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成為幽魂的總統：一段跨越三代的家族記憶與臺灣獨立運動往事

作者簡介

廖美文（Kim Liao）
臺裔美國作家，臺灣獨立運動先驅廖文毅之孫女。作品曾刊登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衛報》（The Guardian）、《文學樞紐》（Literary Hub）、《沙龍》（Salon）等媒體。曾獲傅爾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獎助，並獲佛蒙特藝術村（Vermont Studio Center）、珍特基金會（Jentel Foundation）、漢比奇中心（Hambidge Center）等機構支持。畢業於史丹佛大學現代思想與文學系，並於愛默生學院取得創意寫作碩士學位。目前與家人居住於紐約市近郊，教授各年齡層學生寫作。

譯者簡介

向淑容
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自由譯者，專事書籍與影視字幕翻譯。譯有《隨機試驗》、《天皇蒙塵》、《練習8分鐘就靜心》、《文化大革命》、《憂鬱的演化》、《現代世界六百年》等書。

書籍目錄

專文導讀（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臺灣版作者序
作者說明

【第一部】
第一章：學錯中文了
第二章：僅有的線索
第三章：惠容在日治臺灣
第四章：閣樓
第五章：遠大前程

【第二部】
第六章：惠容出逃
第七章：義子
第八章：那些想推翻蔣介石的人
第九章：粉飾的紀念館
第十章：陷阱
第十一章：鐵盒餅乾

【第三部】
第十二章：綠島
第十三章：自由鬥士
第十四章：美國人家
第十五章：流亡的共和國總統
第十六章：知與不知
第十七章：投降

【第四部】
第十八章：重返西螺
第十九章：開始用惠容的邏輯思考
第二十章：賭徒家族
第二十一章：被遺棄的蔣氏花園
第二十二章：鬼月
第二十三章：再看一眼金色死刑令

謝誌
注釋與參考文獻
臺灣史延伸閱讀

推薦序/導讀/自序

【專文導讀】
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國際讚譽】
▲ 在這部令人驚嘆的作品中，廖美文巧妙地結合縝密的歷史探究與生動的想像重構，交織出一段家族謎團。這本書不僅是對臺灣歷史的重要貢獻，更深刻描繪了對抗威權所需付出的廣泛且沉重的個人代價。
──楊小娜（Shawna Yang Ryan），《綠島》作者
▲ 從令人驚豔的開場句開始，《成為幽魂的總統》便緊緊抓住我的注意力，直到最後一頁都無法放下。這既是一部動人的回憶錄，也是一場引人入勝的懸疑之旅，感人至深、考證嚴謹，是一部傑出的出道作品。
──陳霓（Kirstin Chen），《紐約時報》暢銷書《仿冒品》（Counterfeit）作者
▲ 在《成為幽魂的總統》中，作者廖美文帶領我們從美國長島橫渡太平洋，前往臺灣，追尋她流亡祖父的過往。這本書提醒我們，歷史從來不單純。被捲入時代風暴的不僅是政治異議者，也包括被迫留下的男人、女人與孩子。而在許多家庭故事中，沉默往往是最有力的聲音。這部作品不僅敘述了苦難與犧牲，也呈現出在最艱難的處境中，人如何透過行動與堅持，維繫自我認同與生命意義。
──李安如（Anru Lee），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依學院（John Jay College）人類學系教授
▲ 廖文毅的美國孫女揭開塵封的家族記憶，寫成一部出色的傳記，呈現祖父與臺灣獨立運動交織的命運軌跡。
──《臺北時報》（Taipei Times）


【臺灣版作者序】
撰寫與研究這本書的過程，讓我學會了真正的謙卑。
身為美國人，在二ま一ま年以前，我從未踏上臺灣這片土地，也不會說中文。但當年抵達臺北後，我深深感受到臺灣人的溫暖、善意與慷慨──無論是廖家親人、祖父廖文毅的朋友與同事，或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都給予我極大的幫助。正是因為這些人的支持，我才能有機會理解、重建，並分享這段來自過去的故事。
距離我在臺北生活的那一年，已經過了十五年。這段期間，臺灣有了許多變化。讓我特別感到振奮的是，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轉型正義，學界也日益關注相關歷史的書寫與研究。來自受難者、自由鬥士，以及他們家屬的口述歷史，是我們理解過去的重要途徑。我也為現在愈來愈多臺灣人願意討論臺灣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愈來愈多年輕人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而感到欣慰。
我寫這本書，是希望能將我們家族的故事介紹給美國與世界各地的讀者。但我從不認為自己能講述臺灣完整的歷史。我無意代表臺灣人民，也無意代表我的家族，或我的祖父廖文毅。我所能訴說的，只是自己的故事。
即便如此，我仍希望這本書能成為對話的一部分──關於臺灣歷史、白色恐怖、正義，以及每個人如何為自己相信的事情奮鬥。在我旅居臺灣期間，曾幫助過我的每一位朋友，我都深懷感激，也期待不久後能再次踏上這片土地。
我祝福臺灣持續和平與民主，也希望全世界都能看見、理解，並珍惜這座美麗而珍貴的島嶼──臺灣。

廖美文（Kim Liao），二ま二五年五月

文章試閱

【第一章】學錯中文了
二ま一ま年八月
臺灣臺北

一九四七年，獨裁者蔣介石想置我家人於死地。二ま一ま年，我來到臺灣探究原因。
我在八月下旬一個溫暖的早晨抵達；拖著幾個超大行李箱，心中滿是對過往的疑問，迫不及待想找到答案。剛到的那天，我走進臺北街頭，身上的裝備有地圖、一本漢英字典、一顆蘋果和一瓶水，活像個首次踏上陌生星球的太空人。我拿到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預計在這裡待一年，希望這一年足以讓我找到答案。才沒幾分鐘，我的牛仔褲就被汗水浸溼，藍色T恤也緊接著溼透了。我當時二十六歲，是個美國人，這是我第一次來到亞洲，也是我人生第一次踏入北回歸線以南的地方。我走在大安區椰樹成排的寬闊大道上，熱浪一波波向我襲來。
為了尋找遮蔭，我離開大馬路，走進一片擠滿商家的狹窄巷弄。陽臺上掛著晾曬的衣物，小吃攤和餐館的桌椅延伸到人行道上；五顏六色的招牌層層疊疊，用我看不懂的中文字宣傳店家賣的食物。那時智慧型手機在臺北還不普及，我當然也沒有。這裡街道上的步調比紐約緩慢，我感覺自己彷彿正在穿越時光，回到過去。
我一邊探頭望進藏身角落的小店，一邊忙著閃避從四面八方湧來的機車與腳踏車，耳邊不時傳來嗡嗡的引擎聲，同時心想：一九四五年，我奶奶李惠容（Anna Lee）和爺爺廖文毅是住在臺北的哪裡？我希望能用想像力穿越回過去，走進他們的生命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爺爺公開批評由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日本政府於一九四五年投降後，將原本是清朝行省的臺灣「交還」給中國，國民黨政府因此取得對臺灣的控制權。然而，先前臺灣只是空有中國行省之名罷了。十九世紀的臺灣是一座秩序尚未建立的邊陲島嶼，清朝對其施加的治理十分有限。在那個時代，來自中國大陸的福建移民與客家移民（客家人是一個擁有自己文化及語言的少數族群）持續在臺灣拓墾定居，與早已在島上生活了數千年的原住民共享這片多山的土地。
一八九五年，日本藉由《馬關條約》從清廷手中取得臺灣，結束了甲午戰爭。因此從那一年起直到一九四五年，臺灣都是日本殖民地。日本的文化影響至今仍隨處可見：充滿誘人堅果香氣的小咖啡店、多不勝數的日式壽司店，以及高效率的郵政與鐵路系統。這座美麗的島嶼展現出鮮活多元的文化交融，即使筆劃複雜的中文字讓我眼花撩亂、困惑不已，那股文化氛圍仍在高溫中一波波向我襲來，將我籠罩其中。
我漫步在蜿蜒曲折的巷弄裡，想像著一九四七年我祖父母曾在這些街道上行走，那是在一場名為「二二八事件」的衝突前夕，這場事件迫使我爺爺為了躲避蔣介石手下特務的追捕而流亡香港。在香港，他和他哥哥廖文奎這兩個自由鬥士更加暢所欲言，從批判國民黨政府逐步升級為組織臺灣獨立運動。一九五ま年代，他們向聯合國及美國請求政治與軍事支援，相信自己能推翻繼日本之後的另一個殖民政權，將臺灣的控制權還給臺灣人。這就是廖文毅和廖文奎的計畫。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在隨後的六十年間始終是個謎。
我爺爺發展他的政治運動，我奶奶則在香港獨力撫養四個小孩。她與臺灣的廖家斷了聯繫，失去經濟支援，與自己的娘家更是毫無往來。在全家性命堪憂之際，她毅然決定，廖文毅爭取臺灣自由的理想，不該以犧牲孩子們的未來為代價──這代價實在太大。於是她離開亞洲，帶著幾個孩子前往美國，展開新生活。
一九五一年，奶奶和孩子們抵達布魯克林；我爸爸是老么，當時只有兩歲。此後，奶奶再也沒提過她的丈夫。我爸爸理查從小到大，對任何問起他父親的人都說已經死了，而他對爺爺曾參與的臺灣獨立運動也一無所知。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在廖家孫輩中年紀最小；家族對過去絕口不提，反而助長了我的好奇心。你對一個孩子什麼都不說，只會讓她一心想去探究。
數十年後的今日，我來到這裡，就是為了弄清楚一切：我想見爺爺的家人，也就是在臺灣的廖家人，瞭解他究竟經歷了什麼。我想知道他為什麼主張臺灣獨立、如何推動這場運動，又在臺灣邁向民主的歷程中扮演什麼角色。奶奶生前對這段往事三緘其口，我也一直不敢多問，怕惹她難過。奶奶去世多年後，我在來臺灣前先訪問了幾位姑媽與伯父，但當年他們逃難時年紀尚小。有太多事我至今仍無從得知。
沒想到，最震撼的一擊還在後頭。來到臺灣的第一天，我在臺北街頭走走看看，一邊試著熟悉環境，一邊追尋失落的家族記憶，卻發現我慘了：我在美國學錯中文了。我學的是簡體字，這種字體通用於中國大陸和整個華語世界。臺灣卻是其中的例外，使用的是繁體字，這意味著，我來這裡準備進行一整年的研究，結果卻幾乎是個文盲。如果我連字都不會認，甚至連餃子都不會點的話，又怎麼可能打破幾十年的沉默，挖掘出關於臺灣和我們家族的真相？

***

我站在一條昏暗溼熱的小巷裡，仰頭看著一家水餃麵食攤的價目表，想在這個陌生的國度吃一頓晚餐。這時我終於明白自己眼前的文字是繁體中文，頭一天的極度困惑在此刻化成了震驚、挫折，還有絕望。
繁體字保留了原始的筆畫。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將絕大多數的繁體中文字「簡化」，以提高全民識字率，理由是筆畫少的字比較易於讀寫，也比較好記。這確實有幾分道理。舉例來說，我的姓氏「廖」有十四畫，而繁體字的「龜」有十八畫，簡化後的「龟」卻只有七畫。先前我在波士頓學了整整一年的中文，那些教我的老師都知道我打算來臺灣生活、工作、研究臺灣歷史。既然如此，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臺灣使用繁體字？這可一點也不是什麼小細節！
那天晚上我在麵攤看到的字，筆畫都特別多；我學過的「面」旁邊多出一團鬼畫符，變成了「麵」。這下麻煩大了。我手上有一封某臺灣國立大學教授寫的研究補助推薦信，信上預設我已經學好中文，準備好展開為期一年的研究生活──但就在一瞬間，我所有的準備就像一滴水落在炙熱的臺北街頭，轉眼蒸發無蹤。我孤身在異鄉，不知如何與人溝通。
幸好當晚還有兩種食物的繁體和簡體名稱長得一樣：包（就是「包子」、「包起來」的包）和咖啡（謝天謝地）。我買了一些不知道內餡是什麼的包子，在飯店房間裡吃下我淒涼的第一頓晚餐。吃完後我就爬到床上，時差和初到臺北頭一天的遭遇讓我累得直接躺平。
在這個地方住上一年，恐怕會比我想像的困難許多。

***

幾天後，我強迫自己再次走出門探索這座城市。我下定決心，就算看不懂繁體字，也要摸索出在臺灣生活的辦法。於是我前往臺北一處知名夜市。先不管做不做得到，至少我可以試。
傍晚時分，我從仁愛路出發去通化夜市，夜市入口在東邊幾個路口外的臨江街。我帶著地圖，覺得晚上走在路上還算安全，就一路走到昏暗巷弄被霓虹招牌點亮的地方。狹窄的街道擠滿了各個年齡層的行人，悠閒地在香氣四溢的小吃攤間穿梭。空氣中瀰漫著蒜頭、醬油和九層塔的香氣。攤販賣的食物有烤的、炸的、蒸的、嫩煎的、燉煮的；有的串在細竹籤上，有的裝在小紙袋裡。
除了小吃攤，我還看到一些臨時店面，擺滿球鞋、運動服飾、包包、帽子和T恤；有些T恤上印著美國職業球隊或韓國偶像團體的名字，有些則寫著不知所云的英文詞句。整個夜市像是購物中心、餐館與跳蚤市場的混合體。耳邊傳來高高低低、斷斷續續的中文交談，我打從心底希望自己聽得懂。我盡量低調地穿過夜市人潮，但我是一個高大的白人女性，站在人群中明顯比別人高，難免引人注目。臺北雖然是座國際化的首都城市，但在某些方面仍顯得純樸，甚至封閉。我遇到的人大多不會說英語，我更加覺得自己格格不入。
小時候我長得挺像亞洲人，但到了二十歲左右，我的淡褐色眼睛轉綠、棕色頭髮變淺，圓臉也拉長了。漸漸的，我長得愈來愈像俄裔猶太人母親，而不像亞洲人父親。爸爸有次說：「妳的眼睛顏色愈來愈淺，妳看起來愈來愈像白人了。」接著他補了一句：「但至少妳在最重要的地方還是亞洲人。」他輕敲自己的額頭，對我眨了眨眼。
我早就習慣了沒有歸屬感。在一九八ま年代的長島東部小鎮，像我這樣的混血兒並不常見。我念的是以白人為主的公立小學，在同年級裡，我是唯一的亞洲小孩兼唯一的猶太小孩。同學會取笑我圓圓的鼻子和偏深的膚色；而且我們家只是保留猶太文化傳統，並不篤信猶太教，因此我從未真正成為猶太社群的一分子。那種感覺很孤單。隨著年紀漸長，我愈發感到迷惘：我既不屬於亞洲人社群，也不屬於猶太人社群──我是個異類，是種奇特的混合物。我爸爸曾說：「妳是混種狗，混種狗是最聰明的。」但這句話並沒有幫我找到真正的歸屬。我從閱讀推理小說和寫些孩子們展開奇幻旅程、前往未知之地的故事得到安慰。我在書中尋找歸屬，也尋找冒險。
整個童年時期，總有陌生人問我：「妳是哪裡人？」語氣裡帶著真誠的好奇。他們不請自來的猜測五花八門，從越南人、韓國人，到土耳其人、墨西哥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葡萄牙人都有。我在美國長大，在那裡我是亞洲人，是有色人種，是被邊緣化的他者，不屬於主流社會。但來到臺灣後，大家又理所當然地把我當成白人。我再度被他者化，只是這一次，是因為我看起來比較像白人。
就算我在夜市裡顯得格格不入，至少還能尋找一些美食。我大學時的室友伊娃是臺灣人，她曾向我推薦兩樣她最喜歡的小吃：炒空心菜（空心的菜，我覺得這名字好可愛，也挺有詩意），還有臭豆腐。臭豆腐之所以叫臭豆腐，是因為發酵時間很長，會散發出令人皺眉的臭味，卻又出奇美味，就像卡門貝爾乳酪（Camembert cheese）。那天在通化夜市，我沒有把握能找到這兩樣小吃，但至少我有了任務。我一定會找到方法熟悉這座城市，把繁體字一個一個學起來。
我用中文問了好幾家攤販：〔請問，你有沒有空心菜？〕好不容易終於有人點頭對我說：〔有，五十五塊。〕我數出五十五塊錢的硬幣（大約一塊五美元），那位方臉老闆遞給我一份裝在塑膠碗裡的炒空心菜和一雙免洗筷。
我感到一陣勝利的喜悅湧上心頭。我坐上矮桌旁的一張黃色塑膠椅，大口享用這碗飄著蒜香的美味空心菜。它讓我原本空蕩蕩的心重新充滿了溫暖、勇氣與希望。

***

來到臺北即將滿一週時，已能順利買到食物和捷運悠遊卡的我，準備前往國立政治大學（簡稱政大）去上第一堂中文課。
在捷運動物園站旁的公車站，有個高高瘦瘦的年輕男子朝我走來；他的表情看起來跟我一樣茫然困惑。他有雙棕色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頭髮短而直豎，身穿藍色鈕扣襯衫和牛仔褲。「救命！妳會說英文嗎？」他帶著英國腔喊道。
「會！」我很高興有人用我唯一能聽懂的語言對我說話。
「妳知不知道政大要怎麼去？我完全搞不清楚——」
「我也要去那裡！搭現在到站的二八二路公車，我帶你去。」
「妳是我的救星！」他在我們匆匆跳上公車時說道。那一刻，我像喝下一口愛爾蘭咖啡般，感到一股溫暖湧上心頭。我們一邊摸索著陌生的硬幣，一邊湊錢付車資。「我叫山姆，我來這裡學中文，預計待六個月或更久，學會為止。妳呢？」
「我叫金，美國人。我在研究臺灣史，想要挖掘我失散多年的爺爺的故事；他在二戰後領導過一場追求民主的獨立運動。」
「太酷了吧！」山姆綻開笑容。我們好不容易找到華語中心後，他突然給我一個擁抱。「妳在山下拯救了我，沒有妳我一定會迷路！下課見？」
我很開心能因為語文能力一樣差而和他馬上變成朋友，也才意識到自己在臺灣的頭幾天有多孤單。想到這裡，我鬆了一口氣。
山姆和我一起在學生活動中心吃午餐，外面下著暴雨，風把雨滴重重打在窗戶上，彷彿在發洩看不見的怒氣。我聽山姆聊他先前的南美洲背包行，他在那裡找到失散許久的爺爺，還跟一群從未見過的親人團聚。我驚訝於他的經歷和我此行追尋的目標竟如此相似，於是也把我目前所知道的祖父往事全都告訴他。
我跟山姆說了廖文毅和他哥哥廖文奎被蔣介石手下特務追捕、最後逃到香港的事。我也告訴他，我奶奶如何獨自帶著孩子連夜逃離，躲避那些翻遍他們家、想找出她丈夫的士兵。我感嘆還有許多與我們家族及臺灣獨立運動有關的問題尚未釐清。山姆說，如果我在臺北附近找線索時需要夥伴，他願意幫忙。我感激不已，也迫不及待地對他說，我真的很希望有人能陪我一起探究、挖掘臺灣的歷史。
吃過午餐，我們一路閃躲落下的雨滴，慢慢走去幫他辦行動電話（中文俗稱「手機」（shouji），字面意思是「手上的機器」）。
「如果『手機』（shouji）是『手上的機器』，那『手工作』（shou gongzuo）不就等於⋯⋯」──山姆查閱他的袖珍辭典──「手淫（hand job）？」他把肩膀聳得老高，活像個卡通人物。
我直接大爆笑。「別鬧啦！」我上氣不接下氣，一邊說一邊肘擊他的肚子，人行道上的行人對我們投來異樣的眼光。「我們在這裡已經夠引人注目了。」
「誰理它？」他笑道。「反正我們不可能變矮，也不可能變成亞洲人，再說法律又沒規定我們不能開心。」山姆是個大膽無畏的旅人，從來不擔心迷路或語言不通。他散發出來的歡樂氣息緩和了我的焦慮。找到一個會說英文又會逗我笑的人，我心裡輕鬆多了。
我已清楚認知到，自己在這趟追尋中既迷惘又孤單，根本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
我完全沒有其他家族成員的聯絡方式，對西螺老家也一無所知，但我知道父親在臺灣還有幾個堂兄弟姊妹。我應該事先向姑媽要他們的電話或地址，但光是準備這趟旅程、設法來到臺灣，就夠讓我身心俱疲了。何況我也不想麻煩她，更不想隨便拿自己的問題去打擾臺灣的親戚。
我向來很實際，無論是旅行還是換工作，通常都會準備得比必要的還周全。我做事認真，計畫總是一絲不苟。但在臺灣探索家族過往時，我很快就發現這完全超出自己能力範圍。我也不懂，為什麼我不事先求助？為什麼我會準備得這麼不充分？
如今回頭想想，安娜奶奶是不是把那份因創傷而造成的沉默傳給我了？我是不是下意識覺得，追問過去是一件危險的事？我是不是害怕惹怒我在臺灣僅存的幾位年邁親人？是不是害怕他們會說：「妳沒資格知道。妳又不是廖家人，所以我們不會告訴妳」？對廖家人而言，家族是一個靠黏合劑維繫的結構：血緣是紐帶，沉默是封印。
我不知道自己在怕什麼，但就是打從心底想要逃避。我極度渴望知道祖父母的故事，才會遠渡重洋、來到我們家族的原鄉。然而，也許我其實害怕真相太過刺眼，會讓我像飛得離太陽太近的伊卡洛斯一樣，從高空墜落、走向毀滅？我是不是害怕親人不接納我？
爸爸的大堂哥廖史豪和大堂嫂陳娟娟，我小時候在美國見過他們一次，但現在卻完全不知道要怎麼找到他們。我告訴自己：等時機成熟了，我就會打電話給史豪伯父和娟娟伯母。我會等自己中文學得更好、對臺北更熟悉、知道該問哪些問題的時候再聯絡他們。但照我目前的進度來看，那個「時機成熟」的時刻可能永遠不會到來。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