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失控的蔑視性社會：當塔綠班、藍蛆、4%仔成為我們面對異己的暴力語言，該如何找回理性的對話可能？

作者簡介

艾瑞卡•埃特森是作家、社群激進分子及合格的強效溝通法引導者。身為前人權律師，她提倡支持接受社會救濟者、囚犯、原住民、移民及環境保護主義者。她也籌劃社區專屬的清潔能源，做為氣候危機的解決方案。二○一六年大選後，埃特森積極參與抵抗運動、紅州與藍州的對話計畫。她的文章刊登於《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聖荷西信使新聞報》（San Jose Mercury News）、《真相大白》（Truthout）、《漸進式民粹主義》（The Progressive Populist）及《變網》（AlterNet）。目前她與丈夫、兒子住在加州的柏克萊市。

書籍網址：ericaetelson.com/beyondcontempt

譯者簡介

外貿協會國際企業經營班英語組結業；英國杜倫大學英語教學碩士肄業；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學士畢業。曾獲英國杜倫大學 Best Final Essay 獎。合著《英語搭配詞隨身祕笈》。譯有《明日飆股》、《黑錢》、《職場上做人很累，不會做人更累》、《漫步華爾街的10條投資金律》。

書籍目錄

謝辭
前言
第一章：輕蔑及引起不滿的原因
第二章：針對階級的輕蔑
第三章：為何不是人人加入自由派
第四章：好奇心：矯正輕蔑的解藥
第五章：和平共處
第六章：保持鎮定
結論：架橋或拆橋？

推薦序/導讀/自序

「眾聲喧嘩的混沌時代，我們更需要洞見、傾聽與人性。」──資深主播/名人書房主持人 詹慶齡


「這本書提醒我再回應網友前先深呼吸，先試著理性討論真的不行再封鎖。這本書我得讀，你也是。」──「焦糖哥哥」 陳嘉行


「政治社會的對立，加劇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如何重新撐開公眾的討論空間，是當代公民社會必須深思的。」──立法委員 邱顯智


無論你辯論的對象是脫口秀主持人、同事，或者你需要在感恩節與對福斯新聞上癮的雷夫叔叔討論議題，這本書能指導你如何把話說到對方的心坎裡，在不傷害到對方的條件下達成你期望的結果。讚啦！
──湯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美國第一位支持進步主義的脫口秀主持人


非讀不可！建立良好的關係，在政治及生活中都是致勝的深奧策略。《失控的蔑視性社會》說明了如何使我們的溝通方式與包容、開明及善良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方法。
──瓊•布萊德斯（Joan Blades），客廳對話（Living Room Conversations）、母親崛起（MomsRising）及前進（MoveOn）組織的共同創辦人


埃特森逐一說明親身經歷，深刻地探索如何與人溝通、消除隔閡，以及有效地在不同意見中進行交流。她強調了拉票員每天晚上都在實踐的原則：與其告訴選民原本的信念是錯誤的，不如從傾聽開始，尊重他們，並分享新的資訊。
──馬特•莫里森（Matt Morrison），勞聯－產聯「美國動起來」常務董事


埃特森寫的這本書是瑰寶，深刻且有趣地捕捉到許多進步主義者與保守主義者交談時，所顯露的輕蔑態度及採用適得其反的對話策略。有許多明確的例子有助於敏銳且深入的分析，也有不少針對我們所處困境的深刻見解。本書的後半部分提供一些解說性的實用建議，讀者可以參考並執行。內文不僅幫助我改善了對於分歧的思考能力，也幫助我在勸說其他進步主義者展現同情心和效力時，改進了我使用的措辭。對於想修復分裂國家，或想在保守主義者面前變得更有說服力的自由主義者而言，這本書象徵著解救的希望。
──大衛•坎普特（David Campt），對話公司（The Dialogue Company）白人盟友工具包計畫的負責人


這部非凡的作品既提出尖銳的批評，又展現樂觀的一面。內文深入淺出地說明作風即內涵，言語的品質很重要。這本精彩的書主張進步主義者的目標不只是恢復領導力和權力，也要創造出與長期目標一致的邏輯框架和價值觀。這部具有啟發性的作品實在扣人心弦。
──傑瑞•曼德（Jerry Mander），全球化國際論壇（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創辦人，著有《資本主義論文》（The Capitalism Papers）和《消失的神聖感》（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


《失控的蔑視性社會》傳達的深刻訊息超越了任何黨派政治作風的範疇。這本書猶如一張地圖，能讓我們了解如何從與我們想創造的世界保持一致的正直之處出發，創造可持續的社會變遷。
──法里安•賈瑪爾（Fareen Jamal），律師、合格調解人、安大略省律師協會（OBA）家庭法組前任主席，曾獲二○一四年OBA希瑟•麥克阿瑟年輕律師紀念獎（Heather MacArthur Memorial Young Lawyers Award）


艾瑞卡•埃特森先勇敢地審視自己，態度堅定不移，然後邀請其他人共同檢討蔑視的態度如何使分歧的情況惡化。幸好她沒有就此打住，而是進一步為我們提供解決辦法──能幫助我們改變心態的方法，讓我們學會以好奇、直接、真誠的方式看待自己並善待別人。埃特森簡直是我們找回人性的嚮導。我期待讀者先自我反省，再效仿她的做法。
──卡羅琳•威爾克斯•卡思（Carolyn Wilkes Kaas），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法學院的爭議解決中心共同負責人，體驗式教育副院長


在受到川普的極端不當行為破壞的政治環境中，進步主義者很容易忽視我們使分歧加劇的作用。《失控的蔑視性社會》說明了為什麼以尊重的態度對待所有人，對民主而言是很重要的事，也是為二○二○年以後打造勝利聯盟的關鍵。
──卡琳•塔梅里烏斯（Karin Tamerius），醫學博士，玩轉政治（SMART Politics）創辦人

文章試閱

前言
我讀大一時，參與過核凍結（Nuclear Freeze）運動。某天晚上，我辛苦工作到凌晨，用模板印製令人咋舌的手工小海報，上面寫著：「我們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性戀……我們只是想阻止核子武器大屠殺。」

不知怎麼回事，這張海報吸引了幾十名學生參加會議。會後，一名研究生私下把我叫到一旁，評論海報上有關恐同症和政治迫害的詞句。我本來不懂這兩個概念，但我不久就了解其中的傷害。那位研究生的說法直截了當，一派輕鬆──不羞辱，不說教，也沒有流露自以為是的憤慨。

假如她讓我感到沒面子，也許我會羞愧地離開，或找守舊的校園團體來撫平「政治正確」警方造成的創傷。但多虧她善用技巧指導我，又不會讓我存有戒心，我才能夠領悟並接受教訓。

我真希望經過此事之後，我能以她為榜樣，在美國各地播撒智慧的種子，最終發展成進步的民粹主義革命運動。但事實不盡然。

就在我大學畢業後的夏季，某天在游泳池邊，我朋友的男友得知我要搬到舊金山後，他表示絕對不會想住在有那麼多「同性戀」的地方。我回答：「如果男人對自己的男子氣概有信心，就不成問題。」若按照一九八○年代的「性別二元論」標準來看，我的回答有十足的把握，對可悲的恐同者而言，無疑是討厭的回擊。我向他表達「沒什麼大不了」的概念，但我實際上傳達了什麼嗎？該怎麼對言詞尖銳的自由主義者表達憤恨？

我繼續以類似的格調過日子。直到二○一六年大選，我根據自己的需求收聽喬恩•史都華（Jon Stewart）的節目，以便提醒自己：像我這種受過教育的人，圈子內多半是支持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白人，我們是多麼聰明、多麼優秀啊。接著，噩夢來襲了。支持虛無主義的煽動家奪走了我們僅存的民主思想，並改造成非常糟糕、粗魯又危險的真人秀。

十一月九日，天還沒亮時，我的輕蔑態度漸漸變本加厲，不只是針對川普，也是針對他的支持者。那時，我沉迷在文章、部落格及臉書的筆戰中，不屑程度達到了極點。這些人是誰？就是一群瘋狂、支持種族主義、歧視女性並持槍的蠢蛋，他們把選票投給了自吹自擂、說話冷淡又易怒的有錢騙子。這種騙子顯然會趁著他們坐在電視機前，一邊大口喝著非精釀啤酒，一邊接受肖恩•漢尼提（Sean Hannity）洗腦時，冷不防地放暗箭？

其實我完全不認識這些人。但我認為自己只需要知道：他們是很容易被洗腦的愚鈍鄉巴佬，情願袒胸露背也不願穿上套裝；比起史蒂芬•荷伯（Stephen Colbert）的諷刺才華，他們偏好安•庫爾特（Ann Coulter）的惡毒種族主義；愛吃肉的鄉下人並不是為了遵循原始人飲食法。他們都該帶著重大的錯誤沉入海底。

在我最需要喬恩•史都華時，他在哪裡？我還記得，他上次感謝川普從喜劇天堂搭金色電扶梯下來，以虛榮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時，他正在模擬性高潮。

我們斥責和嘲笑了一半的人口，但誰又能責怪我們呢？我們怎麼可能不奚落他們？畢竟，我們的敵人早就因為出生地質疑主義、班加西（Benghazi）聽證會、槍械，以及怒斥歐巴馬健保（Obamacare）和跨性別者廁所，而變成不折不扣的瘋子了。他們太愚蠢，又有認知障礙，真可悲。講真的，假如他們不是一群可憐蟲，我們大可同情他們就罷。

還記得小布希連「核」（nuclear）的發音都不會嗎？還記得我們怎麼不小心低估他嗎？兩次吧？然後我們又低估茶黨（Tea Party）怪咖。接著，我們又低估了川普。我們確實該承認自己的狂妄，但我們更該理直氣壯──因為「紅州」土包子的愚蠢再度摧殘美國。

川普當選，使許多人感到難過、憤怒又害怕。我們每天從震驚和畏怯的情緒回過神來，盡量保護自己不受他的歹毒手段影響。通常，我們的防衛心理是以鄙視的形式呈現，融合著怒氣、憎惡及優越感。

人們面對日益寡頭政治化，並結合著軍事、監控、監獄、金融、產業的心理負擔，而共和黨與民主黨政府的更迭並不會產生多大的變化，因此百姓經常需要對當權者說出真話，以及談論關於權力的真相。然而，我們常常以文學評論家提姆•帕克斯（Tim Parks）所說的「無效諷刺法」道出事實：

評定諷刺的標準相當簡單：只要不是朝著積極改變的目標，或無法鼓勵人更開明地思考，便是失敗的做法。但這不代表諷刺的方式不有趣、觀察力不夠敏銳或不滑稽，因為詼諧地嘲弄政敵可以達到既滑稽又令人滿足的效果，也可以強化我們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若說到諷刺，的確不起作用。最糟糕的情況是，諷刺會使心理狀態受到更大的損害，使偏見兩極化，並激起原本譴責的行為。

帕克斯批判法國雜誌《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對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嘲諷方式很荒唐，但他也可能是指美國的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及政治人物如何培養道德與知識方面的優越感，而這種優越感已引起保守美國人的反感。

我們這些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不只是強烈反對他們的信仰，也對軍國主義、社團主義、父權制、白人至上主義的殘暴大為光火。我們靠著自以為是的高傲態度表達反對，試圖證明他們的論點有誤，質疑他們的智力，並輕視他們視為神聖的價值觀──秩序、穩定、宗教、忠誠、個人主義。

凡是得罪到我們的事，我們也希望其他美國人都覺得被冒犯。假如他們沒有同樣的感受，我們不會表示認同，反而枉費心機地羞辱他們，想說服他們認同我們的觀點。但從我觀察到的事，以及從社會科學反映的情況來看，朝著左派與右派的分歧猛力投擲尖酸刻薄的「實話炸彈」，只會使分歧更加嚴重。

喬蒂•肖克法（Jodie Shokraifard）是支持歐巴馬的勞工階級選民，她沒有參與二○一六年的大選。她講述自己在臉書看到「迷因」 將移民大隊與都市犯罪做對照，令她感到困惑的經歷。當她請臉書朋友解釋迷因時，他們譴責她是「川普腦粉」。沒人願意向她說明迷因的意涵。一個人也沒有。「回答我的疑問，比說我是種族主義者或白目還困難嗎？」喬蒂問。確實如此。這則故事告訴我們，一名女子虛心請教，只可惜傲慢的「朋友」自以為了不起。這種態度很常見，導致無數學習與成長的機會溜走。喬蒂被自由派朋友排擠後，她該請教誰呢？

有一名年輕人告訴我──暫且叫他陶德（Todd）──他向來很尊敬的阿姨得知他是偏向右派的無黨派者後，就開始在臉書攻擊他。她發布長篇大論抨擊共和主義，找他的臉書朋友吵架，並要求他回應是否支持歐巴馬。他表示不支持歐巴馬，原因在於他對醫療保健及其他議題的立場，但阿姨堅持認為他的理由站不住腳，想必是個種族主義者。於是他們的關係變得疏遠，再也無法挽回，這個轉折讓他非常傷心。

美國的政治文化變得愈來愈分裂、惡毒、粗魯、殘忍又可恨。「主流媒體，」柏克萊新聞研究所的所長愛德華•瓦瑟曼（Edward Wasserman）說：「從誤導大眾溝通的方式，賺了不少錢。」政治對話成了盲目偏袒、刻薄的嗜血娛樂，對媒體界極為有利，卻對社會極為不利。

左派分子並不是殘酷和仇恨的主要傳播者，但我們在貶低政治對話文化的價值方面是同謀者。我不認為以下這兩者在道德層面同等：（一）針對弱勢群體的可憎言論與行動。（二）針對助長或默許偏見者的粗鄙、狂妄或有惡意的言辭。然而，我認為前者盛行並不能證明後者盛行的合理性，尤其對象是美國夢在沉睡中化為泡影的低收入白人。

即使是參與左派，也會讓人覺得像參與循環砲轟隊。在二○一六年的初選期間，有些憤怒的希拉蕊支持者譏笑「伯尼兄」，而有些惱火的伯尼支持者譴責希拉蕊是「民主黨內的共用蕩婦」。

或許進步主義者認為挖苦人和沒耐心合乎情理，畢竟我們失守和平與社會正義的速度，就像大冰原質量減少一樣快。我們的對手怎麼會不明白川普與共和黨（以及某些人認定的新自由主義民主黨人）要逼我們跳下懸崖？

《紐約客》諷刺作家安迪•鮑洛維茲（Andy Borowitz）指出自鳴得意的自由主義者懶得再啟發無知的人：

最近的民意調查表明，許多美國人厭倦了為傻瓜釋疑解惑，尤其是談論的問題不言而喻時……根據這項由明尼蘇達大學民意研究所進行的調查，當數百萬人因無法向傻瓜解釋清楚非常基本的資訊，而傷腦筋一段時間時，引起的挫折感已達到了極限。

有許多顯而易見的事，體現出人們不願意再試著與蠢人溝通，例如氣候變遷會導致棲息地嚴重破壞及駭人的滅絕事實尤為明顯。多數人表示不想再跟笨蛋浪費口舌。

我想，鮑洛維茲是在嘲笑自由主義者的優越感，但我不信我們是他譏諷的對象。川普宣布參選的一週後，這篇文章發表於網路，鮑洛維茲與史都華一樣都乘機利用川普送給諷刺作家的禮物。不過，就像帕克斯批判《查理週刊》的無效嘲諷內容，此文也煽動了原本譴責的行為。

羞辱對手是很危險的事。即使羞辱的方式既巧妙又令人滿意，卻不夠明智。蒙羞的感受參雜著羞愧和憤怒。德國社會心理學家伊芙林•琳德納（Evelin Lindner）形容蒙羞是「情感的核彈」。剝奪別人的尊嚴後，羞辱引起的極大傷害，會使受辱者認為有必要對欺侮者施加更大的痛苦。琳德納指出在德國、索馬利亞、盧安達、塞爾維亞的種族滅絕史中，可怕的蒙羞問題不斷加劇。她學到了索馬利亞諺語：「羞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戰爭時期，言語暴力比子彈更傷人。」

大多數川普支持者的觀點與自由主義者格格不入。當我們進一步將觀點轉化成羞辱、詆毀及排斥別人時，麻煩就出現了。這些「可憐蟲」不僅蒙受可鄙的信念體系，也承受著差勁的品味、低智商及輕信。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就像對待呆板又俗氣的典型偏執狂，或被洗腦的福音派教徒──他們沒有抱怨的正當理由。

我們否認川普支持者發牢騷的合理性，是因為我們忽略了信奉民族主義的白人妖言惑眾，強行控制上述的不滿問題。然而，琳德納警告：「為了我們自己著想，也考量到安全，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並關注所有的屈辱感受，因為即使造成的傷害是想像出來的，報復行為卻是血淋淋的事實。」我們剝奪別人的人性時，其實也是在鼓勵別人激發我們的獸性。惡性循環開始運轉時，離心力足以拋棄支撐整個社會的利他主義推動力。

川普堪稱「蔑視之王」。他對國家缺乏積極的願景，經常藉著侮辱敵人來填補內心的空虛。左派沒有持續專注在創造與傳達有效的進步議題，反而利用刻薄的推文和YouTube上的攻訐反擊，以期實現自由派英雄「徹底摧毀」或「擁有」保守政黨。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在二○一八年的國情咨文，嘲諷地回擊川普時，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因此被封為「傲慢女王」。此事發生在美墨邊境牆的資金問題形成對峙時，川普的「男子氣概」遭到質疑，並被比喻成臭鼬之後。

無論川普有多麼粗魯無禮，我們還是可以選擇自己的表達風格，也就是選擇通往的途徑──作家查爾斯•艾森斯坦（Charles Eisenstein）稱之為「內心深處更美好的境界」。每當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不妨考慮這幾個問題：尖刻的反擊能減輕我的傷痛和恐懼嗎？效果能持續多久？這樣做可以觸動別人的心，或喚起別人的痛苦，然後把我當成同胞看待？

有些人認為務必採取以牙還牙的方式，把重視禮貌的溝通呼籲當作一種保護壓迫者的語氣管制形式，而這種形式令人反感。其他呼籲行動，包括夢想部隊（Dream Corps）的「愛軍」（#LoveArmy）計畫、革命之愛專案（Revolutionary Love Project）、威廉•巴伯（William Barber）牧師的裂痕修復運動（Repairers of the Breach），皆主張團結以及尊重所有人的人性是延續社會正義的先決條件。「愛軍」的使命是在不使分歧加劇的情況下獲勝。該計畫要求成員致力於引導一些原則，例如「互相幫助，互不指責」、「團結起來，互不使喚」、「修補分歧」。

一九五九年，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為反戰聯盟（War Resisters League）發表演講時，提到公民權利的奮鬥是為了對抗惡勢力，而非惡徒；最終目標是救贖、和解以及創造令人喜愛的社群。「憑著滿腔恨意和怨氣去報復，只會增強宇宙中的仇恨……人要有足夠的理智和道德觀，才能切斷憎恨的鏈條。」他說。

經過幾十年的回響，我在二○一九年的排外與歸屬大會（Othering & Belonging Conference）聽到同樣的觀點。牧師班•麥布萊（Ben McBride）的停戰行動（Operation Ceasefire）計畫，使加州奧克蘭的謀殺率降低了四○％，並呼籲聽眾「嚴以治理，寬以待人」以及禁止排擠對手：「如果你在過程中成了暴君，抵達樂土又有什麼意義呢？」他成立的PICO加州（PICO California）組織致力於消除隔閡，而非決裂。

二○一七年，黑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共同創辦人艾莉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在底特律發表一場有影響力的演講，也引起了類似的共鳴。她省思不僅要壯大權力，還要改造權力的需求，並籌劃一些跨越不同界限的運動，避開復仇的欲望，以期召喚人們回歸人性。儘管她的演講主要與白人女性在社會正義運動中發揮的作用有關，我相信她闡述的原則也適用於保守主義者。

凡是抵制解放關係潛力的運動，注定會失敗。凡是認定不可能實現變革的運動，終究徒勞無功。即使有機會，也不是每個人都樂於追求變化。但許多人願意改變，而我們的任務就是創造出比現狀更有吸引力的另類選擇。殖民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本位、父權制──這些體制都會毀壞人際關係的連結。我們發起的運動一定要有所不同：謀求建立許多不同類型的關係，抵制拆散我們的體制，遏制恐懼和仇恨，排斥凌駕一切的權力，支持權力共享……我們要研究如何創造嚮往的世界，同時廢除不嚮往的世界。

並不是所有人都贊同偏激的包容理念。有些人認同理論，卻無法或不願意遵守。信念攸關網（Faith Matters Network）創辦人珍妮佛•貝莉（Jennifer Bailey）牧師憐憫地解釋，有些人承受的痛苦太過沉重，以至於無法豪爽地參與消除鴻溝的行動。付出的過程多多少少需要「被討厭的勇氣」，而這一點對受到白人至上主義、異性戀父權制或階級歧視傷害的人而言，是不可能的任務。

《對立社會下的理性溝通》代表我個人決定如何與那些我認為觀念有害、危險或不合理的人溝通。身為體格健全、財務穩健、順性別、異性戀、在本土出生的猶太裔白人女性，我不受川普引起的諸多威脅影響，也不想批評被壓迫者決定如何保護自己或表達悲傷、恐懼及憤怒。因此，我藉著這本書發出邀請，而不是開處方箋。

《對立社會下的理性溝通》是為了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而寫。他們希望能夠與數千萬支持川普及其觀點的美國人交流。在這些人當中，也許有你的家人、朋友或鄰居，還有你在二○二○年夏季與秋季拜訪的選民，或觀看你的推文、部落格、臉書貼文、寫給編輯的信、競選廣告的人，以及聽你說話的人。如果你從二○一六年開始，一直在躲避川普的支持者，或帶著怒氣而受宿醉之苦，那麼你很適合讀這本書。

前半部分深入探討輕蔑態度的互動關係、產生的過程與原因，以及一般人遭到蔑視時的不當回應。我評述文化的樣貌，指出媒體和政治充斥著鄙視，絕大部分是針對階級。我也說明支持川普的選民遭到蔑視後，往往與漸衰的白人勞工階級社群福祉遭到漠視密切相關。

我們可以情緒激昂地發怒，可以追究違法者的責任，甚至可以挑釁和搗亂。但是，如果我們以刻薄的言辭謾罵，長期在推特（Twitter）參與挖苦的爭吵，以冷嘲熱諷或自以為是的方式表達看法，純粹是為了抨擊有異議的人，那麼我相信這些做法對我們的志業是一種傷害。我們在言談中添加惡意中傷的內容時，只有一搭一唱才能領略箇中滋味。

假如你讀完前三章，認為藐視和責罵川普的支持者只會適得其反，那麼我很歡迎你繼續讀本書的後半部分，試試不同的表達方式。

幾年前，我偶然發現雪倫•史特蘭•艾里森（Sharon Strand Ellison）的職業。她創造了新穎的交流方法：「強效溝通法」（Powerful Non-Defensive Communication；商標為PNDC），並培訓了數千名教育家、律師、政府官員、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此外，在俄勒岡州第一位女州長芭芭拉•羅伯茨（Barbara Roberts）落後的競選中，她被公認以「強效溝通法」培訓羅伯茨而扭轉了局面。她也培訓一些行動主義分子；這些人成功阻止了俄勒岡州的投票方案，該方案主張對公立學校同性戀教師的歧視應當合法化。

我與艾里森進行廣泛的合作，將「強效溝通法」應用於當前的政治分歧，使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能夠以消除敵意的方式與保守主義者互動，並創造出尋找共同點的可能性，或至少不鼓勵他們死守自己的立場。本書的下半部分內容，主要展現艾里森在表達問題與聲明方面的天賦，她運用的方法有助於敞開心扉、分享想法，或至少不讓想法塵封。我做過幾十年公眾利益律師和行動主義分子的工作，如今不得不努力克服一些對立和自作聰明的溝通陷阱。我的「強效溝通法」技能依然有進步空間；有時，我會回到說服、評斷或因感到厭惡而退縮的狀態。但請放心，艾里森的專業知識能夠引導你避開我列在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弱點（除了溝通技巧外，本書傳達的觀點出自我個人，與她無關）。

本書中的溝通指導，主要適用於與一般人進行的一對一交談。與這些人交談時，你會希望自己不發脾氣。當你的策略包括對話或談判時，指導內容對你與有權有勢的人（及其員工）互動也有助益。最後，有一些要點可供撰寫或談論爭議性話題的媒體評論員、行動主義分子參考。

《對立社會下的理性溝通》並不是號召大家附庸風雅或卑躬屈膝，而是邀請大家重新找回和重塑有禮貌的民主概念，透過傾聽、理解及商議來促進公共交流。加拿大哲學家馬克•金威爾（Mark Kingwell）所言極是：「以禮儀為導向的社會，能容許激烈、甚或發生爭執的政治辯論，同時保留我們應當考慮約束的目標：思想有改造的可能性。」只要美國是民主國家，我們就得與保守派共享──選擇在於以促進理解與善意的方式，或以激起仇恨的方式與他們溝通。

「強效溝通法」不提倡惺惺作態、假裝尊重討厭或危險的信念，或將正義置於禮貌之下，既無關乎某些人認為遵守禮節規範是權勢人物為了免於公共問責而制定，也無關乎和解或妥協──除非是適合改革主義議題的策略。更確切地說，這套方法是關於傾聽敵方，並闡明你的立場，熱情又慈悲地打造你期望居住的美好世界。對我來說，在這更美好的世界中，有責任卻沒有恥辱，有和解卻沒有虐待，有怒氣卻沒有殘忍，有憤慨卻沒有表現出來的暴行，還有堅守信念的熱情，以及憐憫那些因我的信念而倍感威脅的弱者。

我很重視「強效溝通法」，因為這套方法能引導人在說真話的同時，不責怪、不詆毀、不無端樹敵。我們可以擁護論點、靜坐示威、大聲疾呼、歇業。我們可以遊行、罷工、聯合抵制。我們可以使那些對人類和生態危機漠不關心的機構瓦解。我們可以自由運用一系列的策略。如果我們不把策略當成戰爭的武器，而是作為促進理解與行動的工具，這些策略就會帶來更大的價值。

在我的言談中，我可以選擇不刺傷殘忍的人。我說話時，是為了表達自己的痛苦、恐懼或憤怒，而不是為了責備或懲罰那些虧待我的人，也不是為了展現自己有多麼聰明或清高。我說出自己的想法時，能夠不貶低其他人。

在社會正義的奮鬥中，難免會出現敵對的狀況。小馬丁•路德•金恩率領民權示威者投入不使用暴力的公民抗命時，許多人不贊成他們採取引起混亂的對抗策略，但反對聲浪並沒有削弱公眾對動蕩時期頒布民權法規的支持。我認為原因在於，金恩沒有發起無端的人身攻擊，也沒有將社會運動中的種族主義對手妖魔化。金恩曾經讚揚早期民權運動領袖杜波依斯（W.E.B. Du Bois）：「他並沒有沉溺於謾罵洩憤，退隱到沾沾自喜、被動滿足的狀態。」

對金恩來說，社會正義奮鬥的根源在於喜愛的社群，而衝突能透過化敵為友，並為人心帶來奇蹟的方式達到和解。也許，我在精神上無法像金恩那樣善待或關愛敵人，但我領悟到激起他們的仇恨毫無意義，也很危險。

川普不認同金恩。在一九九○年的採訪中，川普提起當時的布希總統：「他談到更寬容仁慈的美國時，我不以為然。如果我們的國家變得更友善，肯定會滅亡。」川普把同情心視為大敵，但我們也這麼認為嗎？

川普崛起的諸多潛在因素中，其中包括政治文化的有害形勢，洋溢著辛辣的批評，並缺乏同理心。愈來愈多意見領袖和政治人物做事偏向好鬥、卑鄙、自命不凡的作風。雙方皆以不同的方式和水準行事。你可以找到許多關於右派遊手好閒者心胸狹窄、不老實、挑撥離間等滑稽行為的書。但這本書是關於我們的劣根性，與他們無關。

多數美國人對黨派間的分歧感到精疲力竭，並表示不道德的文化導致他們對政治漠不關心。他們心不在焉後，更容易在投票處做出無知的決定，或乾脆不投票，使選舉交由許多有錢人、狂熱教徒或美國來福槍協會（NRA）成員的選民掌握。左派本身有忠實的基礎，但我們也需要所有種族中逐漸冷漠的藍領游離票參與。

隨著二○二○年大選開始，對核心地區和阿帕拉契山區選民的鄙視，並不符合需要。普立茲社論寫作獎得主、支持進步主義的民粹主義者阿特•庫倫（Art Cullen）的文章刊登於愛荷華州風暴湖市（Storm Lake）的當地報紙。他批評柯林頓家族這類民主黨人藐視愛荷華州是「飛越之地」……換句話說，愛荷華州的政黨決策會周而復始，他們突然「空降」，對鄉村的困境表示失望。我在第二章提到，核心地區在這過程中變成了「蠢事發源地」，其麻煩被貶低為種族主義老白人傻瓜釀成的創傷，忽略了這些傻瓜在五百三十八張選票中占了一百五十九張的事實。

許多左派分子相信，與其把時間浪費在庫倫的中西部游離票，不如努力帶動年輕人及少數族群等選民。說到投票率，我偏好採取兩全其美的辦法。二○一六年，搖擺州的各種族有大批勞工階級選民決定不投票，數量遠遠超過希拉蕊預計損失的票數。此外，不少在經濟上屬於民粹主義的歐巴馬選民轉而支持川普，足以在關鍵的選舉州稍占選舉優勢。在二○一八年的中期選舉，民主黨的勝利是高投票率及川普選民翻藍的結果（政治學家認為這些選民可能在二○二○年搖擺不定）。

根據共和黨戰略家阿里•弗萊斯徹（Ari Fleischer）的說法，川普的連任策略也取決於翻轉白人勞工階級的游離票。但可惜的是，「勞聯－產聯」（AFL-CIO）的政治組織分部「美國動起來」（Working America）調查了數千名搖擺州的選民後，發現許多人對川普的表現感到矛盾，並願意在二○二○年拋棄他。我們無法靠著不屑態度贏回藍領白人的選票。

想想凱特琳•哈羅德（Kaitlyn Harrold）這類年輕的賓州中間選民，她不久就後悔把選票投給川普。她從小在匹茲堡的傳統白人郊區長大，通道兩邊都有她的家庭成員。她沒有欣賞的候選人，但受到幾位海地裔美國同事的影響。他們要投給川普，因為他們認為柯林頓基金會（Clinton Foundation）濫用了為海地地震災民籌集的款項。哈羅德也認為川普很富有，不太可能變成當局的傀儡。

她不贊同川普的偏執，但她搬到匹茲堡，遇到那些眼睜睜看著好朋友在街上遭到槍殺的人後，她才漸漸了解系統性種族主義。「家鄉是我熟悉的一切，社群也深深影響著我。我看不見大局。」她解釋。一旦她開始同情飽受種族主義和貧困折磨的受害者，道德準則就改變了，並將政黨登記改為民主黨。她並不是因為同事的威嚇而改變心意，而是因為同事與她分享一些故事。她投票給川普也是出於對海地裔美國人的同情，因為她認為希拉蕊對他們不公正。

還有多少人像哈羅德這麼正直，沒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識形態，但偏狹的成長環境把他們引向了川普？當我們用輕蔑的態度對待他們時，又有多少人向川普投誠呢？

在《反抗法則》（Rules for Resistance）一書中，全球各地反對獨裁政體的老手懇求美國人不要重蹈覆轍──輕視對手是愚蠢、容易上當的種族主義者，引起種族間的分裂。「別憎恨投給川普的人，」印度記者暨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評論家薩特恩•波多洛利（Satyen Bordoloi）寫道：「即日起，試著了解他們，與他們建立友善的關係……別用言語逼迫中立者轉而支持偏執者。」在我為本書做研究的過程中，我聽到美國保守派發表的看法很一致；他們非常重視忠誠度，自由派的蔑視態度使他們對川普更加忠誠，並使他們對敵方（我們）的憎惡增添凝聚力。「也許川普是個傻瓜，」保守派記者羅德•德雷爾（Rod Dreher）表示：「但他只是敵人眼中的傻瓜。」

二○二○年後，無論是誰掌權，爭取和平、社會正義及環境正義的奮鬥永不止息。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都在不停遊說、集會、寫作、演講、製作電影、創作藝術、起訴、教學以及發表推文，讓未來朝著正義之路前行。在努力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恭敬地與那些懷有不同價值觀、期望、恐懼、煩惱及論據的人交流，或至少保持中立，以便加速變革、消除反對聲浪、增強凝聚力。

本書的重要基本前提是，維護個人的人性並不需要貶低其他人的人性。即使對方不懂得尊重人，我們還是可以對所有人表達敬意。舉凡主張羞辱和打壓對手的觀念，皆深植於艾里森所說的「溝通的戰鬥模式」，而這種模式的對話猶如一場有勝負的戰役。我們應戰的職責就是以暴力恫嚇敵方。在戰鬥中，這種力量有毀滅性。在溝通過程中，這種力量會造成並維持巨大的鴻溝。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瑪格麗特•蘇利文（Margaret Sullivan）向在川普掌權時代辛勤工作的記者，提出明智的建議：「別自視甚高，要保有使命感。」她給記者的建議（許多《華盛頓郵報》作家都忽略了）同樣適用於行動主義分子、當選官員、有影響力的領導人，以及我們這些人。追究有權勢者的責任，比以往更加重要。要做到這一點，最好保持一定程度的謙遜態度。《對立社會下的理性溝通》邀請你學習如何以正直、熱情及同情心，跨越巨大鴻溝並進行溝通。你能從中了解如何在言語間注入化解敵意、建立良好關係的力量。或許你也會發現，在偌大的鴻溝中，某個地方有一座充滿共同點的島嶼──我們在那裡顯現人性：犯錯、複雜、悲傷、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