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幻影公眾：民意與治理的慎思

作者簡介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
生於美國紐約市，傳播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一。李普曼在哈佛大學就讀期間，就開始為《哈佛大學校園報》（The Harvard Crimson）撰稿，畢業後成為記者、專欄評論員與作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在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後來更在1958年與1962年兩度以《紐約先驅論壇報》（New York Herald Tribune）專欄《今日與明日》（Today and Tomorrow）獲得普立茲獎，成為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
李普曼著書範圍包含政治、外交、新聞學等領域，其他知名著作還包括《自由與新聞》（Liberty and the News）、《政治學前言》（A Preface to Politics）、《冷戰》（The Cold War）、《命運之人》（Men of Destiny）、《自由的方法》（The Method of Freedom）、《公共哲學》（The Public Philosophy）等。

譯者簡介

許珈瑜
政大英文系、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畢，現為自由譯者。喜歡聽大家認真說自己的故事，更喜歡把故事傳遞給更多人，讓文字成為陪伴。譯有《你與世界的10個方程式》（合譯）、《長腿叔叔》、《柳林風聲》、《蝴蝶小孩》，並定期翻譯科普雜誌《知識大圖解》。譯作賜教、工作邀約請洽：wchiayuhsu@gmail.com。

書籍目錄

第一部
第一章 幻滅之人
第二章 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
第三章 代理人與旁觀者
第四章 公眾的角色
第五章 制衡專斷力量

第二部
第六章 亞里斯多德的提問
第七章 問題的本質
第八章 公眾面對的兩個問題
第九章 社會契約
第十章 公共辯論的主要價值
第十一章 有缺陷的規則
第十二章 改革的標準
第十三章 公眾意見的原則

第三部
第十四章 社會再定位
第十五章 不在場的統治者
第十六章 混亂之地

推薦序/導讀/自序

獻詞
「常言道：『人民的聲音即上帝的聲音。』然而，這句格言引用得再普遍，被再多人奉為真理，它都與事實不符。」──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87年6月18日於聯邦制憲會議

「……把『以公眾意見治國』當成一道公式……這道公式值得讚賞，但它隱含兩個預設，一是公眾意見真的存在，二是意見不僅存在，在任何具體問題上還能隨時提出可處理問題的見解。說穿了，這就等於預設在民主政府中，最至高無上的政治家就是公眾意見。然而，民主政府之所以有諸多缺陷，恰恰是因為公眾意見實在不見得等於偉大的政治家。」──摘自法羅頓的格雷子爵（Viscount Grey of Fallodon），1923年2月3日的演講〈淺談公共生活〉（Some Thoughts on Public Life）

文章試閱

摘自第七章 〈問題的本質〉

1

秉持幾分笛卡兒的精神，我們從這個假設出發：你的所有經驗都限縮在對世界的一瞥。我認為在你眼中沒有優劣之分，沒有好人與壞人，沒有愛國者與投機客，沒有保守派與激進派。你是不折不扣的中立之人。單憑瞥一眼世界所留下的印象，你絕對想不到山峰比浪尖存在更久，人會移動而樹不會，或者演說者的咆哮聲比尼加拉瀑布瀉落的轟鳴巨響更快消失。

把時間拉長，讓經驗延伸，你會開始察覺事物在恆常性上的差異。你會知道有白天和黑夜，但不會知道有冬天和夏天；你會發現物體在空間移動，但幾乎不會注意到歲月的流逝。假如你以此構想出一套社會哲學理論，十之八九會得出以下結論。在你眼中，人們當下所做的事，就是他們受命永遠做下去的事，而他們的性格永遠固定在你看到他們的那天。按照這觀點寫出來的論文，在當代任何一本以國家、種族、階級或性別為題的論文集中，下場十之八九是被視而不見。

把累積印象的時間拉得越長，你注意到的變化就越多，最後便會認同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所說的──萬物流轉。如果連星辰和岩石都被認為有其變化歷程，人類及其制度與習俗、習慣與理想、理論與政策，也只能看作是相對長久的存在。接著你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一眼稱之為恆常不變的存在，在延長觀察時間後，不過就是比其他存在變化得更慢一點而已。

當時間拉得夠長，而你有了充分的經驗，最後你一定會認定，影響人類生活的各種因素，包括人本身的性格，都在不斷變化，但變化的速度並不一致。萬物以不同的速度繁殖、成長、學習、老化、耗損和死亡。某個人、某個人的朋友、工具、身處的制度、信仰、需求、滿足需求的方式，都以不同的速度變動，維持的時間也各不相同。事情發生的時間不會和諧一致，有的進展迅速，有的落後不前，有的刻不容緩，有的拖拖拉拉，處理的優先順序必須隨時調整。

19世紀的人深信演化和進步是單一的宏大系統，但其實演化的系統似乎多到無以計數，還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互相影響。有些彼此相關，有些互相衝突，但在某些基本層面上，每個系統都以各自的速度和條件發展。

這種不一致的演化所帶來的不和諧，便是人類要面對的問題。

2

假設有個對19世紀歷史一無所知的人，讀了《美國統計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譯注 ：創刊於1878年，已於2012年停刊。每年由美國政府發行，內容涵蓋美國社會、政治及經濟機構之統計資料。）針對1800年到1918年製作的統計表，他會發現1918年的世界人口是1800年的2.5倍，貿易總額是42倍，航運噸位是7倍多，鐵路長度是3664倍，電報量是317倍，棉花產量是17倍，煤炭產量是113倍，生鐵產量是77倍。他怎麼可能不會認為，在這個社會變化如此不一致的一百年間，人們面臨了革命性的社會問題？

單就這些數字來看，他怎麼可能不會推斷出人口出現大規模遷徙，職業種類、勞動性質、欲望、生活水準、抱負也出現莫大變化？難道他不會合理推論，1800年的政治系統必定已經隨這些新關係的產生，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1800年的社會以定居的小社群為主，這些社群大多自給自足，然而隨著社會變遷帶來的新壓力，當時適用的習俗、禮儀和道德可能已經被徹底改寫，難道他不會這麼想嗎？當他想像這些統計表背後的現實，他怎麼可能不會推論人們在經歷這些冷冰冰的數字所概括的轉變時，內心也不斷與舊有的習慣和理想交戰？因為養成新習慣和調適的過程，必然是在反覆試錯中進行，雖然對物質進步抱持希望，靈魂卻飽受混亂與困惑，難道他不會這麼認為嗎？

3

若要以更具體的方式說明問題的本質，我們可以將人口問題簡化到最基本的元素來探討。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率先提出這個問題，為了論證需要，他假設有兩種元素以不同速度演變：人口每25年成長一倍，同一時間土地生產力的增加量則「等於當前的生產量」。 （譯注 ：即人口以等比級數成長，土地生產力以等差級數增加。）馬爾薩斯寫的是1800年前後的狀況，他預估當時英國人口為700萬，而糧食足以供給這個人口數。彼時，也就是1800年，人口問題不存在。到了1825年，根據他對人口成長速度的預估，人口將成長一倍，而糧食供給也增加一倍，因此不會有人口問題。然而到了1850年，人口將達到2800萬，但糧食的增加量只夠供給成長人口中的700萬人，於是出現了人口過剩或者也可以說是糧食短缺的問題。在1800年和1825年，每個人得到的糧食分量相等，可是在1850年，由於人口與糧食的增加速度不一致，每個人只得到3/4的糧食。馬爾薩斯視這種關係變化為問題所在，可謂真知灼見。

現在我們把馬爾薩斯的論點變得複雜一點，假設1850年的人學會調節食量，感覺吃3/4的糧食更健康，那麼當年就不會出現問題，因為糧食和人口這兩個變數在調整後達成平衡。或者假設一個相反的情況，在1800年後不久，人們要求更高的生活水準，期望有更多糧食，但這些必須額外供給的糧食卻生產不出來，問題也就因這些新需求而產生。或者假設（其實實際情況就是如此）糧食供給的增加速度比馬爾薩斯所假設的還快，而人口成長速度還是一樣，那麼人口問題就不會在馬爾薩斯預期的時間出現。或者再假設，人口成長因生育控制而減少，馬爾薩斯一開始點出的問題就不會發生 。或者在另一個假設中，食物供給的增加速度勝於人口食用的速度，那麼就不會發生人口問題，而會出現農業生產過剩。

在絕對靜態的社會，問題不存在。問題因變化而生，但不包括任何自給自足的元素所產生的變化。變化難以察覺，除非我們能夠以其它改變速度不同的元素作為參考點，才衡量得出變化。如果宇宙萬物皆以每分鐘一英里的速度膨脹，抑或以同樣速度收縮，我們理應永遠不會察覺。只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們可能這一秒小如蚊子，下一秒大如大象。然而，我們無從得知蚊子、大象、椅子和行星是否在比例上出現變化。唯有與其他事物比較，變化才得以凸顯。

什麼樣的變化會構成問題？兩個應變數（譯注 ：指會受其他變數影響的變數。）之間的關係改變。由此可知，汽車在城市裡成為問題，不是因為汽車太多，而是因為車子多到街道寬度無法容納，多到超過有素養的駕駛人數，以及因為過窄的街道擠滿太多車，而車上的駕駛開車太輕率，警察現階段的人力無法控管。由於汽車的製造速度比老舊城市街道的拓寬速度還快，有些人買車的速度比培養謹慎良好的行車素養的速度還快，加上車輛在城市聚集的速度比招募、培訓警察的速度來得快，也快過仰賴納稅人緩慢繳稅來支付警察薪水的速度，因此城市交通壅塞、臭氣熏天、車禍頻傳，汽車問題顯而易見。

這些害處看似是汽車帶來的，但錯不在汽車，而在汽車與城市之間的關係。乍聽下這很像在細枝末節上硬要區分出差異，可是如果我們不堅持區分這點，就永遠無法準確定義問題，也無法成功揭開問題的真面目，進而把問題解決。

再打一個比方，國防問題絕對不能由倚賴主觀判斷的一般參謀闡述。他們依循內在意識來評估必要軍力，但實際上評估的唯一方法是與潛在敵人互相比較。無論是和平還是戰爭時期，軍事問題始終在於各方軍力的比例。軍事力量純粹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英國海軍對上赤手空拳的西藏登山家，無異於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孩。法國陸軍對上在太平洋航行的漁船，根本束手無策。軍力強弱必須根據目標對象來衡量，而老虎與鯊魚並不能比較。

即便各方可能爆發軍事衝突，只要軍力比例穩定且為各方接受，就是處在軍事和平的狀態。倘若各方互相角力，導致比例長期失衡，那就是吹響了戰爭的前奏。美國與加拿大邊境不存在軍事問題，不是因為雙方勢均力敵，而是因為我們沒有比較兩者（幸好如此）。它們是自變數，彼此不相干，其中一個發生變化也不影響另一個。目前美國的主力艦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沒有遇到海上的軍事問題，因為美國與唯二能與美國匹敵的海上強權，也就是英國和日本，已經協議出一個比例並簽訂條約。 但是其他所有不受比例限制的船舶類型，在兩大洋都存在海上的軍事問題。而且如果《華盛頓海軍條約》（Washington Naval Treaty，譯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英、日、法、義於1922年在華盛頓簽署的條約。條約限制簽署國的海軍軍備競賽，例如限制主力艦總噸位和火炮口徑。）失效，本來已經解決的問題就會再次浮現，因為三國海軍將會從同步發展，轉為各自以相對他國而言並不一致的速度擴展。

4

經濟活動領域是許多問題的根源。原因正如瑞典經濟學家卡塞爾（Gustav Cassel）所言 ，經濟一詞的含義包括滿足人類欲望的方法，而這些方法「通常只有有限數量可供使用」。「文明世界的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其欲望」實際上是「無限的」，因此在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需要不斷「調整欲望和滿足欲望的方法之間的關係」。供需失衡是導致問題無止境產生的根本原因。

要特別注意的是，經濟學家在探究人類欲望和滿足方法的關係時，並沒有把各式各樣的關係調整都納入研究範圍。舉例來說，他們常忽略人類呼吸空氣的需求。空氣是無限的，人類不會求而不得，那些不需要的多餘空氣也絕對不會妨礙生活。但是，空氣也可能稀缺，比如在城市貧民區裡的擁擠老公寓區，空氣與人的關係就可能引發經濟問題。問題必須解決，解決方法也許是制定建築法規，規定每人每一立方英尺的空氣量。換句話說，經濟學家的研究範圍是人類欲望和滿足方法之間的不良調整，方法雖然可供使用，但數量有限。對經濟學家而言，在所有欲望都得到滿足的世界，不存在任何問題。在沒有人類欲望的世界，以及在即使有欲望，也能藉由自主改變意識狀態來獲得滿足的世界，問題也不存在。形成問題的要件，即是有至少兩個相互依賴但彼此分離的變數：欲望和滿足方法。這兩個變數必須有改變的傾向，先前的平衡才會被打亂。

卡塞爾認為，當經濟體系在欲望和滿足欲望的方法之間，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調整兩者的關係，便可以稱為健全的經濟體系。「這項任務可以透過三種不同方式達成，第一，消除比較不重要的欲望，從而限制欲望總量；第二，最大限度利用可用方法實現所述目的；第三，個體自己加倍努力。」

問題因供需失衡而生，故解決方法不是增加供給，就是限制需求。選擇哪一種方法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在具體情況下哪種方法可能可以採用，二是如果皆有可能，哪種方法更容易執行或更符合偏好。無論是哪種方法，都會產生我們認可的解決方案。調整兩個變數的時候，只要不讓任何一方的期望落空，就不會有問題產生，也感受不到任何問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