嚴格說起來，他並不是那種通曉中國事務的所謂「中國通」。儘管如此，面對小笠原的邀請，糸賀只簡簡單單地回了兩個字：「我做！」
誠如小笠原話中的暗示，這份工作的報酬想必超乎一般的豐厚，而其中所蘊含的風險，糸賀自己也能清楚想像的到。然而，這些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簡單應允的主因。
據糸賀自己的估算，接下這份工作，一定能夠充分支應島根老家親人的生活所需，然而，比起家人的生計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正值身為軍人活力最旺盛的年紀，而這份工作，正是讓他竭盡半生所學的知識與經驗，重新發光發熱的最佳舞台。這種強烈的誘惑與魅力，才是讓他當下如此斬釘截鐵回應最大的理由。
糸賀是擬定作戰計劃的專家。來到台灣之後，他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密切參與了以奪回中國為目標的「反攻大陸計劃」的制定，同時也是白團於一九六八年解散時，最後留在台灣的五人之一。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在這個時期，有數百名陸海軍人員分別接受了小笠原以及其他白團發起人的徵詢，看他們是否願意渡海前往台灣，其中最後接受邀約的大約有一百人，實際混在貨輪裡面、偷渡到台灣的總人數為八十三人。
在戰後亞洲混亂的國際情勢中，綻放獨特異彩的地下軍事顧問團—白團，就這樣開始了它的行動。

驅策他們前進的動力是什麼？
然而，若是仔細想想，這些日本人明明與蔣介石在中日戰爭期間相互廝殺了長達八年之久，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卻又甘冒諸多風險，渡海協助蔣介石呢？是什麼樣的理由，讓他們非做出這樣的抉擇不可呢？反過來說，蔣介石又是為了什麼理由想要邀請日本人助陣，並將這樣的念頭轉化成實際層面的白團招聘呢？
要是讓做為反共作戰的一環、為了軍事援助而前來台灣的美國人發現白團存在的話，他們鐵定會大為驚愕、無法理解，並且做出激烈的反應，要求蔣介石把這些人驅逐出去吧！正因如此，至少在日本為美軍占領的這段期間，以及戰後的好一段時間裡，白團的存在一直都是極機密的事項，這也是理所當然的。
那麼，白團之所以持續這樣的地下活動超過二十年，其理由究竟何在呢？
有一種說法是，「為了報答蔣介石總統的恩義」。
日本投降當天，蔣介石發表了「以德報怨」演說；在演說中，他呼籲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進行和解、要善待日本人民，而後在處理日本問題的時候，他也力倡所謂的「寬大政策」。
蔣介石的寬大政策，包括了維持天皇制、放棄戰爭賠償，讓日本軍民在平和的狀態下離開大陸等等；正因為有感於蔣介石的恩義，所以這些燃燒著正義之魂的軍人，才紛紛渡海來到台灣—這個簡單易懂的故事，被大家當成了真正的白團故事，並且一直流傳了下來。
然而，追根究柢，戰爭也好、軍人也好，真的都只是照著這麼單純的心情與準則在行事嗎？這樣的故事，簡直就跟那些以縱橫滿洲的馬賊與浪人為題材的電影所描述的內容沒什麼兩樣，不是嗎？自從二○○八年筆者在公諸於世的蔣介石日記中，發現眾多有關白團的記述之後，這個疑問便始終盤旋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人類的社會，是由表面的原則、以及內在真實的想法所共同構成的。沒有表面的存在，則人也將無法繼續生存下去。世間一般將這種顯露於表面、冠冕堂皇的原則，稱為「大義」。我並不打算否認「報答恩義」這種使命感，是白團之所以採取如此大膽行動的原動力之一；但是，做為以調查事實為職志的新聞記者，經常思考「事情是否並非只是如此呢？」可以說是一種固定的習慣。為此，我不只想觀察白團強調「大義」的表面，更想發掘出隱藏在這種表面之下的「真心」。
這本書，正是在過去七年間埋首探尋蔣介石的「真心」、以及白團真實身影的筆者，將自身探尋的經歷歸納彙整，所寫下的一頁紀錄。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我去釣個魚
就在根本博在東京過著晴耕雨讀的退役生活之際，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名自稱為「李銓源」的年輕人。李銓源表示，他是國民政府傅作義將軍的使者，希望能夠邀請他「前往台灣指揮戰爭」。傅作義是曾經和根本直接交手過的敵將，兩人在戰後處理的過程中也有相當多的交流經驗；對根本來說，傅作義是一位在人品上相當值得信賴的人物。只是，之後證明，所謂「傅作義的邀請」云云，完全是一個捏造出來的謊言。（譯註：傅作義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向共軍獻出北京城投降。）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根本博扛著釣竿，說聲「我去釣個魚」之後便離開了自家，和陸士二十四期的吉川源三等八人，從東京車站一路前往九州。六月初，他們從宮崎搭乘小型漁船潛渡到台灣，但在途中遇上海難，幸好得到沖繩的美國海軍救援才倖免於難；雖然幾經波折，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成功到達台灣，並在台灣北部的基隆登陸。
然而，根本一行人到了基隆之後，卻一直聯絡不上台灣方面的接頭人員，於是他們又被員警給拘留了起來。直到一個月後，在湯恩伯將軍的斡旋下，根本等人才終於獲得了釋放。對於該如何處理這些突然造訪的不速之客，台灣方面也是大感頭疼，最後除了根本之外，其他的成員全都遭到遣返回日本，並由曹士澂負責收拾殘局。
當根本停泊在宮崎的事情曝光之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有關他的問題被提交到了參議院院會進行討論，而日本各界雜誌對於「台灣義勇軍」一事的推測，一時之間也甚囂塵上，結果就是潛伏在地下的白團計畫各相關人員，不得不暫時將神經繃得更緊，就怕發生什麼出乎想像的意外……

死守金門
根本在這一年的八月成為湯恩伯將軍的私人顧問，然而國民黨此時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局面。從上海到廈門，各重要據點陸續陷落於共軍之手，除了台灣以外，國民政府就只剩下金門、馬祖等寥寥幾個島嶼而已。為了保住反攻大陸的橋頭堡，蔣介石絕對不能失掉最接近廈門的金門島；然而，不管在誰看來，金門的陷落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共軍展開了對金門島古寧頭海岸的登陸作戰。最初，國民政府軍的防衛作戰，原本是考慮要在灘頭阻止共軍的登陸，但根據根本的手記，後來根本提出了建言，指出正面衝突將極為不利，於是整體的作戰計畫便改變為放共軍登陸，然後再加以殲滅的方針。
國民黨軍布署在離海岸有點距離的台地上，等到共軍登陸上岸之後，便集中全部的火力加以攻擊，而共軍卻似乎因為連戰連勝的緣故，顯得有些輕忽大意。結果，共軍整個陷入了一片大混亂，登陸用的舢板幾乎全被燒光，高達數萬人被俘虜，此次戰役最後便以國府軍的大勝利作結。
這場戰役對國民黨而言，簡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連戰連敗的國共內戰中，能夠取得這樣一場久久不曾見到的大市利，對於低落的士氣，可說有著相當大的鼓舞效果。同時，國府軍在金門島的勝利，也使得共軍被迫不得不重整對於台灣的攻勢，從而給國民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雖然這樣說或許有點結果論，不過之後隨著韓戰爆發導致美軍介入，並使中台分斷的形式固定化，但假使金門在這次攻勢中陷落的話，共產黨的「台灣解放」或許會在韓戰之前便已實現也說不定吧！
現在，金門仍然處在台灣的支配領域下；雖然緊張的情勢已經緩和許多，但它做為中台之間最前線的地位仍然不變。從這點來看，這場古寧頭之戰可說具有著極大的歷史意義。

根本博真的有提出「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嗎？
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湯恩伯和根本的友情仍然持續不變；當他在日本入院的時候，根本幾乎是每天前往湯恩伯的病床前探病。
既然兩人的關係如此親近，那麼若是湯恩伯在金門真的指揮了古寧頭之戰，那麼根本的貢獻，也就有很大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存在。然而，若是湯恩伯當時並沒有執掌戰役的指揮，那麼根本的貢獻，就很有可能其實只是他自己想像下的產物、或者是多方誇大的結果。
湯恩伯的軍隊一向以軍紀紊亂、統御無方，戰鬥力薄弱知名，就算在國共內戰中，也是連戰連敗。儘管如此，蔣介石對湯恩伯仍然不失溫情，將上海防衛戰的責任託付給他，然而湯恩伯卻又在那場戰役中，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更有甚者，當放棄福建省的重要據點廈門後，湯恩伯向蔣介石請求另派他人接替自己的司令官一職，結果卻被蔣介石用近乎斥責的語氣對他下令說：「直到最後，我都不會同意更換司令官，給我死守金門！」
於是，金門的防衛司令官仍然是湯恩伯，可是就在金門之戰達到最高峰的古寧頭戰役之前不久，湯恩伯的司令官位置，終於被胡璉將軍所取代。
根據有關金門戰役的報導文學《無法解放的島嶼》一書的作者、居住於金門的作家李福井所言，湯恩伯與胡璉的交接時間，正好與古寧頭之戰是重疊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當時的指揮權，事實上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況下。
根據李福井的看法，戰役的前半仍然是由湯恩伯所指揮，但在進行到一半之際，便由胡璉接手負起指揮之責。事後不久，胡璉一方便積極主張金門戰役的功績應當歸於他們這邊，但這樣的說法也引起了湯恩伯舊部的激烈反駁，雙方的爭論直到如今，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不過，在胡璉部下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及胡璉在受命指揮之際，曾在戰場上「與湯恩伯將軍的日籍顧問根本博會面」。由此可知，根本博當時人在金門戰場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對於他的貢獻究竟到什麼程度，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夠證明這一點。
二○一三年我走訪金門之際，李福井針對根本博的問題，對我提出了這樣的見解：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會根據湯恩伯將軍的影響力究竟到什麼程度，而產生出不同的判斷。儘管當時湯恩伯仍然是處在指揮官的位置上，但是實權卻已經移交到了部下手中，換言之，他不過就是個象徵性的存在罷了。根本這位日本人為了報答蔣介石總統的恩義而投身戰場，這是事實沒錯。只是，要說在他投身戰場的這段時間中，在古寧頭戰役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提出了「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以當時湯恩伯的影響力來考量，我想未必就有這樣的事。

在現今民主化的台灣，若是有著明確的史實，那麼不管當時的派系鬥爭有多激烈，要想完全否定乃至抹殺某一件事的存在，必定相當的困難。對於李福井有關根本的見解，是否就是最妥當的答案，我自己至今仍然抱持著疑問；為此，我衷心期待將來能夠發掘出更詳盡的史料，以確定這件事的事實所在。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前往國防大學
這裡是台灣北部的地方都市—桃園。天空中烏雲密布，陰鬱的感覺彷彿要讓人喘不過氣。在灰色雲層的縫隙間，不時可以看見朝著天空飛去的噴射機消失在雲端的景象。
從台北市內驅車前往，車程大約一小時左右的桃園，是台灣的大門—「桃園國際機場」的所在地。大概十年前左右，這座機場還因為蔣介石的緣故，被稱為「中正國際機場」。「中正」是蔣介石的名，「介石」則是他的字；在日本一般都以「介石」稱呼他，但在台灣的官方文件上，則都是使用「中正」。
在台灣，對蔣介石有好感、或是對他抱持一定尊敬的人，通常都會使用「蔣中正」或者「蔣公」之類的稱呼，而對蔣介石反感的人，則會傾向以「蔣介石」稱呼他。至於在中國大陸，稱呼「蔣中正」的人則是非常之少，基本上都是使用「蔣介石」。
一九九○年代，當搭乘從日本飛往台灣的飛機時，機內廣播都會傳出英語的「Chiang Kai-Shek International Airport」；「Chiang Kai-Shek」，也就是是「蔣介石」三個字的英語發音。
按照標準中國話的拼音，「蔣介石」應該拼成「Jiang Jei-shi」才對。事實上，「Chiang Kai-Shek」是粵語的發音；據說，由於當時從事革命運動的人以孫文為首，有很多都是廣東人，因此在用英語向海外介紹的時候，才會使用「Chiang Kai-Shek」這種發音法。
從桃園機場出發的計程車行駛沒多久後，便抵達了離桃園市中心有一段距離的國防大學大門口。
國防大學是台灣軍事教育的最高機構，也是陸海空軍菁英進修深造的教育場所。
門口的警衛再三檢查了我的護照和名片。當我從車上下來後，警衛便指示我先在門邊的會客室暫候一陣；過了大概三十分鐘後，一位身穿軍服的女軍官出現在我的面前。
「實在很抱歉，因為過去沒有媒體要求採訪那裡，所以準備花了一點時間……」
擔任嚮導的女軍官急忙對我低頭致意。我跟在她的身後，穿過國防大學巨大的正門；一會兒後，在她的帶領下，我來到了國防大學附設的圖書館。我們走進地下室，在一間沒有任何銘牌標記的房間前停下了腳步。
「因為這裡全都是日文資料，所以究竟要怎樣活用它，就連我們自己也不太清楚。也正因如此，裡面的資料，想來也是處於未經整理的狀態吧？雖然時間相當有限，不過還請您盡量自由閱覽；兩小時後，我會來這裡迎接您。」
女軍官用標準軍人作風的俐落語氣傳達完相關事項後，便立刻離去了。
走進房間之後，出現在我眼前的是整整三排的書架，以及滑軌式的書庫。這些完全沒有人碰觸過、長眠於此的資料，似乎是分成書籍和文件兩種形式，加以保存下來。

竭盡方法的探尋
儘管我根據小笠原的手記獲得了所謂「東洋第一軍事圖書館」的存在，並且透過台灣「國史館」內保存的資料，判明了它的細部內容，可是，當我更進一步為了調查這些資料是否如今仍存在於台灣，而和台灣國防部反覆進行接觸時，相關人士的回應，幾乎千篇一律都是「因為實在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們並不清楚」。
最後，給了我重要提示的人，是曾經擔任台灣大報《中國時報》記者，著有《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台祕史》一書，目前退下記者職位，在大學執教鞭的林照真小姐。
當我打電話到林小姐執教的大學向她詢問時，林小姐這樣對我說：
「以前，曹士澂將軍曾經告訴我『三軍大學持有相當多白團的資料』，可是，當我表達希望前往採訪的意願時，對方卻以『軍事機密』為由加以拒絕了。」
三軍指的是陸海空軍，現在它的名稱已經改稱為「國防大學」。
儘管國防大學是國防部的下轄單位，但當我向對方的公關部門提出採訪申請時，對方只回答說「我們會調查一下」，然後就無聲無息了。為了擔心催促過度，反而徒增對方的警戒心，於是我前去拜託一位對國防部有影響力、過去我曾經「幫過一點小忙」的台灣資深政治家，請他惠予協助。
結果，我確定了白團相關的資料確實存在於國防大學內。之後，透過那位政治家的斡旋，又歷經了好幾個月，我才終於得到國防大學的認可，得以在「兩小時之內」，對白團資料進行接觸。這就是本章初始，我前往國防大學訪問的來龍去脈。

富士俱樂部的別名
富士俱樂部的真正面貌，終於呈現在我的眼前了—和我這樣的心境成對照的，是一片闃靜無聲的資料室，以及那些彷彿在書架上沉眠不語、由小笠原等人竭盡心血編纂而成，源源不絕送往台灣的資料。
正如前面所述，這些資料大致上是分成兩類加以保存，其中一類是書籍，另一類則是文書資料。
書籍是保管在三列朝著房間深處不斷延伸的書架上，其中日本發行的一般書籍占了大多數。這些書籍的刊行時間主要是戰前到戰後初期，主題包括了軍事資料、戰史、海外情報、中國情勢、俄國情勢等等，相當引人注目。其中也有《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的縮印版。
在這當中，和戰爭有關的書籍自然是壓倒性地多。我的目光停駐在參謀本部編纂的《明治卅七八年日露戰史》上；深邃的茶黑色封面，就這樣並列在書架上。
被派遣到台灣的白團人員，以國軍新銳與中堅的幹部培訓人才為對象，每天擔負著軍事教育的重責大任。我想，這裡的資料應該有很多都經過他們之手翻譯成中文，並且活用在教育之上了吧！
另一方面，在隔著走道、與擺滿書籍的書架遙遙相對的另一端，則是幾排移動式書架，上面擺滿了大量的白色卷宗。在這些卷宗的封面上，沒有寫著任何字樣；我試著抽出其中一份檔案、打開封皮，一行連續的編號頓時出現在我眼前：
「調研第○○號」。
如前所述，「調研」正是「富士俱樂部」的別名。這些編號從一九五○年代前期的一號開始，最終結束在一九六○年代的兩千幾百號。由於檔案處於雜亂未經整理的狀態，因此編號並沒有按照順序一路排列下去，比方說有時候前面是一○○號文件，再下來卻是一五○○號之類的。看樣子，它們應該是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整理了吧！
除了架上這些以外，究竟還有多少沒有寫上編號、也沒有擺放在這裡的檔案存在著？對於這點，我完全無法想像。我所能確定的只是，若是把一到兩千號全都擺進這座書架的話，那麼上面的檔案總數絕對不僅於此；恐怕，在這座書庫裡所收藏的，不過是全部資料的三分之一程度而已……

第八章「白團」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歷史？

日本鄉友聯盟會長
在白團的活動畫下句點之後，那些曾經屬於白團的人們，又是過著怎樣的人生呢？
迄今為止，有關白團的書籍，縱使對於他們在台灣時代的種種有著詳盡的記述，但對於他們回到日本之後的情況，則幾乎從未觸及過。然而，身處戰後日本的我，對於擁有白團這般特殊經歷的人們後來究竟是過著怎樣的生活，卻相當渴望能夠加以了解。
白團，是有如舊日本軍私生子般的存在。這些軍人們，將自己本應隨著一九四五年敗戰燃盡的尊嚴、夢想與知識，嘗試著移植到名為台灣的新天地；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對白團而言，一九四五年，並不是戰爭的終局。
我想，一定能夠找到某位參加過白團的舊軍人，將自己真正的戰後人生，也就是從在台灣的任務告終那時候起的種種，加以娓娓道來。於是，我試著從這方面著手，去探尋這抹「戰後」的身影。
當我在閱讀白團相關文件時，其中隱匿其名、僅以「四谷先生」屢屢稱之的人物，正是舊陸軍大將、支那派遣軍最後的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身為白團創設者、同時也是精神支柱的岡村寧次，就像是要親眼看著白團走到最後一般，在一九六五年白團活動大幅縮小，事實上等於任務告終的隔年，也跟著撒手而去。
戰後，岡村一貫過著避人耳目的低調生活。因為很清楚若是自家的住址被共產黨獲知，必定會引來示威抗議人群在家門前搖旗吶喊，所以岡村在四谷的老家並沒有掛上門牌，而他也從不曾接受任何媒體的專訪。
然而，他的低調並不等於無所事事、碌碌而為；事實上，岡村用其他的形式，扛起了自己身為敗軍之將的責任，並且不斷為著盡這份責任而奔走。
戰後的岡村，致力於將全國各地舊日本軍人結合為一的工作之中。自一九五四年起，他就任為「全國遺族等援護會」（後來的全國戰爭犧牲者援護會）顧問，自一九五七年起，並擔任全國性質的戰友會組織—「日本鄉友聯盟」的會長。
日本鄉友聯盟是以舊軍人為中心組成的親睦團體，同時也是以揭諸反共宗旨為特徵的團體。一九五五年，它以「櫻星會」的名稱組成，並於次年（一九五六年），改名為日本鄉友聯盟。它主要是以要求增加軍人退休俸的壓力團體形式而活動著，會員達到大約三十萬人之數。
岡村因為堅信舊軍人團結互助乃是必要之事，所以走遍全國，不斷致力於將星散各地的舊軍人關係網路統合為一的工作。
某位以匿名為前提接受採訪的岡村家人，對於這點是這樣回憶的：

在我的記憶當中，那個時候，他幾乎都不曾回家。只要聽說哪個地方的前軍人在舉辦葬儀，他就一定會飛奔過去；若是有人邀他擔任來賓或是演講，只要身體狀況許可，他也一定會應邀前往。在協助前軍人就職方面，他也是盡心竭力。當時包括岸（信介）、佐藤（榮作）、吉田（茂）等政治家，經常會打電話到家裡來，大概是希望爭取舊軍人的選票吧！他也常和那些人談及工作方面的話題，只是他對那些人，卻從來不曾露出彷彿友人般的親暱表情。

若說身為隱隱保有相當影響力的前軍人統合者，是岡村顯露在外的一面，那麼，將白團送往蔣介石身邊，便是岡村隱藏在背後的一面。
就算岡村自己，也完全不想讓家人察覺到自己在台灣做的這些事情。前面的那位家人也說：「雖然小笠原清先生會來四谷的家裡造訪，但是他們究竟在做什麼，我們這些家人完全不了解。」
因蔣介石的意旨而得以免於戰犯處分，持續對社會做出貢獻、還培育了白團這個團體，最後一直活到八十二歲壽終正寢，對於這樣的岡村，報導文學作家佐藤和正在著作《妻子們的太平洋戰爭》中評論說「沒有比岡村更幸運的男人了」，對此我也深有同感。只是，岡村在家庭生活方面，就不是那麼幸運了；大戰之前，他的次男武正就已經不幸過世，第二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理枝也跟著撒手人世。然後在一九六二年，他任職於經濟企畫廳的長男忠正，也先他一步而去。

說不出口的禁忌
白團，改變了許多軍人的命運。
「（台灣）現任的星星（將軍）當中，多多少少都有受過白團教育的經歷。」
白團前成員糸賀公一，在生前的訪談中這樣說著。
事實上，和白團有關的軍人，日後飛黃騰達者輩有人出，而蔣介石本人也經常會任命前途看好的軍官，去擔任和白團有關的職務。
後來成為駐日大使的彭孟緝，就曾經擔任過圓山革命實踐院軍事訓練團，以及實踐學社的教育長。蔣介石的次子蔣緯國，在一九六○年代擔任白團的台灣方面窗口，並且也曾隨著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前往日本參訪。後來歷任參謀總長、行政院長高位的郝柏村，在白團解散的一九六八年、蔣介石與白團進行最後的餐敘時，也曾受蔣介石之命，擔任負責餐宴安排的「重任」。
只是，相當不可思議的是，這些「重量級軍人」，對於自己受過白團訓練一事，幾乎全都緘口不語；相反地，他們感覺起來，似乎都把談論這件事當成一種禁忌。
之所以如此，其理由不只是因為白團的存在乃是祕密，同時也是因為在台灣，對於究竟該如何看待「日本」這個國家的存在，其實在心理上也有著微妙的糾葛之故。

宛若面對著名為「日本」的踏畫一般
在台灣，只要一提到關於「日本」的話題，似乎馬上就會像一面鏡子一樣，不由分說地照映出這個人的過去與現在。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所謂日本問題，其實是與台灣人的認同問題，亦即「什麼是台灣人？」之間，彼此互為連結的。
日本在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年的半世紀間，曾經是台灣的統治者。
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在戰爭中敗北之際，台灣也不再是日本領土的一部分。脫離日本之手的台灣，成為戰勝國中華民國的一部分，而過去曾是「日本人」的台灣民眾，也隨之一瞬間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人」。然而，做為新支配者、從中國大陸前來統治台灣的國民政府，他們對台灣的初期統治卻是相當失敗的。
儘管他們透過恐怖統治的威脅、以及對民眾酷烈的鎮壓，勉勉強強維持住了局面，但「台灣人」還是用「狗（日本人）去豬（中國人）來」這樣的話，來形容他們對於國民政府的憎惡。或許也正是出於這樣的反彈吧，被稱為「本省人」的本地台灣人，反而比一九四五年之前更加眷戀日本。
對於這些「台灣人」的親日情結，國民政府的「中國人（外省人）」則是感到相當不滿。畢竟再怎麼說，日本都是在戰爭中敗給他們的一方，但台灣人卻如此喜愛日本人，這點實在讓他們難以理解；於是，在將與日本相關、受日本影響的眾多事物加以抹去的同時，他們也禁止了民間對於日語的使用。
（國民政府）對日本文化的壓抑，在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死去以後仍然持續著。雖然就現實層面來說，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幹部明顯很重視日本的存在意義，也非常重視和日本之間的外交、以及與日本政財界間的交流，但和已經將「日本」這一存在內部化的日語世代相形起來，雙方的對日觀念仍然從根本上有著極大的差異。
於是，宛若面對著名為「日本」的踏畫一般，在這座台灣島上，環繞著「日本」這個概念，每個人都清楚表現出自己在政治和社會光譜上所站立的位置；不只如此，隨著這樣的站位，每個人也都清楚體現出，自己對於「我是什麼人？」這個認同問題，究竟抱持著什麼樣的立場。
那些被視為態度過於「親日」的人，經常會被貼上名為「日語世代」的標籤。在國民黨一黨獨裁的時代，這種稱呼事實上包含著某種輕蔑的意識在其中。只是，嚴格說來，國民政府並沒有像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一味地鼓動反日情緒。至少在一九七二年日華斷交之前，日本和「中華民國」一直保持著外交關係，對於身陷國際孤立處境的台灣來說，日本是僅次於美國的重要盟友。因此，「知日」這件事，在台灣是受到允許的，但是用日語說話，就得要相當小心謹慎才行。白團也是在這種親日與知日、中國與台灣的夾縫間，透過微妙的平衡而誕生，並且一直維持下去的。

其實，他們並不想回去……
在白團已經獲致了一定成果的一九六○年代之際，若是成員們一致表示希望解散歸國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白團應該會提早消滅才對吧！可是，他們卻沒有做出這樣的表態。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其實並不想回去。
雖然程度多多少少各自不同，不過舊軍人在戰後的日本社會中，始終都是屬於見不得光的一群。糸賀這些人，都是在正值年富力強之際，便必須面對戰敗命運的壯年軍官。對這些在戰前日本受過極高的教育、同時又體驗過常人所未曾見識的壯烈戰場的軍官來說，要他們把蜷縮在社會一角茍延殘喘，當成是自己今後一生的宿命，毫無疑問是件難以忍受的事情。
相較之下，做為白團教官留在台灣，不只會被人當成教師敬重，同時也能夠將自己的知識和經驗流傳到後世，對他們而言，絕對是項值得一做的工作。
除此之外，蔣介石也為他們準備了十分優渥的生活環境。大概是為了感謝這些從日本遠道前來幫助自己的人們吧，白團成員的宿舍裡，不只常駐有通日語的服務人員，對於生活的各方面也都照顧得妥妥貼貼。在成員身邊負責打理他們日常生活的人，不只有被他們稱為「女侍小姐」的女職員、負責做日本料理的廚師、專用車輛與司機，在人數最多的時候，甚至還有專屬的醫師常駐其中。就算在語言方面，當局也安排了許多通日語的軍人擔任他們的通譯官，簡直可以說是體貼到無微不至的地步。
在台灣，他們能夠在環境整齊清潔的宿舍裡，過著每晚像這樣泡泡溫泉、和意氣相投的朋友歡談的愉快日子；同時，在經濟條件方面，他們的薪金比起在日本工作也不只毫不遜色，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每年長達一個月的長期休假，可以讓他們返鄉探望家人。
白團的人之所以長留台灣，想必是因為台灣所給予他們的優渥環境，讓他們油然生出一種不急於回到日本的心理吧！
我的這種預感隨著取材的深入，變得愈發強烈，當讀完戶梶的日記後，這樣的預感已經變成深深的確信；最後，當我親眼見到他們渡過每一天的宿舍時，原本預感終於化成了百分之百的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