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1368：中國與現代世界之形成

作者簡介

胡馬雲（Ali Humayun Akhtar），美國貝茨學院宗教研究、古典與中世紀研究助理教授，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國際研究訪問學者，伍斯特藝術博物館藝術與教育顧問。專注於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宗教和知識機構之間的複雜互動，對地中海作為文化十字路口的研究尤其深入。他的學術工作揭示了中世紀政治與思想的影響，幫助現代社會更好地理解其歷史脈絡。

譯者簡介

董建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譯著有《世界文明史：觀察世界的新視角》（合譯，2003年）、《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2005年）、《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2014年）、《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2017年）、《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2019年）、《吃辣：辣椒的中國史》（2023年）等。

商品特色/最佳賣點

本書榮獲2022年美國獨立出版商圖書獎（IPPYs）歷史類金獎。
本書描繪大航海時代以來中國崛起及其對現代世界歷史影響的新圖景。

書籍目錄

前言

第1章 橫跨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的五百年
中國與西方：五百年的交流
鴉片戰爭
西方「對華政策」的爭論：在對抗和商業外交之間
從以亞洲為中心的視角書寫全球史

第2章 大明王朝的全球北京
明朝與中亞、中東貿易的起源
明朝前的中國穆斯林社會網絡
明朝與東南亞蘇丹國的外交
明代中國的東南轉向：越南和泰國
明朝與高麗朝鮮及室町時代日本
朝鮮和室町時代日本的中國思想文化

第3章 絲綢之路沿線波斯語中的中國形象
蓋耶速丁關於中國邊疆及作為帝國穆斯林中間人的記述
蓋耶速丁前往北京前夕的使者互訪
毛拉納•優素福與明朝穆斯林行政人員的遺產
講述「中國風」：蓋耶速丁對於絲綢的觀察
阿里•阿克巴爾論作為貿易中心的北京及中國的全球邊界
明代中國：孤立主義國家還是邊疆貿易的繁華中心
一組作為詮釋中國之全球邊界視覺線索的中國物質文化
通往中國東南亞門戶中的瓷器
伊斯蘭世界的瓷器革命與青花瓷在全球的崛起
明代景德鎮的興起與青花瓷在全球的擴散

第4章 香料之路沿線的馬來與中國貿易
以華人為背景的《巴賽列王傳》
歷史背景：蘇門答臘華人穆斯林
中國在蘇門答臘作為外國和當地存在
作為當地存在的中國：華人頭人阿里
中國與中國物質文化
敦伯拉姆巴帕馬來儀式的中國特色
《杭•杜阿傳奇》：中國王權的投射及從毗奢耶那伽羅到麻六甲的外 交文化
與早期葡萄牙相遇期間偉大的馬來、印度和中國王權
杭•杜阿出訪印度
中國王權，杭•杜阿在家族及文化上與中國的親近
《馬來紀年》：中國王權及物質文化在巨港、麻六甲
中國皇帝的馬來出身，馬來蘇丹的中國血統
漢麗寶的故事

第5章 歐洲人尋找香料群島
通往中國之路：馬德里至馬尼拉，里斯本至澳門
汶萊蘇丹
馬尼拉羅闍及對菲律賓的征服
葡萄牙人抵達亞洲
爭奪西班牙在南中國海的成果
將世界一分為二：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國的合併與分裂
西班牙與葡萄牙的短暫合併及在亞洲的反響

第6章 中國耶穌會科學與地圖繪製傳統
日本耶穌會學問之政治：葡萄牙水手、日本大名及其共同贊助的耶穌會士
江戶時代前夕葡萄牙日本反目
北京的耶穌會士製圖師：利瑪竇和他紫禁城的繼任者
羅明堅、利瑪竇與天主教和儒家文化的融合
利瑪竇的科學家兼神學家繼任者及地圖向歐洲的遷移
荷蘭印刷商：繪圖中國，想像阿姆斯特丹的耶穌會士孔子
瓊•布勞書店中的地圖集和地球儀
中國哲學在歐洲的第一波浪潮：孔子與孟子
啟蒙運動時代對中國的想像

第7章 穿越荷蘭帝國的瓷器
以白銀換取瓷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明代亞洲國家間貿易
從澎湖到臺灣
在日本的擴張
平戶的倉庫
巴達維亞的困境：伊朗仿製品和日本原產品之間
歐洲的瓷器革命
維梅爾與繪製中國的技藝
回應精美瓷器市場的德爾夫特瓷器

第8章 茶在大英帝國
中國茶的艱難旅程：從明代中國到大英帝國的倫敦
茶的起源：從食物到飲料
明代紅茶出口到世界各地
從葡萄牙奇特之物到英國壟斷商品
葡萄牙人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商業網絡中的茶
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競爭中的咖啡和茶
英國砲艦外交在東北亞的前奏：英國人在日本的第一杯中國茶
英屬南亞的中國茶葉種植與砲艦外交的轉向
中國文化爭辯：關於晚清中國的西化
晚清中國的軍事和工業現代化
一個時代的終結：袁世凱、孫中山與宣告建立共和國
21世紀的全球中國

第9章 中國的黯然失色與日本的現代化
新井白石職業生涯期間的日本、西方以及印度洋的絲綢貿易
杉田玄白的職業生涯：從「漢學」到「蘭學」
幕府將軍的改革與垮臺
德川齊昭、水戶學以及關於政治和軍事改革的爭論
江戶時代的末代幕府將軍：統治階層與革命集團關於西方改革的趨同
明治維新的後果：日本西化改革中中國思想文化的重新定位
歐美改革
用中文詞彙辯論歐洲改革
新亞洲

尾聲 重新轉向東方
致謝
注釋
索引

推薦序/導讀/自序

書評節選
對600年的歷史重新定位，極為精彩。它以全球視野重新探索了世界與中國文明高峰時期的多方面相遇。它的敘事，既不是以中國為中心，也不是以歐洲為中心，成功講述了一個非凡故事，語言簡練，內容豐富。
──王賡武，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胡馬雲從亞洲的視角展現了一長時段歷史。它對全球與亞洲互動的精彩探索，引發讀者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亞洲，特別是中國在一個不斷演進的全球秩序中的作用。歷史提供了一些答案。
──彼得．博爾施伯格（Peter Borschberg）《新加坡與麻六甲海峽》作者

本書簡明扼要，圖文並茂，使用的是以亞洲為中心的全球史方法，涉及絲綢之路歷史、香料貿易、歐洲海外帝國、21世紀的現代日本和全球中國等廣泛話題，富有創見，引人注目。
──安德烈．溫克（André Wink）《印度－伊斯蘭世界的形成（約700年至1800年）》作者

這一研究令人興奮，揭示了全球中國在現代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及其層累的歷史。從本書對歷史的長時段理解中，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看待我們與作為新的全球大國的中國的關係。
——長澤榮治，東京大學教授

文章試閱

中國是古代世界領先的製造中心之一，它是何時失去對歐洲的創新優勢的？中國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2）的古老遺產在多大程度上為現代工業化鋪平了道路？隨著中國重新崛起為製造業超級大國，西方國家是應該依據全球化經濟以維持其在亞洲新興市場的貿易政策，還是應該讓一個已去工業化的西方獨立於新興工業化的亞洲而著手開啟一種新型高科技工業化？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全球歷史有著長期瞭解，更具體地說，需要瞭解工業化的西歐如何第一次主宰了一度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經濟世界。

中國與西方：五百年的交流

中國對現代經濟的影響源於明代，當時歐洲海上航行首次繞過中東，尋找傳說中的香料群島（印尼的馬魯古群島）以及中國的傳奇商品：絲綢、銀、香、瓷器等。明代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探險隊首次開闢了直達中國大門口的航線，特別是位於南中國海的馬尼拉和澳門。伊比利亞人發現的是一個在政治、商業、文化方面都與中國深深糾纏在一起的世界。就在麥哲倫從阿卡普爾科到馬尼拉的跨太平洋探險（1519—1521）開始前的一百年，明朝領導了中國自己的「大航海時代」。明朝派遣了一系列的外交遠征隊前往東北亞、東南亞、南亞、東非、中東的各港口。領導這些隊伍的海上指揮官是雲南人鄭和，他是有著部分布哈拉血統的穆斯林。記錄這些探險活動的船員馬歡也是穆斯林。他們的出身反映了明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全球維度，這從時間上看是賡續了之前的唐、宋、元（蒙古）各代。此前的數百年間，西安等內陸城市、泉州等沿海城市是中東和中亞商人熙攘往來的交流中心，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人在中國城市永久定居。中世紀的數百年間，關於泉州的故事在中東廣為流傳，人們都知道了這座城市的阿拉伯語昵稱Zaytun（義大利語Zaiton）。以中國與其中東貿易夥伴之間的這些早期聯繫為背景，可以看到鄭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是北京跨越南海和印度洋在全球政治和物質文化方面的新的投射。這是明朝試圖在國內外樹立的形象，也就是跨越了中國陸疆和海疆，以及東南亞蘇丹國、東北亞幕府、中亞汗國、日益由鄂圖曼帝國統治的中東地區。

此時的鄭和下西洋之所以有影響力，是因為此前一個世紀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帝國的崩潰，以及15世紀一連串新國家的崛起。在進入歐洲大航海時代之前，最具戰略位置的海洋國家是靠近香料群島的各蘇丹國：馬來半島的麻六甲、靠近馬尼拉的婆羅洲海岸的汶萊、蘇門答臘北端的巴賽、爪哇島上的萬丹等。在幫助中國再次成為亞太地區中心的過程中，鄭和的外交遠征隊將麻六甲蘇丹國納入了能提供各種互利的宗主國—藩屬國關係。就麻六甲而言，蘇丹國與明朝的聯繫保護了麻六甲免受位於其北面泰國強大的大城王國（1350—1767）的入侵。反過來，麻六甲代表了明朝得到印度洋商品和通往香料群島的門戶。

16世紀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無論從哪個方向抵達南中國海，都要遇到這些蘇丹國。早在15世紀，這些蘇丹國就已與北京的明朝建立了關係，這使它們成為歐洲通往中國的第一個門戶。這種聯繫在西班牙征服菲律賓期間顯而易見。1560年代，西屬美洲的總督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抵達菲律賓，他描述的一個地區，有著商品和商人，而這表明了當地與汶萊蘇丹以及中國皇帝和日本天皇都有聯繫。德萊加斯皮一行在馬尼拉發現了居住在一個日本城的一群日本商人，這些日本城散佈在東南亞的一些港口。15世紀在南中國海的日本私人貿易，如同當地利用中國式帆船的中國私商所進行的貿易一樣，是葡萄牙人與後來的荷蘭人在17世紀所精通之事的先驅之一：亞洲國家間的貿易，具體而言，就是亞洲商品，尤其是中國商品，經由亞洲港口進行買賣。

正是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中，伊比利亞列強在16世紀建立了它們的第一個全球商品投資組合。這一事業一定程度上是通過由伊比利亞列強贊助、會多種語言的耶穌會士的技能實現的，這些人既在北京也在長崎扮演著外交中間人的角色。中國市場首次向西歐商人開放，意味著中東和義大利商人將不再是伊比利亞人進入「印度地方」——也就是東亞和東南亞印度次大陸以外的土地——的獨家中間商。對於16世紀的伊比利亞人來說，第一桶金不僅來自參與亞洲國家間的貿易模式，而且來自中國和日本的商品通過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西班牙控制下的馬尼拉和阿卡普爾科運回歐洲。伊比利亞商人，就像後來他們的荷蘭和英國競爭對手一樣，從波斯、德干沿海地區購買紡織成品並將它們向北帶到日本港口，在回程途中將日本白銀向南帶到中國和東南亞，以獲得額外利潤。中國官方和私人貿易提供了高價的中國製成品——茶葉、瓷器、絲綢、香水等，而這些商品又將在歐洲出售，以獲得最大利潤。

從這一歷史中可以觀察到一個極為顯著的現象，伊比利亞人就像他們的荷蘭和英國繼任者一樣，在與北京的外交關係中至為小心謹慎，這與他們在整個東南亞更為好戰的軍事征服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就像葡萄牙人徹底征服了北京的麻六甲盟友，卻又通過外交方式確保他們在澳門的定居點一樣，荷蘭人在征服萬丹蘇丹國僅僅幾年後，同樣更加謹慎地推進位於臺灣（熱蘭遮城）的定居點問題，這裡位於北京的視線之外。荷蘭人同樣極其小心翼翼地與崛起中的德川幕府建立外交關係，以確保一項貿易協定能持續到19世紀後期幕府結束之時。這些外交模式表明，即使在中國明清鼎革——與日本德川時代（1603—1867）同時——之後，歐洲列強仍然認為北京與過去一樣，是令人生畏的。然而，到了19世紀，變化正在發生，並且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迅速到來。

得獎紀錄

本書榮獲2022年美國獨立出版商圖書獎（IPPYs）歷史類金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