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陽明學十講

作者簡介

周志文
一九四二年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臺灣大學碩士、博士。
曾任中學教師，報社主筆，淡江、臺大教授，現已退休。
著作有：《晚明學術與知識分子論叢》、《汲泉室論學集》、《論語講析》、《孟子講析》、《一本與萬殊》等，文學著作有：《日昇之城》、《三個貝多芬》、《冷熱》、《布拉格黃金》、《時光倒影》、《同學少年》、《記憶之塔》、《家族合照》、《黑暗咖啡廳的故事》、《有的記得，有的忘了》、《記事與隨想》等。

書籍目錄

【序】
閱讀經典，面向未來╱楊渡

自序

第一講
一、為何講陽明學？
二、從孔子與儒家講起
三、經的流變
四、儒學歷史上發生的問題

第二講
一、唐、宋的儒學
二、《四書》與朱子的貢獻
三、朱學的困境
四、陽明的出現

第三講
一、南、贛亂事
二、宸濠之變
三、丁憂下的陽明
四、思、田的變亂與初到廣西

第四講
一、廣西亂平
二、死亡之旅
三、軍功與建設
四、死後的爭議

第五講
一、陽明對朱子格物說的體驗
二、「格竹子」的故事
三、良知與致良知
四、知行合一

第六講
一、心即理
二、「滿街人都是聖人」
三、關於《大學》的爭議
四、《朱子晚年定論》

第七講
一、「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
二、「四有」「四無」
三、王學分派
四、浙中王門

第八講
一、江右王門與「戒慎恐懼」
二、「正學」「歸寂」與「靜中恍見端倪」
三、泰州學派的「萬物一體」
四、「何獨於人而異之」

第九講
一、「道理不行，聞見不立」
二、陽明的高邁處
三、陽明死後的爭議與平反
四、清以後的陽明學發展

第十講
一、韓、日陽明學的消長
二、日本陽明學的發展與現況
三、重新檢視陽明學
四、結論

後記

聯文版《陽明學十講》後記

文章試閱

一、為何講陽明學？

首先要解釋一下，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
講題是「陽明學十講」，陽明是誰，我想大家都知道。陽明就是明代的思想家王陽明，明代有很多思想家，為什麼要講他？還有，如果要講思想家，中國自孔子以來，有成百上千的思想家，不講別的，只講王陽明，是什麼緣故？
當然，中國兩三千年來有許多了不起的思想與思想家，都有人研究，也都會有人講的，我只能講我比較熟悉的部分。我認真的讀過不少有關王陽明的書，對他的想法與作為，有點體會，有點看法。簡單說，我自己覺得對王陽明的了解比對別的思想家多一些，所以在介紹中國思想家裡面，我選擇了王陽明，這是個人的緣故。
其次是歷史的原因，陽明在歷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想研究明代思想的人都必定會讀《明儒學案》這本書，《明儒學案》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學者黃宗羲寫的。黃宗羲（1610-1695），號梨洲，是浙江餘姚人，算起來他是王陽明的小同鄉。
黃宗羲是明清之際重要的學者，他除了《明儒學案》之外還有《宋元學案》，這兩部書是後代研究宋、元、明學術思想史不可缺的材料（《宋元學案》他沒寫完，是由他後學全祖望等人續成）。他還有《明夷待訪錄》代表他的政治思想，在中國政治史上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由他領軍，在他學生後輩如萬斯大（1633-1683）、萬斯同（1638-1702）、同鄉後代全祖望（1705-1755）等人努力之下，在清代學術史上開啟了「浙東史學」一派，對後世史學與學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開拓作用與影響。
提到黃宗羲也不由得令人想起「清初三大儒」這名詞，依晚清後的學人看，這「清初三大儒」指的是黃宗羲、顧炎武（亭林，1613-1682）、王夫之（船山，1619-1692）三人，但顧與王在清初的時候名尚未顯，知道他們的人不多，而且顧、王的學術，是偏向反王學一方。當時也有「三大儒」之稱，不過所指的是黃宗羲、孫奇逢（夏峰，1584-1675）與李顒（二曲，1627-1705）三人。孫奇逢是河北人，李顒是陜西人，這兩人都都是北方人，加上黃宗羲，三人同是以王學為宗，但對王學也都有修正，可見明末的學術，仍是王學的天下。不論清末認定的或清初既有的「三大儒」，都把黃宗羲包括在內，因此他在清代學術界的重要性無庸置疑。要想知道黃宗羲的學術貢獻，全祖望在《鮚埼亭集》中有篇〈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上面說：

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書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未有也。（首3次3）

雖然是推崇之語，但大體上也說得很恰當，可見黃宗羲明清之際學術上的重要。本文不是談黃宗羲的，我們得回歸談陽明學術的主要線條上。談起陽明必須先從黃宗羲的著作談起，而談起黃宗羲，又必須從黃的老師談起。黃梨洲的老師叫劉宗周（蕺山，1578-1645），是浙江山陰人。山陰就是今天的紹興，春秋時叫作會稽，是當時越國的首都，這地方出了許多歷史的名人，晉代的書法家王羲之（303-361）自少年便遷居到此處，有名的〈蘭亭集序〉就寫在此，蘭亭就在紹興，王陽明雖是餘姚人，但少年時就隨父王華遷居紹興，以後在此長住，在此講學，所以山陰也算陽明的故鄉，餘姚反而很少回去，山陰、餘姚兩地其實不遠，陽明死後也葬在山陰。
劉宗周算是一個奇人，他與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白安，1584-1626）一樣，都是與明末有名的「東林書院」有關的人物。東林在今江蘇無錫，原是宋朝大儒楊時（龜山，1053-1135）歸隱講學之處，到明朝成了個有名的書院。東林書院的人物講學，十分注重經世致用，所謂經世致用，也就是後世說的「學問為濟世之本」，是主張求學問是要用來服務社會的，東林書院的學者都比較主張用學術干預實際政治，學問不是空談心性就夠了，說穿了，就是傳統儒家講的「內聖外王」之學，所謂內聖外王，講的就是自己修養好了，要去解救世人，君子是不以「獨善其身」為滿足的，必求兼善天下。《明儒學案》形容東林師友的特色，說：「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冷風指社會的反應不見得好，熱血指自己仍不死心，雖經挫折，仍充滿了拯救時代的願力。黃宗羲又稱道東林的作用，說：「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流風于韻也。」可見東林在晚明的作用及重要性。
東林派學者基本上都是陽明學派，但他們對晚明有一派的陽明學者很不滿，認為他們太猖狂又不學無術，所以他們都比較重視讀書，又主張讀書要能變化氣質，還有他們認為讀書的目的不在講玄虛的道理，更不在媚俗，而在立身，立身的目的是要積極服務社會，當時不叫服務社會，而是叫「經世」。今天我們到無錫的東林書院，還看得到那副有名的對聯高懸在大廳，對聯寫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東林書院領導人顧憲成（涇陽1550-1612）寫的，可見他們東林學者的胸襟。
劉宗周治學嚴謹，一生標舉「慎獨」兩字，要求學生哪怕一個人獨處，也得小心謹慎，絲毫不茍。劉宗周無疑是明代陽明學的殿軍，他承襲了陽明的良知學說裡面最嚴謹的部分，他對良知說所達的幽微處境也深有所契，而他對當時陽明學的「末流」也嚴詞批判。到了劉宗周，明朝就亡國了。有一點非常值得說的是，劉宗周雖也科舉出身，但在明亡時並未擔任要職，他聽到明思宗自縊煤山的消息後悲痛不已，後來眼看清兵南下，杭州即將淪陷，竟然採絕食的方式殉國了。絕食是很辛苦的事，要靠極堅強的意志力才能做到的，劉的絕食而死，對當時影響很大，他的學生王毓蓍（-1645）與祝淵（1614-1645）也都先後自殺，還有一些學生如陳確（乾初，1604-1677）與黃宗羲等雖未死，卻以氣節自勵，終生不肯降清，對當時與後世的影響很大。
今天要研究明代思想，一定要依據、參考黃宗羲的《明儒學案》，這是毋庸置疑的。而我們來看《明儒學案》這本書，王陽明與他後學所形成的學派佔有多少篇幅？《明儒學案》從第一卷〈崇仁學案〉開始到第六十二卷〈蕺山學案〉為止，一共六十二卷，卷九之前是陽明前的諸儒學案，包括〈崇仁學案〉四卷，〈白沙學案〉二卷，〈河東學案〉二卷，〈三原學案〉一卷，從第十卷〈姚江學案〉（就是寫陽明本身的那一部分）之後，其中在〈泰州學案〉之前有〈止修學案〉一卷，〈泰州學案〉有〈甘泉學案〉佔有六卷，之後〈諸儒學案〉共分上中下共十五卷，〈諸儒學案〉之後就是〈東林學案〉與〈蕺山學案〉了，這兩學案中的人物對陽明學雖有批判，但也算是陽明學的一支，所以我們統計全書，寫陽明與陽明後學的共有三十一卷，以卷數言，正好占了《明儒學案》的一半，就內容言，當然更不只於此，因為陽明後的「諸儒」，就算其學宗旨不標榜陽明學，但所討論的，也絕大多是與陽明學有關的事。
我認為陽明學的重要，在於它改變了傳統儒學的態勢，也就是說陽明學比較注意自己存在的必要，這是以往所有儒學家比較忽視的問題。
傳統的儒家比較注意禮，比較講道德，禮是一種行為的約束，而道德又是社會生活下的產物，因此儒家講學問，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這套學問講到極致，往往忽略了自己，忽略了個人，陽明之學比較注意個人良知的呈現，主張一個人內心最初的判斷往往最為準確，這種說法，有點否定傳統知識的說法，在當時引起了很多的爭議與回響，是十分特殊的。當然在陽明之前，在北宋的時候與朱子（名熹，字晦庵，1130-1200）同時的陸象山（號九淵，1139-1193）之學，已經有了這種「態勢」了。陸學與朱學最大的不同在朱學比較講學問，也就是歷史上稱的「道問學」，比較強調學問知識的重要，而陸九淵比較注意的是「尊德性」，所謂尊德性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在涵養，換句話說是重視一個人的內心，比較講究一個人內心所達的道德境界，陸學也被稱為是「發明本心」。
陸九淵這派學說比較注意內在，不求外表，在乎心之所得，不在乎自己讀過了多少書、掌握了多少知識。但在宋朝，陸學的勢力始終不敵朱學，原因是客觀知識比變化莫測的內心更好把握一些，朱學比較有途徑可尋，而陸學的境界對一般人而言，反而難以達成。
但到了明朝，這種態勢就大大改變了，這是因為朱學已盛了幾百年，本身已露出了疲態，再加上明代社會已去南宋的時代太遠，很多事已變得十分不同了。王陽明的學說比較接近象山一派，陸、王之學都有一種「發明本心」的傾向，陽明之學自興起後，得到的社會呼應極大，在明代，王學的起來有點像掀起了一種遍及社會各層的「發現自我」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