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我們怎麼失去的新聞江山？：一個老記者的心靈戰場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林照真

　　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二○二六年一月退休。擔任新聞記者二十年，取得世新大學博士學位，轉換跑道到大學任教近二十年。
　　林照真喜歡文字，相信書本的生命更長。在新聞記者任內，曾出版：《中國人的悲哀》、《覆面部隊》、《水的政治學》、《喇嘛殺人》、《最後的達賴喇嘛》、《清淨流亡》、《戰慄土石流》、《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台灣科學社群40年風雲》。
　　作為新聞學者，學術出版則包括：《收視率新聞學：電視新聞商品化》、《新聞，在轉捩點上：數位時代的新聞轉型與聚合》、《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
　　林照真也是一個母親，曾與女兒賴亦恩合著《你怎能不愛上辯論：亦恩的辯論天堂》一書。

書籍目錄

目錄

自　序　新聞，我的一生

第一章　曾經以為可以不朽
第二章　人們其實不了解新聞
第三章　窮媒體，窮民主
第四章　不再榮耀的新聞記者
第五章　一家新聞媒體，兩支發稿部隊
第六章　困在昔日榮光，誤了數位轉型
第七章　臉書取代記者採訪
第八章　演算法當總編輯
第九章　失去真實比得到真實容易太多
第十章　最大的反派
第十一章　廣告巨人
第十二章　台灣媒體議價，讓我上了一課
第十三章　AI是新聞的未來？

結語與致謝

推薦序/導讀/自序

自序

新聞，我的一生！

每個人身上，都有屬於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不僅關乎我個人，更與人人不滿意的新聞有關。
　　一想起「新聞」，我總覺得沉重。我知道新聞的世界沒有我，仍會繼續運轉。
　　我就是牽掛。
　　在課堂上談到有所感的新聞時，我感到自己的腎上腺素還是會往上衝。其實，我早已經不是新聞記者了。
　　新聞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工作。前二十年間，我是個新聞記者；中間加讀個博士學位。後來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我是個新聞學者。
　　新聞工作讓我遇見人生百味，我的感受很強烈。新聞工作教我客觀公正，報導真實，這也是我為人的信念。新聞記者讓我每天都可以認識不同的人，見識不同的議題與事件。我像個雜家，在混亂中學習成長。
　　學者就不同。學者養成早有一定的規範，連一個錯誤的標點符號都禁受不住。學者最常作的事，就是在研究室內，折騰一篇篇自認為重要的論文。象牙塔內的世界，是塔外人毫無興趣的知識競賽。然而學術透析無止境的知識，讀書人會更謙虛，明白自己所知有限。也因為這樣，我對新聞，能有更多沉澱後的理解。
　　我即使是個新聞學者，身上常住的，卻是一個記者的靈魂。我的研究總會潛藏一股新聞焦慮；詮釋本是古典浪漫的新聞，如今為何傷痕累累。
　　「新聞」二字，是我人生的縮寫。我與新聞結緣四十年，我的一生。
　　我的職業生涯即將來到六十五歲終點線。相較於球員高掛球鞋、卸下球衣引退的儀式感，我這樣一個新聞人，寧可靜靜退場，讓這本書訴說內心想說的話。
　　我個人成敗事小，新聞大業才是我想談的重點。我在意的，是我視為志業的新聞，在我不再年輕力壯時，遭遇了前所未見的危機。
　　我在波瀾壯闊的民主洪流來襲時，加入新聞工作。新聞是歷史的初稿，我深信不疑，總覺得自己在做一份重要的工作。在我成為學者的後二十年間，民主政治已經庸俗化，科技洪流來勢洶洶，新聞毫無招架能力，失去了光采，也失去了正當性。
　　我不知如何為新聞辯護，也無法給學生新聞依舊雄偉如山的承諾。
　　「我們是怎麼失去新聞江山的？」我問我自己，想提出一些想法。
　　在我記者、學者的四十年生涯中，看到新聞轉變的千絲萬縷。新聞變了，卻不是時間造成的自然轉變。
台灣的新聞故事背後，有兩大歷史背景，分別發生在不同世紀。二十世紀先上場的，是民主化的希望場景，新聞自由是民主台灣最適當的隱喻。二十一世紀繼之而來的，是數位科技的全球輾壓，讓倔傲的媒體不得不低頭，傳統的公共價值逐漸淡去。台灣新聞媒體身處其中，即使民主賦予新聞神聖光環，新聞仍然沉淪，徒留今日難以入眼的新聞殘局。
　　這一場新聞殘局，是我的人生經歷，也是台灣新聞顛簸的足跡。

記者這一行
　　這四十年間，新聞的變化太大，非三言兩語可以道盡。我想以一個老記者的心情，說一個台灣新聞的故事。
我還是初生之犢時，新聞是個數量稀少的行業。人們常說「老三台」、「兩大報」，就知道早期台灣媒體的數量並不多。那時的大學新聞本科也很少，政大新聞系就是我沒考上的第一志願。
新聞記者領薪水度日，會對這個工作起心動念的，多半是沒有發財夢、卻想經緯天下事的文人墨客。報社薪水還過得去，電視台的高薪則羨煞眾人。主播的家喻戶曉更挑動年輕人的表現欲，任誰都想擠進那個窄門。
新聞記者是我嚮往的工作，我尤其喜歡報紙。記者並非制式化工作，穿著可以隨性，說話不必官腔虛偽，讓我非常自在。一個記者負責一場新聞，我非常習慣一個人孤獨地完成工作。記者要有一定的抗壓力，才能讓故事立體成形，以真實的新聞面貌出現。
新聞因為記者的詮釋而出現，記者必須投入時間思考與寫作，讀者才可能理解。新聞講究真實，真實卻又有千萬種註解，全在記者衡量拿捏間。新聞的底線就是不能憑空捏造；不能明知為假還當真。新聞記者必須四處與人討論，整合出最逼近真實的說法。好新聞需要時間營造，記者要沉得住氣，讓別人願意跟你說真話。
我進入新聞行業，是從台視的新聞專題節目《熱線追蹤》開始。電視深入每一個家庭，雖然老三台時期的新聞播報，僅有三十分鐘的時間限制，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則有九十分鐘。基於電視講求畫面的基本需求，報導主題已經出現某種取向，沒有畫面的政治與思想探討，不太可能出現在電視製作中。
然而，其他的社會觀察、環境生態、人文生活等議題，則是百無禁忌。
更重要的是新聞時效。我和攝影團隊經常在半夜中回到電視台，立刻展開剪接與寫稿作業，專業的配音員準時上午九點來錄製旁白。一個禮拜播出一次的節目，讓我一周有兩個晚上，必須熬夜到天亮。我的工作疲態，全寫在臉上。
在電視台工作兩年後，《中國時報》公開招考，我也因此轉換工作跑道。那時台灣還在戒嚴，政治的緊箍咒卻已開始鬆動，報社需要更多年輕新血。接著台灣發生民主轉折，何其有幸，歷史就在我面前發生。
這一場對台灣影響巨大的歷史浪潮，是一場徹底的民主洗禮。台灣學習民主政治，言論自由，人民可以組織政黨參加選舉；報禁解除後，台灣展現追求新聞自由的決心，少數媒體壟斷局面終於結束。
新聞記者有說話的權利，對想表達思路的文史哲與法政的年輕學子來說，實有相當的吸引力。想報考記者的人太多，報社還得洽借附近小學當考場。
台灣解嚴後大量年輕人參與媒體工作的盛況，和美國水門案後，吸引大批年輕人進入新聞界的情況相近。新聞「第四權」的聲音，響徹雲霄。
毫無身家背景的年輕人進入新聞界，是台灣新聞民主很重要的基礎。這些年輕記者來自社會基層，和民眾一樣擠公車上班；卻因為記者身分，能夠接近國家權力、影響重要決策。
　　新聞工作也讓社會有機會認識一群有理想的年輕人。這群年輕人不為政黨、智庫收編，媒體是他們文字改革的基地。
新舊政局更迭，是記者筆下轟轟烈烈的新聞報導。台灣長期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 終於出現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民主轉型。新聞記者的工作，平添更多的社會期許。
任何人來問我，我都會大力推薦新聞工作。
（未完）

文章試閱

第一章 曾經以為可以不朽

　　有些人會用狗仔、蒼蠅、禿鷹、烏鴉、一窩蜂等詞來形容記者，其中多半已有負面評價。我當記者時，是一張白紙。如果要我形容，我會用「菜鳥」形容年輕時的自己。
　　我是心中沒有任何包袱的菜鳥記者。
　　菜鳥並不起眼，就是呆呆的，什麼都不懂，一整身的青澀。
　　記者才是重點。
　　當政治威權結束時，台灣社會彷彿被重重推了一把。一個踉蹌，不打折扣的民主就落在自己面前，記者成為站在第一線的真實見證者。
　　菜鳥記者心中沒有顏色，沒有立場。沒有主管的耳提面命，也沒有手機與社群媒體，只寫自己該寫的。
　　湛藍的天空飄來一朵朵白雲，時間在不經意間溜走，很快就天黑了。晚上回到報社動筆寫稿，才能讓記者的所聞所見，出現在明天的報紙上。
　　我是報紙培養出來的新聞記者，在報社工作十七年。記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生活方式。因為之前有過兩年製作電視新聞專題的經驗，之後也曾經去雜誌媒體工作一年，我明白不同媒體的記者養成都不一樣。
　　無線老三台電視深入每個人的家庭，影響力最大，也因此受到嚴格的法規束縛，記者很難在政治議題上發揮。過去報導民進黨時，還曾稱之為「所謂的民進黨」。可見電視言論尺度限縮，記者只能蜻蜓點水。
　　雜誌編輯部負責設定議題，記者發揮的自由度自然受限。早期雜誌沒有「記者」職稱，一律稱為「編輯」，其實人早就已在新聞現場實際採訪。現在已有明確的頭銜與工作劃分，在外面負責採訪的，名片上就是「記者」的抬頭。
　　對我來說，報紙是非常特別的媒體。無論是早報、或是晚報，辦公室的主管雖然知道有些例行會議，卻不知道實際發生什麼狀況，以及新聞發展的程度。
　　新聞的重心全在記者身上，記者是報社最看重的角色。報社記者人數最多，自由度也較高。記者可以自己決定受訪對象，盡情去找報導素材，可能就是第二天的報紙頭題。報社是理想的組合，筆桿的世界，臥虎藏龍。
　　當我還是二十多歲的菜鳥記者時，最喜歡聽政治記者回憶戒嚴時的新聞故事。這些記者年齡約是大我五、六歲，或再多一些。記者因為跑政治路線，知道若干真相，卻無法直率地報導。當時政府機構不可能有發言人制度，記者只能私下尋覓可信的線人，也要避免自己變成炮灰。
　　那時的新聞學並不發達，沒什麼「民眾有知的權利」等新聞理論，對新聞記者的「第四權」也缺乏論述。
　　戒嚴時期的新聞記者必須審度時勢。曾有記者說，記者的工作主要就是「埋地雷」。意思是在字裡行間，以不經意的方式寫出真相。如果主管核稿時發現，等同計謀拆穿；主管漏看的話，真相就可以公開一些些。
　　除了埋地雷外，若是採訪到一定不能見報的內容，有人會用筆名投稿黨外雜誌。時代使然，記者便在黨外雜誌匿名寫稿。
　　有些在官媒跑新聞的記者，還會把新聞內容提供給其他新聞同業。他們認為，新聞記者應該報導真實，既然自己的報紙無法刊登，至少新聞同業可以把事件的真實原委說分明。
　　我不記得具體案例，只記得這些記者說話時，一臉驕傲的表情。感覺得出，他們有一點自豪。新聞扭曲的時代已成過去，只留下記者無愧於心的回憶。
　　現在離那個言論控制的時代，已有四十年了，年輕記者可能不曾聽說這些，我自己也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在解嚴前幾年加入媒體的。然而，戒嚴時期記者追求新聞真實那顆熾熱的心，依然可以感同身受。
　　台灣終於要結束黑色的新聞時代了。

寧靜的新聞蛻變
　　相較於嘶吼、奔跑、令人窒息的街頭群眾抗爭；解除對新聞管制的報禁解除，同樣影響千萬台灣人，卻顯得異常寧靜。
　　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中時》、《聯合》兩報的報紙頭條新聞，依照正常慣例，刊登總統蔣經國的元旦賀詞。《中時》則在頭題旁，加上〈報禁今天解除〉的小幅報導，依然小心翼翼。
　　文中一開始就說：「從今天開始，實施三十多年的報紙登記限制與張數限制屆時解除，新聞局將接受報紙新設登記。」
　　這是台灣新聞自由劃時代的第一天。
　　此事起因於民國四十年六月十日，行政院發布命令，指出台灣省報紙、雜誌已達飽和點，開始限制報紙、雜誌、通訊社新設登記。民國四十四年依《戰時新聞用紙節約辦法》，規定張數不得超過一張半；民國五十六年時，放寬為兩大張半，後來再放寬為三大張。
　　報禁解除當天，讀者收到的報紙，從原來的三大張，增加為六大張。每一家營業報社都承諾，將提供更多、更好的內容。《中時》、《聯合》兩大報的壟斷局面也宣告結束。新報社陸續設立，激烈的新聞競爭即將上場。
　　新聞傳播學者紛紛提供新聞局建言。他們的建議是報紙張數無需設定上限，但需有下限。在自由競爭之下，不良的報紙將會自然淘汰。
　　解除戒嚴帶來報禁、黨禁與民眾集會結社的解禁。寧靜的報紙解嚴不如街頭抗爭，具有強烈的畫面感；卻是台灣另一場關鍵的民主轉型。
　　在新聞自由之前，民主自由正在同步醞釀。中國實施帝制數千年，近代台灣又經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四十年戒嚴。台灣雖早有「福爾摩沙」的美稱，在政治上卻從未自由過。新聞記者得以親身見證，台灣如何走出政治桎梏，創造屬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解嚴後的台灣社會，一直有一股焦躁，急著尋找出口。位於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廣場，經常有人潮聚集。群聚的民眾來自台灣各地，遊覽車就停在附近。他們北上不是為緬懷革命先烈，而是來參與台北的街頭遊行。因為在台北，更有機會吸引新聞記者的注意。
　　記者因為新聞工作，能夠與台灣的民主脈動靠得更近。屬於台灣的新聞民主正在高壓中冒出嫩芽。我這個新聞菜鳥，也在台北街頭，開始自己的政治啟蒙。
　　政治組在《中國時報》被戲稱為「天下第一組」。傳統政治記者歷經地方政府、台灣省政府中興新村、立法院、行政院、國民黨中央黨部、總統府等重要路線磨練。在這些政治路線上，新聞記者接觸的，是台灣最有政治權力的人。
　　解嚴後，台灣出現另一條新的政治路線，主要是和政治受難者、政治失意者及理想主義者打交道，這就是我的新聞路線。台灣若能出現健康的政黨輪替，街頭運動者就有可能進入廟堂，這些事後來都在台灣出現了。
　　當時，我等於負責非政治性的在野力量，包括社會運動、弱勢團體、自救會、學者等民間力量。這些團體在解嚴後，經常發動各項社會改革，是帶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解嚴後有關的集會、結社等社會運動，並未在解嚴後立刻啟動，民眾似乎還在觀望。台灣的報紙已有更多篇幅，準備記錄台灣歷史性的轉折。
　　這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固然有其政治意涵，更大的意義在於台灣久受壓抑的民間社會力，第一次獲得釋放。由於戒嚴時期禁止集會與遊行，老百姓就像壓力鍋一樣，在解嚴後急切地向外找出氣的管道。
　　解嚴後的幾年間，台灣民眾初嘗民主的滋味，台北街頭不是車水馬龍，反倒經常出現抗議、叫囂、警民衝突的場面。
　　以前不曾出現這樣的場景，我就在混亂中學習，用自己的方式面對。
　　在街頭採訪時，等於是把自己曝露在群眾的眼球下，他們很專心地聽我問的問題。當我習慣使用國語發問時，群眾中立刻有人大聲喝斥：「台灣人講台灣話。」濃烈的本土台灣意識，在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可以這麼理直氣壯。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