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新版）

作者簡介

劉紹華
人類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從愛滋、毒品與麻風（漢生病）等疫病及醫療的角度切入，分析國家與全球衛生，理解當代社會變遷的本質與傾向，以及身處變遷中的個人生命經驗與轉型。著有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及其譯寫而成的醫療民族誌《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以及《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病非如此》等書。其著作屢獲臺灣、中國、香港與其他國際書獎肯定。

書籍目錄

新版序
導論
•中國麻風防疫的初步成果•後帝國論述下的防疫運動•防疫歷史的再現
第一章 疾病隱喻與政治運動
•麻風簡史•社會主義衛生運動•獨特的麻風防疫之路
第二章 進入社會主義的防疫建制
•從宗教網絡到蘇聯模式•薪火相傳、開枝散葉
第三章 聚落體制化與防疫實驗
•人民公社與集體化運動•集體化下的麻風防疫•縱橫交錯的全國防疫網
第四章 新手醫師的階級、性別與情緒勞動
•醫士、醫學生與新手醫師•汙名下的情緒勞動•記憶的性別與階級•防疫工作再度轉型
第五章 文革動亂下的麻風防疫
•政治狂潮與去專業化•醫療下鄉的挑戰與生機•科學主義與汙名政治•文革的下場
第六章 新國際主義下的變與不變
•進入全球麻風治理版圖•新國際主義下的本土實作•全球化轉型中的弱點與焦點
第七章 最後的衝刺及餘緒
•國際影響下的翻身與嘗試•教會重返巨變中國•重樹道德模範•麻風隱喻的變遷與固著
結語 歷史再現與生物政治
•回顧與展望：兩層倫理反思
跋：黑暗中的熒熒燭光
注釋
書目

推薦序/導讀/自序

【新版序】

「防疫是人道主義，還是政治計畫？抑或兩者皆是，但孰輕孰重？何種人道，如何政治？以何評斷成效？」

作為長年研究流行病與社會的人類學者，我經常穿梭於歷史敘事和社會實況的較勁現場。我的領悟是：無論是以高調姿態宣告的防疫成功，抑或鐵板一塊式的防疫失敗論述，皆脫離了複雜的社會與歷史現實，也難以向未來提供借鏡。

本書是關於當代中國麻風防疫的研究，二○一八年首次出版時，導論便提出前述這些問題。八年過去了，如今回望，深感這些問題對於反思任何重大防疫作為，依然具有意義。歷史的既視感顯示，不分疫病與國族，各類防疫經驗的爭議性質，必有雷同之處。

在此後疫情時代，重返本書，我的感觸是：這個探究當代中國如何應對人類最古老傳染病的研究，所折射的不僅是歷史，亦是當前。

COVID-19對醫療與社會的衝擊記憶猶新，又彷彿不堪回首；關於這場新興疫病影響的回顧、討論與反思仍猶疑難定，諸多面向尚未獲得研究者及公眾的關注。二○二○年起那三年間，全球人類看似同步經歷同一場大疫，實則並不完全共享眼前的疫病歷史。經常出現在檯面上的，是將防疫描述為「成功」或「混亂」的主流敘事，而具體防疫作為及其影響所形成的歷史細流與伏流，仍屢屢難以進入公眾的視線與認知之中。

這些被忽略與簡化的歷史現象，正是本書的兩個關照重點：歷史敘事的分歧與醫療防疫人員的處境。誠然，殷鑑不遠。

中國於一九五○年開始的全國性麻風防疫運動，其動員規模之大史無前例。我對這場跨越半世紀的防疫歷史研究，是從閱聽主流敘事及看見伏流歷史兩種再現之間的歧異開始。在十多年的研究期間，為了尋找伏流並解析資料背後的政治糾葛與倫理挑戰，我承接了研究生涯中最漫長且艱辛的考驗。在經歷過這段隱晦歷史的洗禮後，我自許能保有「入世卻不入局」的冷眼熱心觀點。

本書探究歷史伏流的切入點，是從防疫醫師的面向出發，這是過去麻風研究甚少著墨的角度，在書中我稱之為「麻風醫生」。一方面，他們是在隔離的疫情張力中，少數得以穿越空間與政策之人，也是影響防疫成效的關鍵工作者；但另一方面，他們經常夾處於政治與病患之間，直接面臨「政治計畫」和「人道主義」的路線之別。

由於本書對這兩個重點面向的理解，二○二○年初武漢封城震撼世人之際，我不禁立刻回顧此一研究，寫下〈說給疫情倖存者聽〉。長年對傳染病與社會的研究，也讓我無法忽視臺灣COVID-19政策對防疫醫師及防疫論述的影響，進而投入相關研究與出版。自疫情之初，我受邀演講、訪問、撰述、製作Podcast，並將思考延伸為《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春山，2020），其中關於汙名、人權、公衛倫理、全球衛生、中醫藥、隱喻、道德模範等議題，便是立基於本書成果的進一步討論。

在那段瀰漫恐慌困惑氛圍的時期，我勉力遵守一個原則，那便是僅透過歷史回顧與研究經驗來審視叩問當前，終究不應亦無能針對成敗輕下斷言。我以為，那應是學術與政治倫理的底線。

只需謹慎持重地回顧歷史，我相信任何人都能心有所感，進而對當前處境得出自己的回應。然而，最困難的從來不是在當下給出回應，而是慎重回顧歷史的意願與直面複雜真實的能耐。

從本書的研究出發，我對麻風與新冠這兩種看似截然不同疫病的歷史反思，除了反映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意涵外，同樣重要的是，當直視中國的兩場疫病防治時，身為研究者的我，面對的是幾乎抱持同一傾向的政府治理。在本書中，我將這樣的治理傾向，以「後帝國」論述與實驗名之。

在生命政治的實作中，疫病類型與治理手段的差異必然存在，但往往令歷史回顧者驚異的，卻是不變的固著性。因此，不論是本書研究的麻風防疫，或是若我們欲回首甫成為近期歷史的新冠大疫，本書結論所提出的兩層反思，我以為皆能適用，且不限國家與區域之分：

「一是歷史再現的政治……第二層討論，則是關於公衛防疫與個人自由的倫理爭議。」

「……試圖透過延長研究期間，讓超過十年的歲月來沉澱認識，以降低初次或短期聽聞閱讀特定資訊時，因瞭解有限而可能產生的誤判。……理解歷史的再現如何形成，試圖讓曾經發生過的事得見天日。」

「……回顧中國防疫成果的代價。……個人失去自由，而公共衛生達成效益。……值得深思的是，「公共」的界定基礎為何？以公共之名犧牲個人權益的底線何在？不論是「公共衛生」、「公共福祉」或「共善」，以「公共」之名而行的政策，實則可能依照特定的政治及道德理念而大異其趣。其間的關鍵就在於該理念所在意的「公共」人群定義。」

在此引述結論，旨在說明本書的兩個核心提問：「中國是如何辦到的？」與「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換言之，這個在政治與醫療實作上具備典型意涵的歷史案例，關乎的不僅是中國經驗；由於中國的疫病、人口和幅員規模，以及國際對其防疫成效的評價，更突顯出具有通則意義的反思焦點。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這本書才值得在後疫情時代重新修訂出版。

個人小史果然難脫巨觀脈絡的影響。我不曾想過還會與這個研究再度照面。二○一八年此書初次付梓後，我原以為再無餘力重返麻風研究，畢竟這段自二○○三年開啟、挖掘歷史伏流的歷程，當年已令我力竭。如今既隨時代推移，我便也坦然面對，認真修訂。

本次修訂的主體內容並無變動，主要是更新部分資訊，尤其是因為過去八年間又有資深麻風醫生陸續離世，以及當年書寫時一度以為已成往事的後帝國實驗，如今卻有重返之勢。其餘多為錯漏字的勘誤與文句增刪調整。表面上，這些修訂看似工程不大，理應不覺疲累；然而，僅僅是重返本書，以既主觀貼近又客觀抽離之眼，再度檢視自己的歷史書寫，其中所啟動的心力，實非修訂二字足以涵括。

惟幸，時隔多年再度詳細修訂書稿，我頗為訝異於個人探尋歷史伏流的意志與韌性。果然，有些問題年輕時才會問、才有能力追問、才有股力氣不放棄地直面問。如此，儘管仍存在力有未逮之處，我應能維持八年前完稿時的感受，得以無愧於心才是。

二○二六年三月八日定稿

文章試閱

【導論】

#同學會

四川省涼山州府西昌市，二○○七年十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一天，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西南山城的一間庭園餐廳，像在辦喜事一樣，大清早便熱鬧烘烘，湧入五十三位中老年人。他們大多來自涼山各縣，有的則從四川其他地區前來，甚至還有外省遠道搭機飛來的，同赴「美姑皮防班三十年同學會慶典」。

這是一九七五年開辦、為期兩屆的涼山麻風病培訓班學員的首次重聚。我與這群大多已退休的麻風醫生相處了一整天。

生平第一次，我瞧見了麻風醫生的世界，引發我對這個「皮膚病防治」專業的長年研究關注。那天，在與諸位對我友善且好奇的醫師聊天訪談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他們之間有種「同仇敵愾」的惺惺相惜。

別人瞧不起我們，其他衛生人員也看不起我們的工作，我們不能看不起自己！

諸如此類的話語和笑聲，不斷交錯浮現。當天大家還聘請專業攝影師記錄重聚時光，我也受邀加入了同學會的大合照。

在長年的研究過程中，我見識過不少類似的時刻。麻風醫生相聚時非常熱絡，回憶往事則情緒五味雜陳。甚至，說起當年的艱辛，就像有所投射似的，還可能反過來問候我說：「你做這個研究辛苦了。」

不論辛苦與否，這個研究在方法與分析的格局上，確實帶給我不少挑戰與收穫。二○○三年我首度踏入涼山的麻風村，二○○五年首次記錄一位涼山麻風醫生的生命史。二○○七年參加涼山麻風培訓班的同學會後，我開始積極尋找曾經參與麻風防疫的醫療衛生人員、拜訪麻風村落與防疫機構、蒐集檔案文獻。所有這些投入都有助於我研究這個一九五○年代才逐漸成形的醫療專業，而其中最為關鍵之處，便是尋找老麻風醫生。

從我最熟悉的涼山開始，逐漸擴展，以央人介紹的滾雪球方式，經歷了歡迎、猶豫、拒訪等各種反應。在沒有太多預期和假設的情況下，我的訪問軌跡依序在中國的地圖上展開：成都、南京、北京、雲南、廣東、上海、浙江、陜西，還有一些去過但研究未深或訪問不成的省分縣市。偌大的中國就在漫長的研究過程中，成為我的「田野」。

至今，我已正式訪問過三十四位男醫師、十一位女醫師，他們都在一九五○至七○年代末之間開始參與麻風防疫。二○一七年底，年紀最長者已九十六歲，最年輕的也六十多歲了。幾位於一九二○年代出生的受訪者，在研究的過程中辭世。我與受訪者的緣分，有些僅只一回，有深有淺；有些我數度回訪，每每交談許久；有些我與之保持通訊往來，珍視他們的書信筆跡。無論緣分深淺，他們都以自身眼光和經歷，向我訴說了一個未曾面世的政治與防疫後臺。

一九五○年起，中國逐步實施全國的麻風隔離政策。一九八一年改革開放之初，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標準而言，中國已達成了消滅麻風的初步成果。

中國是如何辦到的？

本書的目的，便是釐清這段隱晦莫名的歷史，並將歷史的公共性還諸於勞苦沉默的眾人。這些麻風醫生的口述訪問，對於我研究中國在一九五○至八○年代政治動盪下雷厲風行的麻風防疫，至關重要，呈現出文獻檔案未能記錄的歷史。他們的敘述所展現的個人與集體情緒，及其時代政治性，有助於我們理解無數難以言說的個人生命，對於防疫歷史的關鍵影響。

#中國麻風防疫的初步成果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共產黨（後簡稱「中共」）基於疾病的國族和階級隱喻，展開中國歷史上首度窮國家之力的巨型麻風防疫。若考量彼時中國的專業人力短缺、經濟停滯、技術限制與麻風歧視，可以想像防疫必然困難。

僅從患者人數之眾、分布之廣，可窺見難度之一二。

一九二二年，在華教會組織「中華續行委員會」（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出版其調查在華新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情況的報告指出，中國僅十八省即約有四十萬名麻風病人，沿海各省為最大的麻風疫區。一九二七年，中華麻瘋救濟會總幹事鄔志堅在該會發行的《麻瘋季刊》則指出：

「世界上患麻瘋者，為數約二百萬，據調查所得，其散居我國各地者，有一百萬之多，苟此種估計而正確，是在我國，每四百人中即有一患麻瘋者，寧非一大可怖事，然我終望是數之過誇，因我國素無此項精審之調查故也，然而我國麻瘋蔓延之廣，甲於全球，此乃不可掩之事實。」

一九三七年，在華傳教醫師麥雅谷（James L. Maxwell, Jr., 1876–1951）於《國際麻瘋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prosy）撰文，承認中國的麻風疫情缺乏稱得上為「統計」的資料，但強調別種資訊仍有助於掌握中國的情況。他進一步指出，氣候地形並非絕對的疫情指標。中國自古多麻風盛行之地，一般以為沿海地區、尤其南方患者最多。然而，不論潮溼、乾燥、炎熱、寒冷、高地、低地等地理氣候差異，黃河以南，麻風疫情都頗為普遍。

一九五七年，中共政府舉行第一次全國麻風防治會議，提出官方的統計數字為：至一九五六年底，全國約有三十八萬至三十九萬名麻風患者。彼時中國人口約為六億，即盛行率（prevalence）為每一萬人中約有六名患者。

一九八○年底，中國麻風的盛行率已低於萬分之一。聯合國於一九九一年正式提出標準：全國盛行率低於萬分之一的國家，雖未根除疫病，已可視為消滅了麻風對公共衛生的威脅。

中國於三十年內達成此初步防疫目標。若將之與印度相比，兩者同為人口眾多且麻風病流行的大型發展中國家，當代中國的防疫成果尤其醒目。

僅從表面現象來比較中、印兩國。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國的麻風防治是以教會救助為主，由於戰亂等因素，國民政府大概有心無力。一九四五年之前，印度的麻風救助也是以教會為主力，殖民政府的作為鬆弛。英國傳教士於一八七五年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地區設立第一個麻風救助聚落，之後英國殖民政府陸續資助相關的慈善機構。由於基督宗教的慈善關懷、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教化和對疾病可能威脅殖民母國的憂慮等因素，麻風成為殖民治理的衛生關注，但殖民政府並不採行嚴格的隔離措施，尤其是印度南方。

一九四五年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獨立，當時估計全國約有二五○萬名麻風患者，但只有二三一個隔離性的麻風聚落，僅能收容五％的傳染病例。一九五五年，印度開展麻風防治計畫，進行全國調查，在疫情眾多的地區設置防治中心或診療點。印度也曾考慮過採行強制隔離以防治麻風，卻無法落實。學者指出，對於印度這樣一個貧窮的共和國而言，要同時隔離超過十萬名麻風患者，國家財政難以負荷。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後，逐年擴大強制隔離政策。當時的中國甫經歷長年戰亂、政治與經濟的遽變，並不會比獨立後的印度更具備大規模防疫的條件。然而，一九八○年代，在世界的麻風地圖上，中國已擺脫了疫情警戒，而印度的疫情顏色，至今仍是一片沉重。

從後見之明來看，一九五○年代便是中、印兩國防疫治理的分水嶺。如同印度麻風專家在一九八○年代之初的發言所示，要回顧該國的麻風問題，必須要有全貌觀，得考慮文化背景、社經情況、一般衛生標準與醫療基礎設施等條件。同理可問，中國麻風防疫的全貌觀為何？

國際麻風協會會長勒夏（Michel F. Lechat）在一九八一年訪問中國後曾說：中國麻風防治的經驗可以超越中國國界，為其他國家借鑑。

中國的防疫經驗是否真能做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借鏡？

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

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從中國極具爭議的「後帝國」實驗觀之，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

#後帝國論述下的防疫運動

疾病防治是人道主義，還是政治計畫？抑或兩者皆是，但孰輕孰重？何種人道，如何政治？以何評斷成效？

麻風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也是古今中外廣受歧視的疫病；中國是幅員遼闊的多元族群國家，其當代政治的動盪史上罕見。諸多稀奇的特質聚攏形成的中國麻風防疫，是一個糾結了疾病隱喻、底層救助、階級政治、科學主義、國家主體與全球衛生的複雜故事。

這個特殊的麻風防疫故事，是在中共邁向「後帝國」實驗的歷史脈絡中逐步展開。我以「後帝國」來定位本書的時代性，主要涵蓋一九四九至七六年間的中國。這段期間一般泛稱為毛澤東時代，但此一表述通常指涉政治極權與一九五八年正式開始的集體化公社制，卻無法彰顯本書強調的重點，包括：此期中國集體對於歷史、西方教會、醫學知識系譜、發展典範的論述與實作方向，以及眾人對此論述的擁護、配合與矛盾情緒。因此，我以「後帝國」實驗為時代定位，透過三個面向切入分析麻風防疫的實作及結果，並提出論點：（一）中共建國後推動的後帝國政治工程，企圖一併去除帝制中國傳統、殖民帝國遺緒，以及未能擺脫前兩者影響的民國政治與社會。然而，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是否真的超越了「帝國」的影響，值得探究。（二）檢視後帝國論述的歷史斷裂與實際的醫學傳承，得以看出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是建立在教會及民國時期的衛生基礎之上，而後發展出其時代特性。（三）民初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倡行的科學主義，在中共建國後更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造就了政治性高於科學性的形式主義教條，對麻風防疫產生正負交錯的影響。

這三個分析面向呈現出中國自一九四九年展開的後帝國論述與改造，如何陷於由民族主義、科學主義、唯物主義等意識形態交叉構成的政治教條。然而，弔詭的是，麻風防疫卻在種種的政治動盪與矛盾之中，表現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因此，如何、從何評估其時代性與成效，是為挑戰。

#後帝國論述及其內在矛盾

普世常見，後設史觀會隨著政治主體的位置移動而改變：從土匪流寇到革命家、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從傳統到現代、從殖民到後殖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簡稱「二戰」）後，殖民主義陸續終結，後殖民時代的反省史觀主要是為了重建主體的歷史，但新興國家的認識論與方法路徑則可能各有不同：有時強調去殖民的立場，愛恨情仇卻是常見糾結，甚至難以放棄前殖民國的影響或支援；有時企圖超越殖民╱被殖民的二元架構，以突顯殖民地的能動性，如強調殖民醫學對於帝國和全球的影響等。後殖民時代主體重建的政治光譜，向來黑白斑駁。

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不僅是「反傳統」的現代性改造，更可謂「後帝國」的巨型政治實驗。其動機正如毛澤東寫於一九四五年的〈愚公移山〉一文所示，這位極端民族主義的擘劃者呼籲民眾，挖除擋在中國前面的兩座大山：

「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

於是，中共全面驅逐帝國主義勢力，並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的頭號敵人，同時透過階級鬥爭與歷史清算，企圖推翻「封建制度」的「傳統」。從一個十九世紀末才逐漸進入現代性制度的國族及其後繼者的立場來看，中共清算西方帝國、帝制中國與前朝民國的遺緒，至少在論述上，讓這個後帝國的斷裂相當徹底。由此展開的政治清理，使得一九四九年後中國的歷史論述、醫療走向、社會組織、文化慣習、教育制度等，都出現瞬息萬變的斷裂。

中共的後帝國清理，表面上與世界諸前殖民地的獨立建國歷程雷同，官方與知識分子都宣稱要揚棄帝國殖民主義之惡，以重建國族主體。然而，中國的情境並不盡然適用一般後殖民論述的政治架構，由以下幾個重要差異可看出其獨特之處。

中國不曾淪為單一殖民地。後殖民研究主要針對的歐美殖民國，雖聚眾占領中國，卻並非由單一帝國獨領風騷；仿效歐洲帝國而改造成形的「次帝國」日本，亦曾據領中國的部分地區。帝國的影響在中國，有聯手豪奪巧取的霸權，也有如百花競放的較勁與現代發展，多元而複雜。

在一般的殖民情境中，殖民政府掌有絕對的治理主權，所謂的殖民地菁英也多以仿效殖民母國的主流為自我定位。然而，諸多帝國都曾透過政權和非政權的管道，在中國不同角落發揮影響，尤其是英、美、德、法、日等國的實力最為深刻。這些國家主要並非透過主權政治橫掃中國大地，而是從不同面向發揮影響，如基督宗教、生物醫學、科學技術、觀念思潮、經濟貿易、政法制度、生活方式等。甚至，不同的中國學習者也對不同帝國的制度與知識來源有其好惡，對現代性的接收反映國際政治的競合，常見諸如英美派、德日派、蘇聯派等不同分類與認同，這些都可能影響其日後在中國本地的知識與技術實作，以及鬥爭。

在這些帝國影響的前線上，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外來、底層與菁英、主流與非主流的分野模糊。有時，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菁英率先學習這些西方引進的科學技術與現代觀念；有時，底層民眾反而因緣際會站在現代性的風口浪尖，在醫療慈善與福音傳教等方面尤其如此。不少最早接觸並信仰基督宗教者乃中國貧民，走投無路之人較可能主動接受「邪門歪道」的西醫治療，家貧子弟也較願意為了生計而接受西醫培訓，如一九四九年後的首位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便是一例（第二章會再提及）。

中國知識分子揚棄傳統的程度與決心，也遠非一般後殖民國家常見對傳統本質化與美化的傾向可堪比擬。自清末民國以來，不少中國知識菁英嚮往西方現代性，他們更為痛恨的可能是造成國力積弱的「傳統」，甚於侵略中國的「帝國」。殖民批判的先驅薩伊德（Edward Said）以「東方論」（Orientalism）的觀點，直指殖民主義對殖民地人民與文化的貶抑傷害。相較之下，日本和西方帝國在中國引發的情緒，不僅有一般民眾對外國人士的仇恨，也常見知識菁英藉他者之眼來批評己身國民，以企圖重塑民族形象。這種徹底反傳統的思潮，自一九一九年興起的「五四運動」即明顯展現，只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足以導致社會基本改變的力量。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官方論述與作為，則延續甚至擴大此一趨勢，更為徹底地揚棄傳統。

不過，中共雖然更加批判帝國主義的影響，卻也同時採納諸多西方觀點來檢視自身的發展與文化。歷史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稱這樣的現象為「東方人的東方主義」，認為各種的中國民族主義立場，不僅受到歐美觀點的影響，更皆以化約的方式想像中國的過去，不論是稱之為「儒家主義」、「專制主義」、「文官制度」、「家庭主義」，乃至於「封建」或「亞細亞」生產模式等德里克稱之為「馬克思版本的東方主義」的說法，都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分析與批判。更弔詭的是，中共建國後十年內，卻是以全盤仿效另一個「西方」帝國—蘇聯，來推展其後帝國的政治及科技改造（見第一、二章）。這個實驗設計頗為嘲諷：既是建立在對中國歷史與傳統的化約主義之上，又是建立在以社會主義「帝國」取代資本主義「帝國」的一廂情願之上。然而，傳統社會的階序服從與社會主義的階級政治交融混雜，效應如影隨形。與蘇聯交惡後，毛澤東思想的大纛又讓中國落入帝國般的高壓統治。

中國的後帝國掙扎，未曾走出內化深刻的帝國架構。中共因近、現代中國的劇烈變遷而產生的後帝國論述與改造實驗，交織了複雜的自我批判與二元對立、內外混融與前後矛盾，是本書案例的歷史脈絡。因此，儘管後殖民討論的某些觀點，例如殖民影響下多元混融的認同，或強調讓在主流歷史中消音的底層得以發聲等，有助於我檢視中共的國家主體重建，進而看到中國面對多重帝國影響時的糾結及其代價。但是，在內容分析與政治指涉上，我使用「後帝國」而非「後殖民」一詞，便是為了指出中國和後殖民國家在歷史情境與分析上的差異，尤其是國家論述與實作的矛盾，突顯毛澤東時代下中國的帝國反覆情結。

（下略）