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不是妳想太多：給所有身心俱疲的新世代中年女性

作者簡介

艾達．卡爾霍恩（Ada Calhoun）
一九七六年生，美國作家，著有多部廣受好評的作品：講述紐約東村聖馬克街歷史的《聖馬克已死》（St. Marks Is Dead）、以婚姻為題的散文集《我永遠不會給的婚禮祝詞》（Wedding Toasts I’ll Never Give）、交織父親與詩人奧哈拉（Frank O’Hara）人生故事的回憶錄《也是詩人》（Also a Poet），以及小說《愛戀》（Crush）等。二ま一六年獲得獨立出版獎金獎（美國歷史類）。她也是活躍的書評家和自由撰稿人。

譯者簡介

李寧怡
從事國際新聞編譯多年，曾任職臺灣《蘋果日報》等媒體。譯有《獨裁者聯盟》、《長期博弈》、《歷史的草稿》、《路易十四》等書。

書籍目錄

作者的話
序章
第一章　更多可能性，卻成為壓力
第二章　陷入停滯的人生
第三章　照顧的酷刑架
第四章　工作不穩定
第五章　金錢恐慌
第六章　決策疲勞
第七章　單身，無子女
第八章　離婚之後
第九章　圍絕經期
第十章　濾鏡頭像
第十一章　新的敘事
誌謝
附錄：中年危機混音帶
注釋
參考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章】(摘錄一)

人到中年。不知自己怎麼走到這裡的，但忽然之間，半百就在眼前。回首來時路，妳瞥見原本可能擁有的其他人生。那個妳沒成為的人化為幽靈，纏擾著妳生命中的每個階段。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擺脫夢想幽靈》（Giving Up the Ghost）

我認識一名女子，她已擁有畢生渴望的一切：有一個愛她的伴侶，有兩個孩子，有她悉心經營的職涯，甚至還有自主安排每日行程的自由──但她仍然無法擺脫內心深沉的絕望感。她持續好幾個月在白天請保母照顧幼女，趁著那段時間獨自去看午場電影，坐在黑暗的影廳裡哭泣。

一位前同事曾告訴我，她在LinkedIn網站的出色個人檔案有些言過其實。真相是，她的工作並不穩定，自上次被裁員後，多年來已換了好幾份低薪工作。她沒有結婚，未曾生育。儘管她能接受自己未婚無子，仍開始害怕即將到來的五十歲生日，因為她發現她可能永遠不會擁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存款根本不敷退休所需。

我的鄰居養育了好幾個可愛的孩子，同時做著一份她很喜歡的非全職工作。孩子們的爸爸是個友善、勤奮的男人，她也不懂自己為何總是生他的氣。她甚至開始設想，或許離婚會比較快樂。有一天，我問她近況如何，她說：「如果我有更多錢，我就會離開。」

另一名女性告訴我，她已開始害怕自己會孤獨死。她和她那些已婚朋友一樣，學受過良好教育，有一份不錯的工作，把家布置得妥妥當當，體態也維持得很好。只是她一直沒有找到伴侶，也沒有孩子。她會在夜裡醒來，想著當年是否該嫁給大學時代的男友？是否該凍卵？是否應該當個單親媽媽？是否該多上（或少上）交友網站約會？還有，她不知道在她把筆記型電腦扔出窗外前，還能再忍受多少朋友的孩子在社群媒體上微笑。

一位熟識的女子告訴我，她最近很不順遂。自丈夫離開後，她就獨自帶著孩子，兼三份工維持生計。為了讓家人開心，她計劃了一趟週末小旅行。那天，她在辛苦工作一週後的晚上十點開始打包行李，想著在清晨五點出發前，還能小睡幾個鐘頭。她要十一歲的兒子自己整理行李，但他一動也不動。她又要求了一次，他仍然毫無動靜。
她說：「你要是不來幫忙，我就把你的iPad砸爛。」
他還是沒有起身。
於是她彷彿著了魔，找來一把榔頭，將那臺iPad敲成碎片。
她跟我說這件事時，我想到有多少我認識的父母曾經幻想或威脅要做這件事，而她真的付諸實行了。我笑了出來。
她說：「對，我的朋友們也以為這是一件好笑的趣事。」「但實際上，這件事很糟糕，很可怕。」當時她站在那堆碎玻璃前，第一個念頭是：「我得找個好的心理諮商師……立刻，馬上。」

自從幾年前滿四十歲之後，我就格外關注與我同齡的女性，以及她們（也就是我們）在金錢、關係、工作上的掙扎，乃至對存在意義的絕望。
為了寫這本書，我想和更多女性聊聊她們的困境，於是我致電比我年長幾歲的友人泰拉，她在堪薩斯州成長，是一位卓然有成的記者。當時的她已離婚約十年，有三個接近長大成人的孩子，和男友住在華盛頓特區一處綠樹成蔭的寧靜街道，最近還收養了一隻救援犬。
「嘿，」我和她通話時，很開心能在她極為忙碌的工作中逮到難得的空檔說上話，「妳有沒有認識誰正在經歷中年危機，願意跟我聊聊的？」
電話那頭一陣沉默。
終於，她開口了：「我剛才很努力想，我認識的女性裡有哪個不是。」

文章試閱

【序章】(摘錄二)

今日的中年女性涵蓋X世代與嬰兒潮（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四年出生）末尾的世代。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定義，X世代出生於一九六五至一九八ま年。這個名稱（或者說刻意反命名的符號）在柯普蘭（Douglas Coupland）一九九一年的小說《X世代：速成文化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出版後開始普及。在此之前，「X世代」是一九七ま年代英國一個傑出龐克樂團的名字，主唱是比利．艾鐸（Billy Idol）。樂團名稱來自一九六四年一本以訪談英國青少年為主題的書，書封寫著：「英國的不羈少年為何叛逆憤怒？本書讓他們親口說出對毒品、酒精、上帝、性、階級、膚色與快感的真正看法。」
「X世代」一詞慢慢開始用來指稱一種模糊、仍待界定的世代身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不明確本身反倒成了關於這個世代被談論的重點。沒有人真正搞得清楚我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我們被視為難以理解。有一段時間，某些專家試圖替我們冠上「第十三代」（13th Gen）之名，因為我們是美國開國元勳以降的第十三代人民。但在一九九ま年代多份刊物以「誰是X世代？」作為封面故事之後，社會大眾似乎也就聳聳肩、不再理會了。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解釋，X世代是「被忽視的美國『中間孩子』……是兩頭喧鬧巨獸之間的一座低矮、筆直橋梁」。我們是珍．布雷迪（Jan Brady）世代──被年長一輩的嬰兒潮（我們的父母、姑姨叔舅）與年輕一輩的千禧世代（我們照顧的孩子）夾在中間，黯然失色。根據一項統計，美國的X世代只有五千五百萬人，比嬰兒潮世代（七千六百萬人）或千禧世代（六千二百萬人）都少。我們永遠不會是人口最多的群體。等到千禧世代的人數超越嬰兒潮時，X世代仍將比這兩個世代少上數以百萬計的人口。二ま一九年一月，哥倫比亞電視聯播網（CBSN）有一則關於各個世代的報導，X世代完全被略過不提。同一週播出的那集《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裡，有一段讓千禧世代和嬰兒潮世代對決的遊戲短劇，固定班底基南．湯普森（Kenan Thompson）說：「我是X世代。我就坐在場邊看著世界亂成一團就好。」
X世代已步入中年，鮮少有人注意到（連他們自己也大多沒有察覺），他們其實是一個獨特、命運多舛的群體。嬰兒潮世代行銷專家費絲．帕柯恩（Faith Popcorn）告訴我：「X世代正值『人生黃金期』，卻活在一個格外分裂且危險的時刻。」她說：「他們的財務遭受重創，在文化上被排擠。他們背負大量債務，又同時被孩子與年邁父母從兩側擠壓。成年生活的嚴峻現實正狠狠打擊著他們。如果他們感到身心俱疲、迷惘無助，完全情有可原。」
我是毫無疑義的X世代成員，生於一九七六年。我是用一臺IBM Selectric打字機學會打字的。電玩開始流行時，我在雅達利（Atari）電視遊樂器上玩《月球巡邏車》（Moon Patrol），在學校的電腦上玩《神偷卡門》（Where on Earth Is Carmen Sandiego?）。少女時期，我在照片沖印室當沖印工；也曾穿著吊帶褲、擦著露華濃（Revlon）黑莓色唇膏，一本正經地為校刊撰寫專欄文章。我也有過一份典型的九ま年代工作：在音樂雜誌《Spin》實習，「超脫樂團」（Nirvana）是封面人物。（我在核對一名作者寫的新歌手介紹文章時，這位歌手的公關人員告訴我：「親愛的，她的名字是瑪麗．布萊姬（Mary J. Blige），不是布兒姬（Bilge）。」）
是否認同自己屬於X世代，得由每位女性自行決定，但我相信，如果妳跟我一樣成長於雷根總統執政的年代，玩過橡膠絲毛毛球（Koosh ball），或是聽過數據機撥接的聲音，妳就可以算是X世代的成員。
X世代的女性大多在二十多歲尾聲、三十幾歲至四十幾歲結婚，或始終未婚；大多在三十多歲或四十多歲才生下第一個孩子，或終生未為人母。我們是第一批從小聽著「妳可以擁有一切」（having it all）這句陳腔濫調長大的女性，成年後卻發現，連「擁有其中一部分」都很困難。而這一點，無論X世代女性是否有家庭，都是如此。
從一九九ま年代起，當較年長的X世代開始成家、養兒育女，我們便被一套以「媽咪戰爭」為名、令人厭倦的宣傳話語，挑撥得彼此對立。這場虛假的辯論掩蓋了真相：我們所做的選擇只是故事全貌的一部分。另一個關鍵在於時代背景，而X世代女性所處的時代背景是：我們被納入一場社會實驗之中，其目標是打造出成就更高、人生更豐富、發展更全面的美國女性。步入中年後，我們之中很多人發現，這場實驗整體而言是失敗的。
我們以為自己可以同時擁有成功的職涯和充實的家庭生活，收入與成就也能超越父母那一代，但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占得多少上風。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經濟學家伊莎貝兒．索希爾（Isabel V. Sawhill）告訴我，目前美國一位典型四十歲女子的全職工作年薪是三萬六千美元。扣掉托兒、房租、飲食、納稅等基本支出後，大約只剩一千美元可用於其他開銷。即使收入遠高於此的女性，也可能對自己未來的財務狀況感到不安，對於光是撐過一週就如此艱難感到錯愕，對機會似乎始終輪不到自己深感失望。
當我們指責這些女性的抱怨是無病呻吟，我們等於在貶抑自己所屬的整個世代。在社會、歷史、經濟等趨勢的共同影響下，許多婦女通往中年就是通往焦慮的熔爐──它讓我們無謂地互相嫉妒，沒有意識到其實大家都在同一艘已經開始進水的船上。我希望本書能幫助我們別把女性的憂慮當成發牢騷，而是將之視為一種校正──用來修正那些頌揚美國夢的誤導性話語；那個被讚頌的美國夢，對我們而言從來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對我們的孩子而言恐怕也是如此。
有些人也許會說，比起其他國家或其他世代的婦女，美國X世代婦女的人生容易多了。嬰兒潮與千禧世代或許會極力主張他們也面臨困境，甚至比X世代更艱辛。
一位嬰兒潮婦女得知本書的前提後說：「才不，我的世代才是第一個被說可以擁有一切的世代！」
這個概念的確誕生於嬰兒潮世代，但直到X世代出現後，才成為主流的社會期待。嬰兒潮婦女理應獲得充分肯定：她們在面對不受遏制的性別歧視與結構性壓迫下，披荊斬棘，同時也努力兼顧母親角色又不放棄自我夢想。但X世代生來就面對「擁有一切」的期待，它不是一個全新的選項，而是被社會強加的必需條件。
一位千禧世代女子則說：「我也被認為要擁有一切啊！我們的情況一樣糟！」
的確，千禧世代在成年之際背負著沉重的學生貸款，並須面對前所未見的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充滿毒性的政治兩極化環境，以及一個快速變動、許多產業動盪不定的世界。但等到千禧世代進入職場時，「擁有無限可能」的幻覺終於受到普遍質疑，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務實的期待。
無意冒犯嬰兒潮長輩與千禧世代晚輩，不過說到我們全都感染的「擁有一切」病毒，X世代染上的病毒株是毒性最強的。
話雖如此，嬰兒潮與千禧世代仍可以在這本書中找到很多共鳴（實屬不幸）。我希望年輕的千禧世代能在書中汲取有幫助的警世故事，也希望嬰兒潮世代不會因為我們進步得太少而感到錯愕。
簡單來說：擁有更多選擇，不見得能帶來更多快樂或滿足。十年前，當X世代步入逐漸中年之際，有一篇分析美國「社會概況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資料的研究，其作者寫道：「以多項客觀指標來看，美國婦女的生活在過去三十五年間已有所改善。但我們發現，主觀幸福感的衡量指標卻顯示，女性的快樂程度無論是絕對值，或相對於男性而言，都呈現下降趨勢。」
上述觀察常被引用來證明第二波女性主義很愚蠢，認爲只要女性在家相夫教子就會比較快樂。這種論點太過簡化。事實是，我們根本沒有真正嘗試過女性主義者所提出的主張。女性的確進入了職場，但無論是家庭中的性別角色，還是有薪休假的法律，都沒有出現實質改變，也沒有任何能讓這種轉變真正可行的制度配套。如果一項新法律既沒有被確實執行，也沒有獲得相應的資源支持，我們真的能說這部法律本身方向錯誤嗎？
二ま一七年的另一項大型研究顯示，女性的兩大壓力來源是工作和育兒，要兼顧兩者的女性，壓力更是倍增。我們要承擔以往由男性負責的經濟責任，卻仍同時背負著傳統的照顧義務。而且，這種雙重負擔往往正好落在事業和育兒壓力同時達到高峰的四十多歲──在這個年紀，我們的母親和祖母多半已是兒女長大離家的空巢族了。
美國中年女性有四分之一在服用抗憂鬱藥物。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九年間出生的婦女中，有將近六成表示自己壓力很大，比千禧世代高出十三個百分點。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七年出生的婦女則有四分之三「對自身財務狀況感到焦慮」。
我曾以為，只有在企業任職的女性才會分身乏術。後來我從各種職業和各類家庭的女性聲音中，都聽到同樣的焦慮。有位朋友告訴我，她在四十多歲時要照顧兩個小孩，有全職工作和副業，還要兼顧婚姻與生病的父親，以至於她總是為錢煩憂，不記得上次睡個好覺是什麼時候。我震驚不已，因為以前從沒見她為任何事煩心。
我和全美各地的女性談話時，驚訝地發現她們談到自己的生活時竟如此相似：德州一位成功的單身女性和我在餐館共進早餐時說，她曾以為自己到了這年紀應該已經結婚生子了。她問道：「我是哪裡做錯了？」
奧勒岡州一位已婚三孩媽和我談話時，孩子睡在她的胸前。她曾以為到了這年紀會有自己的事業。她也問：「我是哪裡做錯了？」
儘管過去十年針對老化的科學研究增加了，但這些研究仍時常略過中年人。即使有針對中年人的研究，通常也聚焦於男性。探討中年女性的書籍少之又少，而且通常是討論嬰兒潮世代對工作失望或對婚姻幻滅，或試圖忽視我們身體衰老的跡象，只重視脖子。
「中年危機」一詞，一般認為是出自心理分析師賈克（Elliott Jaques），他在一九六五年一篇期刊文章中使用了這個詞語，那篇文章是在探索男性藝術家（但丁、歌德、貝多芬、狄更斯）年過三十五歲後，創作的品質和內容通常有何改變。他寫道：「要度過中年危機，就要回頭療癒嬰兒時期的憂鬱，同時以成熟心態面對死亡。」
到了一九七ま年代，發展心理學家拉文森（Daniel Levinson）表示，他研究的男性大約八成都在中年經歷過「內心的劇烈掙扎，以及與外部世界的強烈衝突」。他寫道：「他們開始質疑人生的每一個面向，因而揭露的事實令他們驚恐不已。」他們可能驚覺自己為了收入穩定而放棄了創作夢想，或犧牲了自己信奉的價值──這是無數暢銷小說和電影的主題，從一九五五年的小說《一襲灰衣萬縷情》（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到一九九六年的電影《征服情海》都是典型名作。
在大眾文化的描繪中，典型的男性中年危機是一場破壞秀──首當其衝的是婚姻，接著是事業、既有常規和名譽。恐慌通常始於男人開始掉頭髮，隨之而來的，則是一陣翻箱倒櫃、試圖找回大學時代黑膠唱片的狂熱。治療方式：規律地「使用」年輕女性，以及色彩鮮豔的各式交通工具。
這樣的男人在電影和書籍中多到數不清──其中甚至有些不是由麥克．道格拉斯主演。「伍迪．艾倫─《美國心玫瑰情》─《尋找新方向》」的電影產業複合體反覆生產出同一類戲劇：女性一貫是乏味的背景人物（尖刻的妻子、無趣的姑媽、悲傷的姊妹），用於襯托男性角色對激情人生的渴望，他們彷彿唯有如此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價值；而所謂「激情人生」通常以某個少女的形象呈現，出現頻率之高，已到令人起疑的地步。
中年女性的中年危機若要寫成劇本，確實會有編劇上的困難，我懂。根據我的觀察（我訪談過的許多專家也證實），女性的危機往往比男性來得安靜許多。有時她們也會嘗試一些戲劇性的行動（來一場轟轟烈烈的婚外情、轉換職涯跑道、在後院搭建「自己的小屋」等等），但更多時候，她們只會把痛苦隱藏在日復一日的持家與工作中。
單從外表看來，也許根本不會有人發現任何異常之處。女性可能會獨自看電視時喝掉一整瓶葡萄酒、可能靠可食用大麻二酚（CBD）來減壓，或每天下午在學校車道上等著接孩子時哭泣。又或者，她們會在夜裡睜眼躺著，目光直盯著天花板。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賣座電影以「女主角坐在車裡凝視著擋風玻璃嘆氣」作為故事核心。
所以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人認為以「危機」來形容高功能女性經歷的這一切太過極端，因為她們看起來可能只是一時的身體不適、心情低落或略感辛苦。今年，我和著名學者蘇珊．惠特伯恩（Susan Krauss Whitbourne）同臺參與一場座談時，她表示，沒有科學證據顯示人到中年會出現可預期的崩潰，把中年壓力稱為「中年危機」，只是「為不當行為開脫的藉口」。
她說：「如果人在中年時感到憂鬱，可能原因很多，其中最不可能的就是『年齡』。」然而，即使如此，惠特伯恩也承認，X世代是特別憂鬱的一群人，而且這個世代的女性「壓力非常大」。
我同意她的觀點。如果女性不管內在感受如何，仍然可以迅速完成組織嚴謹的PowerPoint簡報，還能在孩子學期末時準備精美禮品籃送給老師，真的能說她們處於「危機」之中嗎？
我朋友的姊姊珍妮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原本在STEM領域任職，但最近因聯邦預算刪減而被裁員。她說她不覺得那算是中年危機，接著又客氣地補充：「還是說，我經歷了婚姻破裂、破產、房屋被法拍，在西雅圖住了二十六年後因罹患動脈瘤而搬到洛杉磯，這樣算不算中年危機？如果算的話，那妳可以訪問我。」
我問住在巴爾的摩的朋友艾米是否正經歷中年危機時，她先說沒有，接著又說：「等等，妳是指『我的人生怎麼會變成這樣、我到底是誰？』那種驚慌失措感嗎？那我絕對正在經歷。」
這或許貼切地呈現了我為撰寫本書所採訪的兩百多位女性之中，許多人正在經歷的狀態，但我還是比較喜歡用「中年危機」這個詞。我喜歡這個詞，是因為它讓事情聽起來很嚴重，我認為就是有那麼嚴重。根據我的經驗，X世代的女性會花很多時間讓自己以為那些不舒服或不安的感受並不重要。許多女性告訴我，她們連說出這些感受都會覺得難堪。我採訪過的最不快樂的女性，即使已深陷憂鬱或身心俱疲，仍會為自己「哀哀叫」而道歉。幾乎每個人都說自己「很幸運」。
倒也沒錯，我們的確在很多方面很幸運。放在全球的脈絡來看，今日的美國所能提供的機會，遠比我們祖母或母親的時代多得多。儘管仍有許多女性只能靠薪資僅達最低標準的工作謀生（而且她們面臨的危機並不僅限於中年），但整體而言，薪資差距正在縮小。男人會做更多家務。對性別歧視的反擊也比過去更多。請自行加入任何「我們不應感覺人生很糟的理由」。高學歷中產階級與中上階級女性若發出抱怨，很容易被貶損成只是暫時的挫折、可治療的荷爾蒙失調或「已開發國家的雞毛蒜皮」（#FirstWorldProblems）。
好吧。我們都同意，X世代的女性不該覺得難受。
那為什麼我們就是很難受呢？
（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