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亞洲人物史10】民族解放之夢〔19－20世紀〕

作者簡介

總監修
姜尚中
1950年出生於熊本縣，政治學者，東京大學榮譽教授、鎮西學院大學校長。著有多本著作，包括百萬暢銷書《煩惱的力量》、《馬克斯韋伯與近代》等。

作者
成田龍一
1951年生。日本女子大學名譽教授。早稻田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博士（文學）。專業為日本近現代史。主要著作有《歷史論集》（全三冊，岩波書店）等。
（其他多位作者簡介收錄於本書中）

譯者簡介

林琪禎
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莆田學院外國語學院日語系教授，內容力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曾任文藻外語大學、和春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等。譯有《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2：江南的發展》、《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他們」的日本語》、《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臺灣人》、《「色情就是不行！」這種想法真的不行》等書。

書籍目錄

目次
編者的話　姜尚中
序 言　成田龍一
凡　例
第一章　某個獨立運動旁觀者的心中糾葛——為殖民地統治煩惱的知識分子　小野容照
前　言
尹致昊（一八六五―一九四五年）
李光洙（一八九二―約一九五ま年）
李東輝（一八七三―一九三五年）
崔南善（一八九ま―一九五七年）
呂運亨（一八八六―一九四七年）
其他人物
阿部充家╱宇佐美勝夫╱宇都宮太郎╱齋藤實╱寺內正毅╱
渡邊暢╱金明植╱宋鎮禹╱張德秀╱洪命憙╱金思國╱金在鳳╱
金若水╱趙東祜╱鄭泰信╱南萬春╱朴鎮淳╱安在鴻╱安昌浩╱
金奎植╱申采浩╱徐載弼╱孫基禎╱羅景錫╱朴殷植

第二章　希求祖國獨立與女性自立的朝鮮「新女性」們　井上和枝
前　言
金瑪利亞（一八九二―一九四四年）
其他人物
黃愛施德╱羅蕙錫╱朴仁德╱劉英俊╱高凰京

第三章　解放朝鮮民族之戰　水野直樹、布袋敏博
前　言
李載裕（一九ま五―一九四四年）
李觀述（一九ま二―一九五ま年）
朴鎮洪（一九一四―？年）
金台俊（一九ま五―一九四九年）
李景仙（一九一四―？年）
三宅鹿之助（一八九九―一九八二年）
金　九（一八七六―一九四九年）
金元鳳（一八九八―一九五八？年）
金枓奉（一八八九―一九六ま？年）
武　亭（一九ま五―一九五一年）
其他人物
李陸史╱尹奉吉╱趙素昂╱林和╱磯谷季次╱任淳得╱朴次貞╱玄永燮╱南次郎╱鹽原時三郎

第四章　中國近代文學――二十世紀前半葉╱清朝末期、中華民國時期　藤井省三
前　言
魯　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
張愛玲（一九二ま―一九九五年）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年）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年）
沈從文（一九ま二―一九八八年）
其他人物
蘇曼殊╱林語堂╱茅盾╱郁達夫╱徐志摩╱老舍╱謝冰心╱丁玲╱
巴金╱楊逵╱錢鍾書╱蕭紅╱內山完造╱武者小路實篤╱
清水安三╱芥川龍之介╱佐藤春夫╱金子光晴╱林芙美子╱
室伏克拉拉╱增田涉╱李陸史╱泰戈爾╱愛羅先珂╱愛德加•史諾

第五章　殖民統治與臺灣自治　許雪姬
前　言
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年）
蔡培火（一八八九―一九八三年）
蔣渭水（一八九一―一九三二年）
陳　炘（一八九三―一九四七年）
田健治郎（一八五五―一九三ま年）
楊肇嘉（一八九二―一九七六年）
謝雪紅（一九ま一―一九七ま年）
其他人物
梁啟超╱羅萬俥╱林呈祿╱葉榮鐘╱林茂生╱朴錫胤╱
伊澤多喜男╱長谷川清╱安藤利吉╱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
連溫卿╱宮原武熊╱辜顯榮╱許丙╱陳儀╱白崇禧╱嚴家淦╱
黃朝琴╱李翼中╱丘念台╱辜振甫╱廖文毅╱林正亨

第六章　印尼女性解放運動的先驅――卡蒂妮眼中的「光明」與「黑暗」　富永泰代
前　言
卡蒂妮（一八七九―一九ま四年）
阿本達農（一八五二―一九二五年）
阿萊塔•雅各斯（一八五四―一九二九年）
其他人物
瓊德羅內戈羅四世╱諾托・蘇洛托╱集多•馬坤古蘇庅╱
德威•薩爾蒂卡

第七章　印度的女性運動　粟屋利江
前　言
卡瑪拉德維•查托帕迪亞（一九ま三―一九八八年）
沙拉金尼•奈都（一八七九―一九四九年）
阿魯娜・阿薩夫・阿里（一九ま九―一九九六年）
穆斯拉克米•雷迪（一八八六―一九六八年）
其他人物
安妮•貝贊特╱瑪格麗特•考辛斯╱潘迪塔•拉瑪巴依╱
羅琪雅•薩哈瓦•侯賽因╱莎拉拉•德維•喬杜拉尼

第八章　女翻譯家們建構的伊斯蘭男女平等論　帶谷知可
前　言
奧爾佳•列別傑娃（一八五四―一九一二年後）
艾哈邁德貝•阿加耶夫（艾哈邁德•阿奧魯，一八六八―一九三九年）
法蒂瑪•阿莉雅（一八六二―一九三六年）
尼古拉•奧斯特魯莫夫（一八四六―一九三ま年）
其他人物
艾哈邁德•米德海特╱卡西姆•艾敏╱謝菲卡•加斯普林斯卡婭╱
穆沙•比吉耶夫

第九章　韃靼志士：伊斯蘭世界與日本　小松久男
前　言
阿卜杜勒希德•易卜拉欣（一八五七―一九四四年）
里扎丁•法赫雷丁（一八五九―一九三六年）
穆沙•比吉耶夫（一八七五―一九四九年）
穆拉特•雷姆齊（一八五三―一九三四年）
其他人物
西哈貝丁•梅爾傑尼╱穆罕默德亞爾•蘇丹諾夫╱
馬哈茂德霍賈•貝布迪╱米尼夫•帕夏╱優素福•阿克楚拉╱
梅夫梅特・阿基夫╱恩維爾•帕夏╱大原武慶╱山岡光太郎╱
穆罕默德•希爾米中尾（中尾秀男）╱
毛拉韋・穆罕默德・巴爾卡圖拉╱艾哈邁德•法德利╱
穆罕默德•加布杜爾凱•庫爾班加利耶夫╱王浩然╱
達浦生╱米爾賽德•蘇丹―加里耶夫╱納祖爾•圖拉庫洛夫

第十章　近代阿富汗的群像――在大國的縫隙中謀求的國家統一　山根　聰
前　言
多斯特•穆罕默德（一七九三―一八六三年）
阿布杜爾•拉赫曼汗（一八四四―一九ま一年）
哈比布拉汗（一九七二―一九一九年）
阿曼諾拉汗（一八九二―一九六ま年）
其他人物
蘇丹•穆罕默德汗╱馬赫邁德•塔爾齊╱巴查埃•薩卡烏╱
阿卜杜勒•加法爾汗

第十一章　蒙古人對建設國家的追求――從獨立運動到人民共和國　青木雅浩
前　言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八世（博克多汗，一八六九？―一九二四年）
額勒貝格道爾吉•仁欽諾（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年）
杭達多爾濟（一八六九―一九一五年）
車林齊密特（一八七二―一九一四年）
車林多爾濟（一八六九―一九二八年）
其他人物
貢桑諾爾布╱達賴喇嘛十三世╱阿旺•德爾智╱海山╱
巴布扎布╱那木囊蘇倫╱扎勒堪扎呼圖克圖•達木丁巴扎爾╱
馮•恩琴╱謝苗諾夫╱哈丹巴特爾•馬克思爾扎布╱
車臣汗•那旺納林╱鮑道╱丹增╱蘇赫巴托╱霍爾洛•喬巴山╱
扎木察拉諾╱墨爾色╱色楞棟魯布╱阿瑪爾╱寶音鄂木合╱
索林•丹增╱圖拉爾•雷斯庫洛夫╱根登╱阿瑪嘎耶夫╱
丹巴道爾吉

第十二章　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與立憲政治　松本　弘
前　言
薩德•扎格盧勒（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
穆罕默德•拉希德•里達（一八六五―一九三五年）
塔哈•海珊（一八八九―一九七三年）
哈桑•班納（一九ま六―一九四九年）
湯瑪斯•愛德華•勞倫斯（一八八八―一九三五年）
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阿卜杜勒赫曼（一八八ま―一九五三年）
其他人物
艾哈默德•盧特菲•賽義德╱穆斯塔法•阿布多拉齊克╱
阿里•阿布多拉齊克╱海珊•伊本•阿里╱
阿卜杜勒•伊本•海珊╱費薩爾•伊本•海珊╱
穆罕默德•阿明•侯賽尼

第十三章　阿拉伯的近代與女性主義的開花　後藤繪美
前　言
瑪拉克•希夫尼•納西夫（一八八六―一九一八年）
娜巴維亞•穆薩（一八八六―一九五二年）
胡德•沙拉維（一八七九―一九四七年）
其他人物
艾莎•帖木兒╱澤伊娜布•福瓦茲╱欣德•諾法爾╱
卡西姆•艾敏╱梅•齊亞德

第十四章　由深入調查與統計所得之殖民統治背後之思想　鶴見太郎
前　言
後藤新平（一八五七―一九二九年)
兒玉源太郎（一八五二―一九ま六年）
原　敬（一八五六―一九二一年）
本多靜六（一八六六―一九五二年）
國崎定洞（一八九四―一九三七年）
其他人物
板垣退助╱北里柴三郎╱永田秀次郎╱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查爾斯．奧斯丁．畢爾德╱
大杉榮╱正力松太郎╱杉山茂丸╱中村是公

第十五章　「國民作家」與現代的悲劇　姜尚中
前　言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年）
二葉亭四迷（一八六四―一九ま九年）
幸德秋水（一八七一―一九一一年）
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年）

第十六章　草創期的日本民俗學中隱含的力量　鶴見太郎
前　言
柳田國男（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年）
南方熊楠（一八六七―一九四一年）
折口信夫（一八八七―一九五三年）
澀澤敬三（一八九六―一九六三年）
宮本常一（一九ま七―八一年）
其他人物
橋浦泰雄╱赤松啟介╱石田英一郎╱瀨川清子╱一志茂樹

第十七章　大日本帝國下的民主主義之歷史驗證　成田龍一
前　言
吉野作造（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年）
石橋湛山（一八八四―一九七三年）
長谷川如是閑（一八七五―一九六九年）
清澤洌（一八九ま―一九四五年）
其他人物
福田德三╱河上肇╱河合榮治郎╱吉野信次╱赤松克麿╱
赤松明子╱大山郁夫

第十八章　近代日本女性的步伐　中村敏子
前　言
與謝野晶子（一八七八―一九四二）
平塚雷鳥（一八八六―一九七一年）
山川菊榮（一八九ま―一九八ま年）
市川房枝（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年）
高群逸枝（一八九四―一九六四年）

第十九章　沖繩言論人與亞洲思想潮流　比屋根照夫
前　言
伊波月城（一八八ま―一九四五年）
伊波普猷（一八七六―一九四七年）

作者簡介
圖片出處

推薦序/導讀/自序

編者的話
姜尚中
人之所以對歷史產生興趣，其根本乃是對人的關心。就像《史記》是以〈列傳〉為支柱一般，史家在史書中貫注全心全力的，也是評傳。於是，我們著眼於不論是誰都會自然抱持的好奇心，構想出這套由著名、無名人們的評傳積累而成、進行描述的《亞洲人物史》。作為討論對象的地域，包括了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也就是足以用「亞洲」一詞指涉的整體領域。我們集結了在現代亞洲史研究中具代表性的編輯委員，經過數年反覆協議，發掘出各領域的主人翁、副主人翁，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人們的關聯性，從而形成充滿魅力的小宇宙。當我們在選定人物之際，重視的關鍵要素是「交流」。所謂交流，不限於交易、宗教、思想、藝術傳播等和平友好的事物，也包括掠奪、侵略、戰爭等激烈衝突。我們在每一卷中，針對整個地域的人物群進行鉅細靡遺的配置，並以跨越各個小宇宙的方式，將之聯繫起來；從第一卷到最終卷，大致是按照時代順序安排。透過這樣的構成，我們讓一種堪稱與縱觀式地域史迥然相異的「亞洲通史」形象，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來。透過這項由承繼東洋史研究深厚基礎的人們合力進行的嘗試，我們期望相異文化圈、言語圈的讀者，都能有共享的一日到來。


序言
成田龍一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亞洲，亞洲籠罩在「近代化」與「殖民地化」的議題中，以往的秩序受到挑戰。第十卷的書寫順序，是從被日本化為殖民地的朝鮮半島開始向西，途經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爪哇）、印度、俄羅斯及鄂圖曼帝國內的各地區，再從阿富汗到蒙古、埃及回到日本沖繩。雖然其空間構成幾乎呈現如同迴力鏢的弧形，不過這些地區的大部分，都在「西方」霸權的影響與統治下經歷了各種困難。
從大局來說，人們對當時的歷史有著「歐洲與亞洲」的二分法，而該時代，同時也是歐洲的優勢滲透到各種局面的時代。第十卷的主題，即是重新審視這段時間與空間，以及各地、各種人們面臨這類行動的嘗試。本書重新將亞洲的時間、空間按照局中人的輪廓，改寫成了各自以他們為主體的歷史。
「民族」與「階級」等概念，以及人們在「家庭」及「宗教」的聯繫，還有「性別」、「女權主義」的觀點與運動，都是探索這主題的線索。此外，過去的人們在尋求解放時，多種情況下，方法都會被一元化為「階級」，這點本書亦會按照不同的地區與人物加以描繪。由於「階級」的概念與理論是基於「西方」的「知識」產生，於是在此背景的影響下，解放在基於「階級」推動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與此行動保持距離的觀點。
日本評論家竹內好在《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代》（一九四八年）中，認為亞洲「透過持續抵抗，以歐洲的事物為媒介，創造出了不屬於歐洲的事物，並青出於藍」。竹內提出了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論，而本書則更介紹了從東南亞到南亞、西亞到中亞通往「解放」的廣泛動向中，所帶有的多樣性。每個地區都出現了選擇面對問題的人，即使在同一個地區，他們對於問題的認知、乃至於應對態度也有所不同，這些複雜而多層次的動向，都能見於本書。不僅是政治家，本書亦記載了作家、研究者、男性及女性的活動，介紹了社會的所有動向。
此時，我們將逐漸認識到，即使同為一句「民族」的「解放」，其形態絕非是千篇一律。在曾是殖民地的朝鮮，人們圍繞在「獨立」的議題中產生了許多想法與方針，但也有有意與激進的獨立運動保持距離的人物。在中國，雖以基於本國文化的文學與言論，嘗試實施了近代╱現代化，但後來也因為與現代主義糾纏，形態同樣相當複雜。其他也有像阿富汗一樣，雖淪為大國角逐的緩衝國，卻也成功推動中央集權、實現現代化的「民族」存在。蒙古則是在辛亥革命與俄羅斯革命等周邊地區秩序產生變化的背景下，建立了國家。而阿拉伯地區的民族主義與立憲政治，也是在這一時期，取得了埃及獨立的成果。
同時，亞洲各地出現了提出各式課題的女性運動，介紹這類運動的推動人，也是本書的特點。而這也同樣是在對圍繞在民族獨立與女性解放上的複雜思考與實踐的考驗。在朝鮮半島、爪哇、印度、埃及，女權運動有時也會與民族主義運動產生關連，俄羅斯帝國甚至還出現過涉及宗教的女權運動。
於是乎，本書將亞洲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帝國主義時代」，改寫為「民族解放之夢」的時代，提供了以亞洲主體性為中心的全新歷史面貌。

著眼於亞洲人物，學習十九到二十世紀的歷史，將可矯正創造於那時代「西方」「知識」的扭曲。二ま二二年四月開始，日本高中導入的必修課程「歷史綜合」，便是具有這種目的的科目。「歷史綜合」不再如過去一般，將十八世紀後的近現代史區分為「世界史」與「日本史」，而是以綜合學習為目的。這意味著，至今以「西方」角度來描繪的世界史將被重新審視，學習包括日本在內的綜合史觀。換句話說，即是重新審視亞洲人民的多種動向，將目光轉向被「西方」壓迫、被從記憶中抹去的事件，同時思考日本的行動。
在從朝鮮半島向西介紹的第十卷中，首先會以歷史角度，重新探討日本將朝鮮化為殖民地的行為――即提問對象。讀者們將在此書看到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之夢」，究竟是如何與日本、日本人民的生活產生關聯；並透過中亞一位人稱「韃靼志士」、與日本進行過交流的易卜拉欣，來思考如何以世界史的歷史角度，來理解走向帝國主義的日本。
這在一種對日本在追求民族國家―現代主義的過程中，壓制他國或民族，又或是國家內的少數派，以獲得「現代性」的過程的再思考。出現在本書中的各種樣貌，皆直接或間接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近代的「知識」，在這個時期轉變成帝國主義的「知識」；例如調查、統計是殖民統治所必需的。追求「近代性」後，本應有助於人們的「知識」，在當時的日本，卻從正面逆轉為負面，成為統治與壓迫的「知識」。向著日本「知識」的結構――即近代的「知識」與帝國主義的「知識」關係――提出問題的人，是夏目漱石與二葉亭四迷。他們是在以「西方」為學習對象的日本，以及作為亞洲一員的日本之間苦惱的知識分子。在二葉亭與漱石倒下後，拿起接力棒繼承了他們事業的人，則是吉野作造與柳田國男，他們重新將目光放到「民衆」與「民俗」上，以圖「知識」上的傳承與轉換。
在帝國日本，女性主義也與帝國主義脫離不了關係。十九世紀末日本出現的女性主義，與「西方」所體現的「近代」之間洋溢著緊張關係，不得不思考自身與亞洲女性的關係中的定位。
而這種緊張感，就凝聚在沖繩上。沖繩在「琉球處分」政策下，被編入十九世紀中葉的民族國家形成期的日本，雖其早已面臨「近代性」所包藏的矛盾，但它此時的反應，卻更加敏感。不只日本推動「西方」化的矛盾在此顯現出來，對於亞洲來說，成為帝國日本一員的沖繩，將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矛盾。定睛於沖繩的位置構思出來的思考，與本書在亞洲繞了一圈的思考之旅，有著很深的共通點。而這也是第十卷之所以會以沖繩為終章的原因。

文章試閱

內文選摘
第十五章 「國民作家」與現代的悲劇
姜尚中
序言
還在世時，夏目漱石似乎曾針對某事說過：「大概不會那麼順利吧。」這種帶著懷疑的，對什麼事都以冷淡眼光看待的發言，充滿夏目漱石的風格。之所以「因果」與「因緣」這類詞語會點綴在漱石的作品中，肯定也與這種態度有關。可說這種類似《草枕》般的「低徊趣味」構成了部分漱石的精神世界。關於這點，政治學家丸山真男認為這種「非國家的」、「非政治的」、「東洋式自由」的韜晦之道，與與國木田獨步的「山林存自由」屬於同一相位。

然而，若把漱石視為一個球體，那麼丸山的指摘僅提及這個球體的半球。因為，即便漱石追求陶淵明式的漢詩世界，也就是將其視為逃離現實世界的唯一「避難所」，但同時他也通過作品世界一直關注「現代」（contemporary）。
留下關於大逆事件（一九一ま∼一一）的〈彷彿〉（ろソプよズ），以及〈打嗝〉（吃逆）、〈田樂豆腐〉、〈鎚一下〉等作品，經常被事件觸發並訴諸言論自由的森鷗外，在事件後雖然寫出堪稱日本文學最高峰的《澀江抽齋》與《伊澤蘭軒》，但他也不得不在這類史傳式文學中韜光養晦，明顯呈現出與同一時代持續相同堅持的漱石特徵。
確實不能否認，這種現代性具備受到因知識水準平準化而造成文藝消費者抬頭的新聞小說廣大讀者群歡迎的一面。然而不僅止於此，夏目漱石還一貫堅持「此時」與「此地」，通過書寫生活於同時代的登場人物的行動與心理糾葛，成功刻劃出二十世紀日本社會的原型。
漱石在大逆事件發生的翌年見到通過官方文藝委員會選出森鷗外、上田萬年、幸田露伴等擔任文藝委員一事，便嗅出國家將進行言論統制與檢閱的預兆，這也是因為漱石一直把文藝的競技場定位在「現代」之故。聚焦於這種現實的面向，本章還將關注三位與漱石同樣，較其他思想家更具先見，及早看出近代危機的人物：二葉亭四迷、幸德秋水與石川啄木。
那麼，對漱石而言貫穿「現代性」的命運紅繩是什麼？關於這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悲劇性」。在最初的新聞小說《虞美人草》（一九ま七）中不怕犯過度單純化之大不韙，刻意道學家式地斷言「悲劇比喜劇更偉大」，這大概也是因為漱石自身也將該存在視為一種「悲劇」吧。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
缺失「父性」的權威

夏目金之助，亦即日後的漱石，一八六七年（慶應三年）生於江戶牛込馬場下橫町（今日的新宿區喜久井町），是「名主」 的么子。他出生時父親已經五十歲，母親超過四十歲，而且在他之前還有兩個異母姐姐與三個同母哥哥，因此金之助的出生並不被雙親所喜。加上時代也發生劇變，隔年的一九六八年日本年號由慶應改為明治，名主制度廢除，夏目家也受到時代巨浪的衝擊。
之後金之助被送去當寄養的孩子，但旋即又被帶回，之後又成了養子，但因養父母不和，八年多之後結束了他的養子生涯回歸夏目家。這位多愁善感的少年被當作「麻煩人物」來處置，這種感受也成為漱石終身的內心陰影。這段經歷被詳細寫在可稱為自傳小說的《道草》（一九一五）中，此外在書寫晚年心境的《玻璃門內》（硝子戸ソ中，一九一五）也有赤裸裸的描寫。遭受親生父親「嚴苛對待」的記憶、出生的秘密，以及當他懂事後被雙親告知的事情等，可說是在描述如何靠一己之力一直背負悲慘「命運」帶來的精神創傷。
但如格蒙德・佛洛伊德所言，兒子通過納入父親這種「權威」來控制自身形成「超自我」，如果這是道德的起源，那麼對漱石而言也是憎恨的對象，因而難以簡單歸納為理想的「權威」。在某種意義上，對少年金之助來說自己心中並不存在應當納入的「父性」權威，反過來說，因為這種不存在導致的不安，也總是纏繞在金之助的內心。
此點與漱石如何看待成為近代國家的明治日本這個根本性問題，有著必然的連結。因為漱石無法把家父長的父親權威與可說是國家家長的天皇絕對權威無縫連接，也就是他很難把自己與明治日本及該時代的深刻糾葛同一化。對他而言這毋寧是有距離感的，且終身對此抱持著愛恨交織的二律背反心結。這在漱石小說世界中塑造那些惱於與日本近代化及對該時代有距離感的主人公們性格時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為何漱石主要都以都市中間階層或更上層的知識分子為主角，聚焦於他們的挫折、蹉跌、失敗的悲劇性模樣？因為其中投射的就是對明治這個近代國家的「末流」（epigone，有亞流、模仿者之意）意識趕到煩惱，既無法背過身去，也無法加以屈從，就如此吊在半空中的知識分子悲劇身影。
如果，缺乏作為內在規範原型的「父性」權威，而青少年時期的金之助最切實的課題便是填補這個空白，那麼之後漱石達到之「自我本位」境地，應該就是成人後的金之助面對此番糾葛的回答。漱石強烈的獨立心與反權威主義的心理狀態，應當被視為從自己出生與該時代悲劇性的糾葛發展而來。

如「逃亡者」般的生存
將金之助從這種不幸的生涯中拯救出來，之後獲得東京帝國大學與第一高等學校這種最高級品牌職位給予他的「僥倖」，便是學歷與橫跨公私官僚體制帶來的豐富人際網絡。
因複雜的家庭背景而換過三所小學的少年金之助，之後於一八七九年進入東京府第一中學正則科，之後雖短暫進入二松學舍但依舊不斷轉學，到一八九三年從帝國大學文學科大學英文科畢業準備進入研究所為止，多與擔任明治國家樞要職位的多元人士加深交流，這也為日後漱石能擔任最高學府教師備妥機會。這種條件意味著漱石與那些不隸屬任何公私官僚體制，在某種意義上算是自由人士但又帶著某種可疑形象的「文人」具備不同的生涯職歷。
亦即，伴隨漱石擔任明治國家教育行政的末端工作，就任最高學府的教職，之後更變身成為出版資本主義的代表並持續成長的《朝日新聞》「專屬作家」，至此為止他都以「組織中菁英」的「組織人」生活。在這層意義上，雖說在「組織人」身分上不及以軍醫站上最高地位的鷗外，但漱石也絕非明治國家及其社會的「局外人」知識分子，毋寧該說更接近內部者。大學預備門時代的朋友，如佐藤文熊日後成為警察官僚，擔任關東都督府警視總長等職位，其生涯摯友中村是公則是南滿洲鐵道（滿鐵）總裁，之後更是成為東京市長的一號人物。此外，進入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之後交往加深的狩野亨吉還是一高校長，日後更成為新成立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校長。
在貫徹旺盛的獨立心與反權威主義下，歸屬公私官僚體制的「組織人」。置身此種相對立場中的漱石，加上自己的出生、家族關係以及與時代的糾葛，可說他是具備多層次與多面向矛盾心理（ambivalence）的作家。漱石之所以罹患神經症，大概也是起於此種矛盾心理。
漱石看穿這種神經症的矛盾心理與近代日本的「個人主義的世道」（еみЛЮэХみソ世ソ中）相互共通。這是指在平等原則下各自自我覺醒，彼此主張相互對等立場並激烈競爭的世界。這種自主、獨立的原則一旦潰堤氾濫於社會時，則自我與他者、個人與共同體便將相互乖離，並維持此種狀態，無法填埋彼此間的鴻溝。漱石即稱抱持這種矛盾的社會為「個人主義的世道」。這是「一個盡量擴張自己，在不斷膨脹爆裂中過活的世道」，「妻子是妻子，丈夫是丈夫，截然不同，有如水與油」，意即彼此相背而生。
從《三四郎》至未完成的遺作《明暗》，漱石描繪的親子、兄弟、親戚、男女、夫婦、朋友關係等，沒有任何一人逃出「個人主義的世道」中的矛盾。即便擁有高學歷卻不見容於社會的「高等遊民」式知識分子們，他們內心生成的深刻陰影，可說宛如與漱石自身的神經症內心糾葛形成雙重曝光的描寫。
實際上大學畢業（一八九三）後的漱石，一直惱於神經衰弱症，他一直希望能從中「悟脫」，故從一八九四年底至隔年初為止進入圓覺寺參禪，下山之後突然在一八九五年四月隻身前往四國松山愛媛縣尋常中學校擔任英語教師。隔年的一八九六年四月在帝大以來的摯友菅虎雄的建議下轉任熊本的第五高等學校。為何漱石會前往松山，甚至是離帝都更遠的熊本赴任，其真正理由尚無定論，不過在熊本逗留長達四年三個月，這段期間與妻子鏡子結婚，長女筆子出生，必定讓壯年期的漱石形成了一家之主的意識。這對成長時背負「與家人之間的不幸」的漱石而言，他的家庭不僅是闔家團圓的場所，同時也是籌措生計與夫妻出現矛盾的場所。
如此看來，漱石這位作家可說是在轉型期的近代日本中懷抱矛盾的「境界人」（marginal man）。他雖身處多個文化或規範的多重錯位與糾葛中，但並不具被完全歸屬哪一個領域的意識，這意味著他過著宛如是「流亡者」般的生活。漱石之所以成為「搬家狂」，與此有絕對的關係。他在熊本至少搬家達六次，在倫敦遊學時大概也反覆搬家相同次數，恐怕近代日本中再也找不出如此頻繁搬家的作家。而這種「移動」，正是跨空間的越境，且不僅於此，同時還意味著時間上的越境。這也刻畫出在一刻也無法維持穩定，不斷反覆變化的近代時空中，不得不自行從中尋找棲留點的時代宿命。
何況，在日本的狀況是，連問題本身都是多重的。因為日本不得不外發式地「模仿」近代，在這個意義上大概也就不得不成為「理想中的西洋」的「奴隸」，隨之而來的就是最終「拼了命地努力成為奴隸」，最終還把此事當作「進步」。如果把英語學當作終生事業的一介教師夏目金之助也「拚了命地努力成為奴隸」，那麼那位甚至能看穿近代發展並佐以文明批評，名為夏目漱石的日本國民作家應該就不會出現。因為，漱石清楚自覺到明治的思想帶著「把西洋三百年的歷史活動用四十年的時間重新執行一次」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