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告訴我，你為什麼家暴？：調查記者走訪家暴案當事人、司法現場、諮商服務站，挖掘暴力行為的根源，聽見施暴者與受暴者的聲音

商品簡介

究竟是什麼導致相愛的伴侶之間滋生暴力？
施暴者心中還有愛嗎？受暴者為何離不開？
一旦暴力在日常中生根，隨時可能因一點小事爆發，該怎麼克服它？

王宏仁╱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朱家安╱作家
李佩雯╱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廖珮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臺灣男性協會理事長
——鄭重推薦 

◤一個人面對衝突的方式，端視於受教養過程中，學會用哪種武器
活在暴力陰影下的許多人，並未發覺自己正複製著過去的經驗……◢

　家暴議題其中一個難處是，多數人覺得事不關己。二ま一九年的國際終止婦女受暴日，演員阿黛兒．艾奈爾說過一席話：「怪物並不存在。我們應當正視的，是這個社會，是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我們的父親。我們的目的並非殲滅他們，而是改變他們……」以法國而言，每年約有二十二萬人回報自己為家暴受害者；換言之，就是有二十二萬人在家中施暴。他們不是怪物，也並非所有人拿著獵槍追擊、射殺就能解決的問題。在這些人當中，有我們的鄰居、上司、同事、街角商店的老闆、自家小孩的師長，或許都是很普通的一般人。那麼，是什麼環節出了錯，讓人理智破防而舉起拳頭？

　以報導為職的作者馬修．帕蘭投入四年時間，實地走訪施暴者團體諮商小組、婦女庇護中心、司法現場，另外也和暴力防治、諮商界及研究人員訪談，試圖從施暴者的角度理解家暴的根源。這本書不僅呈現震撼人心的故事與證詞，更反映出社會對家庭暴力長久以來的忽視。帕蘭訪問了多名情況各異的當事人：有放火燒前妻車子並打人的屋頂工人，縱使多次進出牢房、團體諮商小組，卻始終戒除不了酒癮與再犯；也有與伴侶生下兒女、維持著有毒關係的車廠老闆，無計可施之下自願獨居，以防陷入暴力的迴圈；另外還有不堪男友言語謾罵，出手打了對方耳光的受辱女性，反而先被告了「家暴」一狀，而她深深苦於執法者偏袒對方的情形。

　作者發現，家暴並非黑白分明、搶占道德高地的「對錯之爭」，伴侶關係中的張力、成長過程所受的創傷、不正確的性別意識，在在可能釀成家暴悲劇。本書建議我們拋下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維，視家庭暴力為其中一方的創傷與另一方的創傷之間的摩擦。要是沒人辨識出關係出問題的癥結點，過去人生中的受暴經歷便可能觸發大腦也訴諸暴力，由此形成家暴、衝突的漩渦，甚至影響到更多人。而只要願意反思不對等的支配關係、認真檢視自我並面對生命中的創傷，我們大有可能遠離那樣的漩渦。

┤推薦好評├

　「會動用暴力的人」也是人類的一種，這本書說明這類人就在你我身邊，並探索他們如何形成。這些分析不只對受害者和旁觀者重要，對於暴力者來說也重要。人總希望自己合理正當，暴力的人會為自己找各種藉口，或扭曲關鍵概念來追求心安。此書對家暴者的刻畫和剖析，能幫助我們了解身邊可能的危險因子，也能幫助那些對自己的暴力感到後悔、不適、認知失調的人，更掌握自己的處境並尋求幫助。
——朱家安╱作家

　這本書有些提及暴力的段落，可能讓讀者受到極大的心理衝擊。我想邀請讀者，讀到某些頁面感覺不舒服時，暫時闔上書本，深吸一口氣、喝杯熱茶，感受自己與身體同在，提醒自己閱讀的此刻身處安全環境，不用急著把書讀完。
　本書的書寫脈絡是法國，其家暴防治制度與臺灣不同，臺灣法定的責任通報制度，責任通報人員只要發現疑似家暴就需要通報社政單位；法國則因醫病關係的保密原則，直到近年才修法讓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家暴通報，成為臨床工作者的行政裁量權。這項制度差異使得本書呈現的家暴情事，比較接近臺灣的高危機個案，也就是本書呈現的家暴皆是暴力程度極高的案件。臺灣也有暴力程度極高的案件，但在責任通報制度下，社工也會接觸許多危機程度相對低，但家庭關係千絲萬縷、社經結構因素導致家庭紛爭的多元案件。
　翻開書本第一章，作者呈現家暴施暴者認知教育團體的真實樣貌，我的腦海便浮現曾帶過的家暴相對人庭前團體，也浮現好幾位相對人的臉龐。受過女性主義學術訓練的我，似乎可以輕易指責這些男性「厭女」、「歧視女性」、「父權」，進而寫出一篇論理充分的學術文章。但同時，我也是在團體內的帶領者、相對人服務方案的外聘督導，面對責任通報制度下，女性主義論述難以詮釋的各類家暴案件。我們在現場與相對人工作時，需要了解陽剛特質的社會建構，方能找到一條較有效的助人工作取徑。臺灣的工作場域似乎不像法國那般，需要處理白人與移民社群的宗教帶來的性別觀點差異，這也是本書特別吸引我之處。
　作者在書中試著找到施暴者施暴的原因，他的答案是以童年創傷作為理解相對人施暴的生命脈絡。書中提出的觀點較類似於代間循環理論，但從腦神經科學的觀點來看，經歷暴力創傷會改變人的神經系統，大腦為了在充滿威脅的環境中活下來，會將資源從邏輯思考與社會連結，轉向防禦與生存。神經系統的適應性重塑，雖然在受虐環境中是保護機制，但在脫離人身安全威脅後，卻可能轉化為具有攻擊性的行為。這往往意謂助人工作者若選擇對抗、直面錯誤的工作方式，迎來的是相對人強度更高的防備與攻擊，造成被害者與助人工作者人身安全上的疑慮。大腦可塑性卻也為我們與施暴者的工作找到更有利的改變基礎，一旦建立起足夠安全的信任關係，助人工作者的介入成效便會提升。
　一位社工督導曾對我說過，「如果我們都把相對人妖魔化的話，我們沒辦法跟他們工作，介入成效肯定不佳。」也有家暴施暴者矯治團體的成效研究指出，「助人工作者與施暴者工作時仍需建立同盟關係，但同盟不代表認同他們的行為。」與家暴相對人服務方案合作多年的我，在學術身分與團體帶領人的角色之間，常常需要轉換思維。細細把這本書讀到最後，似乎看到作者走過那條我曾走過的心路歷程。
　儘管本書呈現的皆是異性戀關係的家暴案件，我在進行女女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時，也觀察到書中所說，伴侶在衝突中浮現權力支配不對等的情形。臺灣的社工場域已經接觸到不少多元性別者的親密關係暴力，危機程度高的暴力情況也與書中描述相去不遠。那麼，我們如何拓展女性主義對親密關係暴力的詮釋框架，看見不同性別認同、性身分認同者的性別處境？或許，本書出版之後，可以留給讀者共同思索與尋覓。
——廖珮如╱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臺灣男性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