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

作者簡介

李安如（Anru Lee）
紐約市立大學人類學博士，現為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依學院（John Jay College）人類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亞太地區及資本主義、現代性、性別、城市人類學、全球化及國家治理。《女工之死》翻譯改寫自Haunted Modernities: Gender, Memory, and Placemaking in Postindustrial Taiwan（2023），此外尚著有In the Name of Harmony and Prosperity: Labor and Gender Politics in Taiwan’s Economic Restructuring（2004）。目前正在撰寫的書主要探討北高捷運系統與科技、治理和公民議題的關係。

譯者簡介

林紋沛
台大歷史所畢，現為專職譯者，譯有《版權誰有？翻印必究？》、《萬事揭曉》、《如何考古，怎樣思考》等書。

書籍目錄

推薦　文化的多重宇宙：平行與交匯╱方怡潔
致謝 Acknowledgments
前言　經過媒介的記憶、人人爭奪的空間 Introduction: Mediated Memory, Contested Space

第一部　緣起：逝去之人 Ownership of the Dead
第一章　女工之死 The Death of Women Workers
第二章　舉足輕重的小人物 The Significance of Insignificant People

第二部　鬼魂地景 Ghostscapes
第三章　孝順的女兒、虔敬的鬼魂 Filial Daughters, Pious Ghosts
第四章　溫順女性、勞工英雌 Subservient Women, Worker Heroines
第五章　藍領工業城市、藍色海洋首都 Blue-Collar Industrial City, Blue-Color Ocean Capital
第六章　超自然存在、現代化國家 Supernatural Beings, Modernist State

第三部　來世 Afterlife
第七章　紀念的延續與超越 Beyond the Memorial

結語　未來的現在、未來的過去 Epilogue: Future Present, Future Past

引用書目 References
註釋 Notes

推薦序/導讀/自序

推薦人
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王秀雲，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人文暨社會醫學科教授
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林瑋嬪，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范情，《女人屐痕》共同策畫、台灣女性影像學會顧問
陳美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社科院院長
黃長玲，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黃捷，立法委員

1973年25位死於渡輪船難的年輕未婚女性，是眾多家庭的喪親悲劇主角、是民間女鬼故事、是國家工業化的殉難功臣，也是女性主義批判父權家國壓迫的犧牲者，作者呈現一段歷史的複雜多面，令人開卷之後欲罷不能。──王秀雲

一艘沉沒的渡輪，帶走了25位年輕女工的生命，也留下一道揮之不去的城市陰影。《女工之死》帶領我們走進這段被遺忘、被誤解的歷史，書寫25位年輕女工的生命與死亡如何被父母、地方社群、女性主義者與國家重新詮釋。本書以真實歷史為起點，縝密交織女性勞動史、鬼魂研究、記憶政治與空間治理，是人類學家李安如對台灣後工業地景的深描與反思，更是對亞洲語境中的性別與紀念實踐提出深具洞見的理論對話。她以細緻的人類學書寫，牽引我們思考：我們如何記住她們？我們又從誰的角度記住她們？這不只是一本關於悲劇的書，更是一封寫給未來的記憶之書。──王梅香

在《女工之死》一書中，李安如教授透過高雄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改建過程探討地方公共歷史表述、集體情感與記憶形式。她娓娓道來，說明這個故事如何開啟我們對高雄新的認識：從「二十五淑女墓」到「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轉變，不僅有逝者的家庭、旗津社群、女性主義者，也有市政府的參與。整本書觸及了他們不同的知識體系、時代與記憶，值得我們關注。──林瑋嬪

一個高雄在地的女鬼故事，在全球化脈絡下，開展出多義的理解。家屬咸認這是孝順、承家計的女兒變仙姑，享永世安寧的故事。在性別論述下，她們是締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無名勞動英雌，該銘刻紀念。城市治理者則希望她們的長眠之所從墓園變可親的公園。看似高雄的故事，也是台灣現代性的故事。──陳美華

《女工之死》讓我們聽見，在時代洪流中沉默消失的年輕女工之聲。25名年輕女性的死亡，道出了同時代無數台灣女兒的人生經歷。隨著勞權及性別運動進展，台灣社會從畏懼、遺忘再到紀念，如今她們不再只是被噤聲的鬼魂，而是高雄人權歷史上的共同記憶。──黃捷

文章試閱

第一章　女工之死（摘錄）
二○一三年冬天，我和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唐文慧教授一起走訪中洲碼頭，距離當年悲劇發生的日子已經過了四十年。我和唐教授在碼頭邊一家海產店吃午餐，跟老闆莊先生聊天。莊先生六十多歲，渡船事故發生時他年方二十六。當年他才從漁夫轉行當油漆商，那天早上差點就搭上了那艘奪命渡船，不過他被船長揮揮手趕走，船上已經太擠了。莊先生告訴我們，他站在岸邊等下一班渡船，看見自己本來要搭的那艘船翻了。跟岸上其他人一樣，他立刻跳入水中救人，也成功救起三名女孩。「船沉得太快了，困在船艙裡的人幾乎根本沒有逃生的機會。」他說。我們問莊先生，船難發生之後，還有沒有跟那天他救起來的三個女孩子保持聯絡，莊先生說現在沒有了。事隔多年，大家又繼續過著自己的日子。但是他還是會在旗津街上看到她們，偶爾她們也會從他的餐廳前經過。其中一位他救起來的女孩和當地人結婚，繼續在從小長大的社區生活。中洲是個小村莊，居民彼此都是鄰居、朋友、同學、親戚。因此，儘管莊先生並不認識每位逝者，但是或多或少還是知道在渡船事故中喪女的家庭。許多年輕女孩彼此也是同在加工出口區工作的同事。毋庸置疑，正是這種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網，讓二十五名年輕女性之死充滿悲劇性，村裡大部分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受到衝擊。
後來發現，渡船出事當天，船上只有船長一名工作人員。沒多久又有目擊者指出，翻覆的船隻可能在駛離中洲碼頭之前就已經開始進水；調查後也很快發現船長根本沒有駕船執照，渡船上也沒有救生設備。旗津前鎭間渡船服務的主管機關是高雄港務局，隸屬於交通部。事實上，在事故發生前不久，船隻才剛通過安全檢查，可見高雄港務局怠忽職守，沒有盡到保護乘客安全的責任。渡船事故的後續處理揭發許多弊端，高雄市政府於是介入協調，協助解決撫卹賠償問題。後來家屬決定將罹難者合葬，市政府也幫忙找到一塊大小足以容納二十五位逝者的墓地，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知二十五淑女墓。至於往來交通方面，船難發生後，為了妥善照顧旗津的交通需求，政府動工興建高雄港過港隧道，並於一九八四年正式開放通車。一九八八年，高雄港計畫再次擴建，政府徵收了中洲村包括二十五淑女墓所在位置的土地，二十五淑女墓因此遷葬至現在臨著台灣海峽、旗津三路上的新址。墓地原址位於旗津中洲偏僻一角，不是外地人會經過的地方。與此相比，墓地新址位於旗津主要道路，眺望台灣海峽，坐擁海洋與海岸美景。
雖然逝者家屬仍持續哀悼親人的逝去，但就如海產店莊先生跟我們聊天時提到的，高雄這個城市似乎已經從傷痛中恢復，繼續向前邁進。台灣經濟轉型之後，需要天天通勤到高雄加工出口區上班的女工人數隨之減少，中洲村碼頭服務的乘客數量也不若以往。需要到高雄市區的居民多改走過港隧道，或搭乘現在大家所熟知、行船於鼓山渡輪站與旗津天后宮附近的渡船頭之間，由高雄市政府經營的公營渡輪。公營渡輪使用的船隻較大，也較安全，同時，公營渡輪碼頭位於旗津島另一端，離高雄市區較近。二十五淑女墓多年來靜靜矗立在旗津路邊，安靜、低調、不受遊客矚目，反映了安息於此的年輕女性墓主短暫樸實的一生。然而，墓地的靜謐氛圍並不是來自大家的敬重或淡忘。傳統文化忌諱沒有夫家祠堂可以安息的未婚女鬼，這種觀念讓淑女墓顯得有些陰森，一般人往往避而遠之。
這種汙名化觀感讓旗津二十五淑女墓引起在地社運人士注意，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於二○○四年開始發起倡議行動。女權會成員的行動主義（activism）源自女性主義關懷，她們批判台灣的父權社會制度，努力挑戰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因此她們積極敦促高雄市政府為二十五淑女墓更名，去除未婚女鬼揹負的汙名。女權會希望墓地的名稱能夠反映這些年輕女性生前對於經濟生產的貢獻，也要求市政府能夠整修墓地。一開始，高雄市政府並沒有回應女權會的呼籲，不過在女權會成員的堅持努力下，二○○八年，渡船事故的三十五年後、淑女墓遷至旗津路新址的二十年後，高雄市政府接受女性主義者的意見，將二十五淑女墓整理翻修，並重新命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除此之外，紀念公園落成後，市政府也在每年四月二十八日的國際工殤日舉辦春祭典禮，紀念工安職災傷亡者。剛開始會參加典禮的主要是高雄市長、市府職員、二十五名逝去女性的家屬，以及工會和女權團體代表，後來當地國中小學的師生也受邀與會，學生們演奏樂器、表演舞蹈，參加紀念儀式的各種活動。幾年下來，參與人數愈來愈多、組成愈來愈多元，一年一度的春祭似乎開始擁有新的面貌與新的意義，紀念過去船難的色彩逐漸淡化，重要的是讓大家有機會享受紀念公園的公共空間，想像城市蛻變成重視勞工權益與性別平等、開明進步的大都會。

鬼魂、工業廢墟、記憶的物質性
第一次聽說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時候，我剛結束一個台灣工業發展與女性勞動力的研究，這個研究主要著眼於台灣經濟結構重整後，資本外流與去工業化對台灣工業腹地女性勞工的影響，接下來正準備將研究焦點轉向後工業城市如何作為全球經濟最新的資本積累地點。那時我在高雄進行民族誌田野調查，研究新自由主義經濟轉型以及同時施行的地方創生經濟策略（entrepreneurial placemaking strategy），如何改變高雄城市的地景與建築環境。當中山大學唐教授說起高雄女權會對二十五淑女墓改造所做的努力，淑女墓的故事立刻勾起我的好奇心。把整座墓地徹頭徹尾改造成公園，無疑是高雄市地方創生的一環。但是二十五淑女墓不只是單純需要改造門面的地方，它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二十五位未婚女性勞工的合葬地。逝者是未婚年輕女性，也是工廠勞工，她們的雙重身分讓二十五淑女墓開啟了民間文化宗教信仰與現代空間治理原則對話的可能性。
人類學家武雅士（Arthur Wolf）的經典文章〈神明、鬼魂、祖先〉（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認為，台灣漢人民間宗教的多神世界裡有神明、鬼魂和祖先三種存在，貼切反映出人間社會：神明是官員，代表皇帝和帝國，是公權力的象徵；祖先是父系家族的長輩，代表家族；鬼魂是陌生人或外人，人們會忌憚、但也鄙視祂們。性別是這個宇宙的關鍵要素之一。兒子生來就是父系家族的一員，有資格在父親的祖先供桌上占有一席之地，死後自然成為祖先，但是女兒沒有這種特權。從父母的觀點來看，女兒只是父系家族裡的暫時成員，終將成為外人。因此，婚姻制度對女性格外重要，是女性前往她在漢人親屬制度中最終位置的象徵與通道，儘管這仍然是個從屬於男性的位置。一般情況下，女性要透過婚姻才能被丈夫的家庭接納，永久成為夫家的家族成員。因此女性如果尙未結婚就死於非命，又沒有經過適當的禮俗祭拜，就有可能變成無家可歸的鬼魂。婚姻也讓男男女女有機會生兒育女、延續家族，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相當比例的人會將沒有後代視為不孝。就經濟角度來說，婚姻還帶來一定的財務支持和社會保障，此對女性尤然；當代仍有不少人認為男性應該負責養家，男性也擔起了家中經濟支柱的角色。宗教、精神面加上經濟、物質面，種種考量讓一代又一代的台灣父母無不急著為兒女尋找良緣佳配，這是為人父母的重責大任。
在上述種種文化觀念的影響下，安葬二十五名未婚女性勞工的淑女墓被視為無處可歸的鬼魂聚集之地。同時，從經濟地理的角度來看，旗津二十五淑女墓也可比擬為鬼魂縈繞的「工業廢墟」（industrial ruin）。「工業廢墟」一詞本是用來描述資本主義地理變化下荒廢的工業遺址，作為一處已經停止運作的、荒廢的邊緣地景，工業廢墟削弱了場所中空間配置、法規執行、依規行事等種種秩序的管理規範。這些空間因此成為「將城市實踐的詮釋從日常束縛中解放」之地，進一步來說，這也提供了機會，讓大家「挑戰與重構烙印在城市的權力印記」。
旗津二十五淑女墓恰恰類似擁有雙重意義的工業廢墟。一來，二十五淑女墓是「勞工」的合葬地，可說是某種意義上的廢墟，因為勞工的死亡似乎象徵了高雄從工業化港口城市到後工業城市地位上的轉變；在此，地方創生是復興高雄後工業城市經濟的主要策略。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墓地」也是一種廢墟，因為它雖然是日常生活世界、城市地景的一部分，卻是已經不再活躍的那個部分。墓地通常位於城市邊緣，由管理人員負責維護，除了家屬掃墓，只偶爾會有路人無意間踏入。城市的日常運作基本上繞開了墓地，墓地並不屬於城市的有效迴路與生產結構之中。因此，墓地好比廢墟，喪失了立即的功能或意義，但又保留了引人聯想、不穩定的發聲潛力—埋骨長眠的墓主不用再遵守世俗的規則，祂的發聲因而得以更加有力。凡夫塵世的安寧往往有賴冥界願意相安無事。逝者可以顯靈擾亂生者，儘管顯靈的方式未必確切，也未必一目瞭然。逝者有話要說，只是未必是直接告訴生者。逝者的聲音往往是靜默之聲，或是經過他人層層轉述；逝者的訊息需要解密，這讓墓地擁有了曖昧的性質。墓地介於生者與冥界之間，這樣的中間位置（in-between status）使得墓地也是閾限狀態（liminality）之地。改造這類場所必然會凸顯中介（mediation）的問題，過程中固然會有爭執，但也藴含了踰越（transgressive）與超越（transcendent）的豐富機會。
因此，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整修提供了絕佳的研究機會，讓我們得以用工業廢墟來審視、並揶揄資本主義和國家的具象表現。二十五淑女墓的案例說明了工業廢墟如何迫使人們重新評估傳統的空間運用方式，以及工業廢墟如何能夠挑戰主流的歷史?事。

以女性史寫出勞工史
高雄女權會發起的倡議活動爭取成功，旗津二十五淑女墓順利改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墓地褪去了陰森老舊的面貌，顯示出工業廢墟可以如何迫使人們重新評估傳統的空間運用方式。淑女墓的改名也成功地把渡船事故的女性罹難者重新塑造成具有貢獻的女性生產者，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官方論述中占據要角，挑戰了台灣社會普遍將逝者視為未婚女鬼的看法。進一步來說，以女性主義觀點重新詮釋二十五名罹難女性的故事，不只幫助我們理解勞工意義的改變，也能說明勞工意義的改變在後工業化背景下何以更顯重要。
近年來，台灣有不少城市跟上全球趨勢，將地方創生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的策略。過去的工業城市在去工業化的背景下，往往會設法挪用或運用本身工業歷史的元素，改造成促進觀光、吸引資本投資的景點。許多去工業化港口城市的地方創生經驗都能觀察到這種現象，不論是巴爾的摩內港（Inner Harbor）更新計畫的「節慶商場」（festival market）、倫敦碼頭區（Docklands）的開發案，還是巴塞隆納、利物浦、馬賽、紐奧良的水岸更新計畫，這些地方創生的目標大都集中在活化港口遺產與集體認同。這種做法導致歷史的商業化、商品化，但也勾起了一般大眾對勞工史產生新的興趣，此一現象在英格蘭、西歐、北美的工業心臟地帶格外明顯。這樣的發展看似振奮人心，卻也激起了勞工史家和勞工研究學者的危機意識。一方面原因在於，以懷舊心情重新建構的歷史很少帶有反思；另一方面，以大眾消費為目的重構的歷史無可避免會經過高度篩選，過程也普遍受到理想化與淨化。批判性的勞工研究擔心，工業遺產地的再造開發往往會導致都市歷史學者克莉斯汀．博耶（Christine Boyer）所說的「雙重抹煞」（double er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